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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物皆有其形质之“器”，器聚则生化不息，器散则止息，止息即上文“不生不化，静之期”所谓。无论动物还是植物，有机体器聚之时，无不处于神机之出入和气立之升降状态之中，但是“动而不已，则变作矣”，有机体之器聚终有器散之时，器有大小，时有远近。 先附录原文如下：化有大小，期有远近，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故曰：无形无患。此之谓也。 一、化有小大，期有近远 生物有机体器聚则化生，但器形有小大，寿命有远近。微生物之小者，肉眼难辨，巨生物之大者如北海之鲲鹏，不知其几千里。生物不生不化止息静死之期，其近者如朝生暮死之蜉蝣，其远者如彭祖之长年八百，甚者如大椿以千百岁为春千百岁为秋。 二、四者之有 王冰、马莳、张介宾、张志聪、高士宗、高亿、孟景春、王洪图等皆将“四者”注解为“出入升降”以相关于上句“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但这是不符合文本逻辑的，如上文岐伯曾有言：“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故气有往复，用有迟速，四者之有，而化而变，风之来也。”这两句话中的“四者之有”之“四者”指代的是往、复、迟、速四者，上面所提各家之注，并没有将其上溯于上句话中的变、化、成、败四者，何以此处反而上溯于上句话中的出、入、升、降者呢？这既不符合本篇大论的文本逻辑，也不符合注家自身的前后注释逻辑。 真正讲来，“四者之有”之“四者”代指的乃是小、大、近、远四者，后文“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守的就是天命小、大、近、远之常，而升降出入四者乃生命自身的能动性，无所谓守与不守。故黄元御注曰：“变化相薄，则有此成败倚伏之期，但其生化有大小，则其期有近远耳。小大近远四者之有，不能无也，而贵守其常，不逐其变（静则常，动则变），反常则灾害至而祸败作矣。” 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 “而贵常守”是个倒装，亦即“贵守其常”，生物之化各有其小大远近之常，守常者为贵，反常者为灾。如《庄子·秋水》北海若讲：“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冰者，笃于时也。”井蛙夏虫各有其小大远近天命之常，守其常则为贵，井蛙要遨游于大海，夏虫要历经寒冬，反其常性，则灾害至。
小麦止息，玉米生化，鸟雀终将器散，各有其小大近远 四、故曰：无形无患。 一切生物皆为有形质之器者，有器则终将有散之时，器散则有机体分崩离析，生化息矣。器作为生物的物质基础，是一切变化相薄、成败倚伏等生化活动的存在论前提条件，有生化必将有止息静死之患。除非无形质之器而独具生命之能动性者，但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物质之器毕竟是第一性，而精神之能动性乃是第二性的东西，真人虽能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但终究难免肉身之败，除非得道飞升成仙，这就陷入客观唯心主义的窠臼了。《道德经·十三章》老子讲：“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身乃有形质之器，身死器散而止息，神机和气立之能动性皆化为乌有，“患”作为机体能动性表现之一，其又从何来？是以“故曰：无形无患”。当然，“故曰”二字，岐伯并未点名其出处。 五、此之谓也。 “此之谓也”乃是岐伯对黄帝“不生化乎”之问的应答结束语，意为：任何生物，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难逃器散止息不生化之定数。 明日继续参详本篇大论最后一个问题：有不生不化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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