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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21年9月6日，星期一； 五十年前的今天，也是周一， 那一天，新学期开始了—— 记念五十年前的结识…… ——编发小记，20210906 藏书中的情思 ——比我年长的《牛虻》 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看过《牛虻》这本纸质书的人不多！《牛虻》是一部小说，是英国（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受到当时身边革命者的献身精神的激励写成的，最早出版于1897年。《牛虻》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党人牛虻的形象。“牛虻”是本书主人公的绰号，其少年时代的名字叫亚瑟·伯顿。在本书中后篇，化名费利斯·里瓦雷兹。
我是1972年看到这本书的——那年的3月下旬，我们高二年段全体师生到杨梅坪参加“日（洋铺）－托（溪）”公路的建设。五天的劳动结束后返回的那天，我去托溪乡的圈石村看望姑妈。经同意，次日从大表兄的落满灰尘的简易小书架上拿走两本用牛皮纸包的书：《牛虻》、《译文》。自此，这两本书就成为我的藏书，而且还是我收藏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书龄”最长的书了。说“书龄”最长，首先是因为在我的藏书中，《译文》是“1953年十月号”，《牛虻》是1953年7月第1版、1953年10月第三次印刷的，两本书当属“同龄”——比我还年长！排在后面的是《普希金童话诗》，1954年4月第1版、1956年第9次印刷。再后是高尔基的《给青年作者》[1]，1956年11月第1版、1957年5月第3次印刷……第二是因为，我曾经这样说过：在我记事时，“家无一书”——当我进入高中二年级时（即1972年初），我的“课外书”除了挚友与兄长林向前赠送的那十来本有些“旧损”的书刊外，自己买的“课外书”也只有三本，即1971年用做“小工”得到的钱买的《艳阳天》（农村版上下册）、《新的高度》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所以，在我的藏书中，《牛虻》、《译文》与这些书一样都是“老书”了。
这两本书的护封或扉页虽然有用毛笔写着相当漂亮的“叶玉琪”或“玉琪”的名称（大表兄自取的名字），但并不是我大表兄买的，而是我的嫡亲伯父胡友欢于1958年左右退伍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寿宁（庆元）时购买的[2]——我在2000年初搬家整理《牛虻》有些掉页的牛皮纸护封时，惊奇地发现原封面上有三个蓝色钢笔字：“胡友欢”，这是伯父的笔迹（上世纪70年代末，我与伯父曾经通过信）——1958年前后，大表兄已经十七八岁，在寿宁城关念中学（可能是高中），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很正常的。因此，这两本书用牛皮纸包着还有大表兄的姓名就不奇怪了。伯父毕竟在解放军这个熔炉里锻炼了几年（当然，那时伯父还未结婚，明显带着军人的朝气——而父亲有我已经四五年了），返乡时懂得给外甥买“书”。而父亲主要是由于后来经济拮据的原因（或许还有只上过一年私塾的原因），在这方面却是“逊色”得多——实事求是地说，父亲并未主动给我买过“书”。除了那些年单位里发放的二十来本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与时事政治材料外（至今我仍保存着其中的大部分，这些书也陪伴我度过许多“无书”的日子），父亲没有给我们兄弟姐妹留下什么书。所以，从我已知的情况和“自己购买”的角度来说，可以这么认定：这《牛虻》、《译文》是我的父辈也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以来留传给我们的唯一两本“书”——无论是竹坪的祖辈还是村头的祖辈，都是如此。
这两本书到我手上后，看的人并不多——据我所记，只有三个人看过，按先后顺序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Her，另一个是我的二弟（那几年我在福州，我的书刊除了带到福州的其他都由二弟保管，不知道他是否全本看完，也不知道他是否借给别人看过）。而对书中的人物或内容有过一些讨论的，则只是我与Her——《牛虻》给我与Her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我们曾经几次谈到牛虻这个人物。1973年4月初，Her在信中跟我说——……我也不会像“牛虻”对待“神甫”[3]那样“残忍”（这里，我并不是说牛虻的残忍是错误的。反之，我赞成牛虻的性格）……——现在想起来，真正“残忍”的是“神甫”而不是“牛虻”……从1972年起至今，近五十年了，我对《牛虻》历来有一种浓厚的亲切感。特别是退休之后，在书房看到书橱里的《牛虻》，我有时会忍不住打开橱窗，取出来翻上几页——我抚摸着书本，似乎触碰到过去的岁月，心里也就有几种不同的情愫由然而生：或怀念，或思念，或怨艾，或感叹，或祝福……——偶尔，我还会想到：要是打记事起，我的家里就有很多书，那自己的人生之路会是怎样的……？【20210811于御景阁】
[1] 参见公众号“古月金阳·斜阳有爱”之《老了，还想学着“强者”之歌——高尔基的〈给青年作者〉》。 [2] 参见公众号“古月金阳·斜阳有爱”之《我的伯父》。 [3] 神甫即教士罗伦梭·蒙泰尼里（在后来的版本里，“罗伦梭”也译成“劳轮佐”，牛虻真正的生父，后升为红衣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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