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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蒲鲁东所不能了解的两个“不能自由选择” 蒲鲁东着急巴慌地要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超越政治经济学家和共产主义者。 “他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合成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恩文集·1》《哲学的贫困》2009P617) 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提到了蒲鲁东的各种不理解、不了解、不懂得、混淆、离开真理、“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 搞得蒲鲁东就像了“傻白甜”似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蒲鲁东不理解“经济发展”，反而空谈“经济进化”。 第一个不能自由选择：社会形式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 马克思论证道：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这可谓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雏形啊。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从这里不免读出些许马克思本人的自得之意，因为紧接着他就挥斥方遒地对蒲鲁东评论说： “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 蒲鲁东从自以为“所有权就是盗窃”伟大发现出发，从反对维护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出发，进展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良性质的“互助主义”，筹建“人民银行”，自以为在完成一项丰功伟业，实际上不过是在继续自己的老乡傅里叶的社会主义空想而已。两人都出生于法国商业气氛较浓厚的法国东部城市贝桑松，只不过蒲鲁东出身农民兼小业主家庭，傅里叶出身于富商家庭。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也讲生产、交换和消费，只不过他是以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捐税→贸易平衡→信用→所有权→共有制→人口这十个时期的“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的链条方式进行的。而且，他一上来就是“分工”，而没有想过分工和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分工自身的历史形式问题。
第二个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 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形式不能自由选择，反溯地讲，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的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就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生产力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但这种实践能力却不是人们能够自由选择的，它取决于三个“决定”条件： ① 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 ② 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 ③ 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 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马克思主义又被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实践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 生产力的世代继承与发展，构成人类在“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联系。马克思这是在点明生产力的客观性和历史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啊。 “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马克思之所以特别强调“社会历史”始终是人们“个体发展”的历史，就是为了避免鲍威尔的“无限的自我意识”、蒲鲁东的“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对“个体”的虚无化，但个体又不是麦克斯·施蒂纳那样要求绝对自由的极端利己主义“唯一者”，施蒂纳说： “同神一样，一切其他事物对我皆无，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我并非空洞无物意义上的无，而是创造性的无，是我自己作为创造者就这里面创造出一切的那种的无。……对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2018P5）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1846年5月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75%的篇幅都是批判施蒂纳的，所以马克思一开始就对极端自由主义的自由人充满警惕性的。马克思在承认“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同时，又不忘提醒“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马恩文集·1》《德意志意识形态》2009P519、P523-524) 恩格斯在致麦克斯·希尔德布兰德（1889年10月23日）信中谈到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这一窝无政府主义者时说： “使施蒂纳获得再生的是巴枯宁，顺便提一下，巴枯宁当时也在柏林，并且在听韦尔德尔讲授逻辑学时，同四、五个俄国人一起坐在我前面的凳子上（1841-1842年）。蒲鲁东说的那种无害的、单纯语源学的无政府状态（即没有国家政权），如果不是巴枯宁把施蒂纳的'暴动’的大部分吸收到它里面去，那它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也成了十足的'唯一者’，他们唯一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两个可以和睦相处的人。”（《马恩全集》第一版，第37卷P287） 蒲鲁东和施蒂纳一样，实质上都是从“个体人”、“自由人”的角度来看待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就连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是从“两个自由意志的斗士”开始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当然，蒲鲁东不理解的东西还有更多呢，下次再叙。 {转发并关注，每天必定有点小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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