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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章句上》讲：“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朱熹《孟子集注》：“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恶相去之远，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扩充以尽其才也。” 孟子持心性论立场，曰“性善”，仁义礼智四善之端皆根源于心之本有，强调的是“非由外铄我也”。 朱熹则持天道观形而上学---本性论立场（心性本之于天道），虽然他也坚持由仁义礼智之四善端所发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是，他却又将人心所具“仁义礼智”之善性的根源诉诸于“天道”。如此，朱熹和孟子也就有了不同。 朱熹学宗二程，而二程又深受张载、周敦颐之影响，后两者具有浓厚的宇宙论（天道）——形而上学（理）之混合思想。特别是张载对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对二程和朱熹的影响殊深，遂有以天道之“生”训人性之“心”之传承。
二程讲：“天者，理也”。旗帜鲜明地体现出从天道观向形而上学立场的过渡。 在《周易·系辞下》中有“天地之大德曰生”。程颢从天道观立场出发说：“天只是以生为道。”但此天已非宇宙论苍苍之天，而是形而上学之天——天者，理也。 《易·复卦》讲“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程颐据此而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之语，将天地之心在内容上导向于“仁”。程颐二传之弟子李侗从“理与心一”的立场出发又提出“仁是天理之统体”的主张，李侗的得意弟子朱熹对程颐、李侗的思想继而承之。 《朱子语类·卷五性理二》讲： 发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 《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讲： 当来得于天者只是个仁，所以为心之全体。却子自仁种分四界子：一界子上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义，一界子是仁之礼，一界子之仁之智。一个物事，四脚撑在里面，唯仁兼统之。 “仁”字须兼义礼智，方看的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 学者须是此心常存，方能审度事理，而行其所当行也。此孔门之学所以必以求仁为先。盖此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且要先识认得，先存养得，方有下手立脚处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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