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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恩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476-488）
篇八：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的观念演绎 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就是由一整串相对抗的经济范畴系列所构成的。他试图在政治经济学范围以黑格尔“正-反-合”的方式解决康德的“二律背反”的先验幻相问题。 对蒲鲁东来说，他是要确定“经济现象与思想的抽象规律的永恒一致性”，政治经济学也不过哲学或逻辑的一种实现或实际的运用，是“自然规律与理性规律的同一性，物质规律与思想规律的同一性”的证实。（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译，商务印书馆2018P165） 我们可以先将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论的“经济范畴”观念演绎方法图示如下：
蒲鲁东曾这样论述过自己的哲学形而上学方法论问题： “人的理性所作的决定被称之为观念（包括对先验假设的概括观念、或曰原则、概念、范畴，以及第二观念，用比较专门的术语说就是后天观念或实证观念）。”（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译，商务印书馆2018P175） “为了确定价值，换句话说，为了在社会内部把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组织起来，社会所经历的过程恰恰和理性创造概念的过程完全一样。首先，社会提出一个原始事实，作出一个假定，就是分工。分工是一种真正的二律背反现象，它的对抗性后果就像观念上演绎出的结论一样，体现在社会经济中；因此，工业运动随着观念的演绎而分为两股洪流，一股是产生有益结果的洪流，另一股是产生有害结果的洪流，两者都是必要的，都是同一个规律的合理产物。为了协调地构成这个两重性的原则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便创造出第二个二律背反，随后很快又创造出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一直就是这样前进，直到解决了自己的全部矛盾为止(我假定人类的矛盾是有止境的,尽管这点还没有得到证实)，然后再跳回原来的各个出发点，按照一项统一的公式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译，商务印书馆2018P166） “社会上新机器的出现，是分工的反题，即分工的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分工和杀人劳动的抗议。机器是什么呢？机器是把被分工所分割的各部分劳动联结起来的一种方式。”（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译，商务印书馆2018P167） “一项新定理的发现给几何学家提供新的能力，同样，一种新机器的发明也会减少手工劳动，加强生产者的力量；因而我们可以相信，分工的二律背反即使不能因此完全消除，最少也会出现均衡，得到中和。”（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译，商务印书馆2018P168） “有了分工和机器，政治经济学就全部形成了；犹如有了分析和综合，就构成全部逻辑，构成哲学一样。劳动必然是交替地通过分工和借助工具来进行；正如推理必然是交替地进行分析和综合，仅此而已，别无他法，也绝无他法。劳动与理智是永远超不出这个范围。所以，普罗米修斯和内普顿一样，三步便跨到世界的尽头。”（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译，商务印书馆2018P168） 普罗米修斯被蒲鲁东看所人类社会的代表，他合理安排自己一天的劳动时间和不同工作的分工；内普顿（Neptune）又译尼普顿，是罗马神话中的海神，他和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一样，手执“三叉戟”武器，蒲鲁东是要要以此借喻“正-反-合”的辩证法。
意大利波洛尼亚Maggiore广场上的海神尼普顿雕像；玛莎拉蒂（Maserati）的三叉戟车标即是由此而来。 {转发并关注，每天必定有点小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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