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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辉 纵观中国传统诗坛，集句诗词创作由来已久，但相对流行却是始于宋代。正如宋人所撰《西清诗话》云：“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至元丰间，王荆公益工于此，人言起荆公，非也。”王安石是文学史上第一位大量创作集句诗的诗人，也代表着宋代集句艺术的最高水平。严羽《沧浪诗话》批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似乎亦与当朝盛行集句不无关系。然而，尽管集句诗词创作与其他类型的诗词创作一样，不免有良莠不齐的现象。但是，若要创作出优秀的集句诗词，尤其需要诗者的“一味妙悟”。被《沧浪诗话》评价为“透彻之悟”的杜甫，就有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谓。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对“读书破万卷”中的“破”字提出三解：“一为'胸罗万卷，故左右逢源而下笔有神’；二为'书破，犹韦编三绝之意。盖熟读则卷易磨也’；三为'识破万卷之理’。由此言之，'读书’'穷理’绝非诗歌创作和鉴赏之羁绊，反而成为诗歌创作与鉴赏者提高感悟能力和提升审美趣味的有效途径。”可以说，这段话尤其适用于集句诗词创作。对集句诗词创作而言，毋庸置疑，需要“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且“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然而，根据笔者集句诗词创作的切身体会，倒是认为更需要看到，集句诗词创作是一种特色鲜明的审美活动。 古往今来的诗学理论与实践表明，若是基于审美视域，集句诗词创作同样是“以妙悟为诗”，是在“读书”与“穷理”基础上的以“审美”为诗，即是在以主言情志为特色的积极审美心理的引领下，激活以审美意象为特色的积极形象思维，通过“从语符到意象”和“从意象到语符”这两种形象思维的循环往复，最终实现从诗词鉴赏到诗词创作的飞跃。显然，集句诗词创作既需“博学”，又尚“急智”；既要“巧思”，又要“雅趣”，在网络时代之前，集句诗词创作对诗者的“博闻强记”则有着更高的要求。但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网上搜寻可以极大地扩大人脑的存储容量，致使当下的集句诗词创作相对前人来说，则呈现出不可同日而语的无比优势。可以说，只要认识到集句诗词创作的审美属性，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倡导集句诗词创作，必然会进一步促进传统诗词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有所谓“诗有三偷”之说，认为“偷语，最为钝贼”，“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只有“偷势，才巧意精，各无朕迹，盖诗人偷狐白裘手也”。依魏氏之言，集句诗词创作当全属于“偷语”，但一首优秀的集句诗词既不“偷意”，又不“偷势”，而是化用陈词，实现集成创新，集句者“偷狐白裘”之手，让集句诗词创造出全新的审美意境。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审美效应，其要义就在于诗词审美意象的“多义歧解性”。西方学者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指出：“审美意象，我所指的是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在这种形象显现里面，可以使人想起许多思想，然而又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与之完全适应。”陈植锷《诗歌意象论》指出，诗歌意象具有“多义歧解性”特征。“从美学立场上看，所谓多义性，实际上就是意象内涵的丰富性，具体到作品讲，它只为意象审美价值的多角度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而歧解性，就是指这种种只潜在的可能性通过不同的欣赏者转化为各色各样的现实性。”换言之，所谓意象的歧解性，也就是诗歌意象的多义性在特定作品中的体现。就作者而言，同一语言外壳的意象在不同的诗歌作品中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含义，就读者而言，对同一作品中的同一意象可以有种种不同的领会。显然，对集句诗词创作，作为审美主体的诗词读者与作者集欣赏与创作于一身，从选择诗句的角度看，读者的形象思维特点是在自身积极的审美心理引领下，“从语符到意象”的积极形象思维，并根据自己的审美需求与审美体验去搜寻审美意象。其间，尽管从形式上看是在挑选诗句，但实质上却是读者通过“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来建构审美意象，且读者心中的意象也许已经完全不是原来诗作中的意象了。从筛选与集成诗句的角度看，作者的形象思维特点则是在自身积极的审美心理引领下，结合以赋比兴为特色诗学修辞理念，是从筛选与组合意象到安排与集成语符的积极形象思维，进而通过这些意象结构的象外延伸，而创造出有别于任何集句原作的审美意境。 笔者从集句诗词创作的实践中切身体会到：“网上唐风宋月明，心声遥曳古吟声。江郎未必才穷尽，但化陈词诉性情。”（《集句诗词创作感怀》）这也是基于积极心理诗学，源于积极审美心理的创作体验。其中，首句是想借用一个“明”字，说明在网络时代，强大的网上搜寻功能，可以充分沐浴“唐风宋月”，发挥千百年来诗词宝库的作用；第二句是想借“遥曳”二字，说明无论是诗词欣赏还是诗词创作，基于积极审美体验的网上“探矿”——包括“感语”与“感物”，可以引起当下诗者的心声与历代诗者的吟声产生共鸣；第三句是想借“江郎才尽”这个成语，建议时人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诋毁集句诗词创作，正如宋末何梦桂《唐心月集句序》：“荆公晚年好作集句，正不免黄太史一笑。余谓不然，集句虽古人糟粕，然用之如诸葛孔明学黄帝兵法作八阵图，必其方圆曲直、纵横离合悉在吾胸中，而后可以应敌而不穷。”末句是想借一个“化”字，来说明集句诗词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效应，其意义犹如用典，不是寻常的文字游戏，而是源于以主言情志为特色的积极审美心理，用集句的方式来“吟咏性情”。若是扬弃南宋孙应时在《跋胡元迈集句》中的说法，可以说，集句诗词是“陈词”，但不是“滥调”，不但“可以为工”，也未必“不可以为高”；既堪当“足以贻世”，又并非“不足以名世”。鉴于传统诗词的本质特征是主言情志与大美无邪，蕴涵于诗词之中的审美情感，既不是通常所说的自然情感，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智情感与道德情感，而是经由“原始唤起、内觉体验与情感外化”三个环节生成的审美情感，所以在有些境况下（如所谓应制、应景、应酬，即“三应”）采用集句方式来表达审美情感，这种从“语感”到“感语”，再从“语符”到“意象”的积极审美体验，往往有利于实现从“原始唤起”进入“内觉体验”与“情感外化”，也就是通过活用 “陈词”而集成新的意象组合，生成新的审美意境。笔者更是从集句诗词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让“三应诗”插上“集句”的翅膀，尤其可以发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社会功能，促进网络时代传统诗词的接受与传播、传承与发展。 （原载2021年《中华诗词》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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