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背景介绍 一、问题与挑战 （一）世界变局中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变差 （二）制度化的经济安排已经让步于各国的安全考虑 （三）挑战中也含有机遇 二、“商品货币”、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汇兑机制变化的实践 （一）除了垄断性的资源类产品外，调整国际贸易关系，各国可用于博弈的基本牌是进口能力。 （二）中国故事：外汇，汇兑机制及汇率政策实践的简单回顾 （三）合理处置外储是新形势下的新课题 三、适合中国的商品赋值货币与国际稳定商品价格协议的关系 四、结论和实现路径 （背景介绍：奥地利文学家茨威格对一战前十年工业化国家亢奋的“全球化”原因的总结是，我们有太强的能量无法控制。社会学家的观察是资本是这一危险现象的动力。后来的一次世界大战背书了社会学者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论断，因此还激励世界进行了长期的社会实验以求根本解决资本扩张导致世界不和平的问题。而经济学意义上的观察是，工业革命、技术进步使生产能力大增，工业化国家无法在一国主权范围内自行解决维系大工业化生产运转所需的原材料投入和市场消纳产出。两次世界大战与这种生产模式的本质需求息息相关。 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轮回，催生出了救赎欧洲工业化国家不再重蹈覆辙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的三大支柱分别对应的问题是: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解决的是给战后已成废墟的工业化国家重建基础设施，以恢复经济的自我生产能力。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要解决的是工业能力重建之后各国可通过国际共享市场，来替代旧时用炮舰外交扩张外部原材料供应，以及建立经济势力范围保有排他性的制成品国际市场的老路。国际货币基金（IMF）解决的是国际大市场形成背景下的贸易资金短板和汇兑体系法制化问题。这一套体系实行了七十多年，较好地舒缓了现代大工业能力驱动的战争意愿的基础。 这一套体系也有它的弱点，就是没能关注经济规律特异的大宗商品的问题。这使得世界大宗商品生产与贸易长期游离于制成品国际贸易的制度性安排之外。制度性安排中没有共同富裕的激励机制，使得南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发展难以实现。好在近三十年来资本跨国流动的量逐渐超过了跨国贸易资金量，其中一部分投向了大宗商品生产。跨国投资取代了控制原料供应地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但是，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周期性波动问题依然存在。历史学家根据当前世界形势发出了警告说，现在出现了有某些与一战前类似的地缘政治发展趋势。 左尔坦·珀萨尔在《金钱、商品和布雷顿森林体系III》文章中提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德国中央银行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应对了国际变化。第二个十年是以QE和巴塞尔III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现在我们正经历着布雷顿森林体系III的历史性诞生。 战争冲突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的需要浮上台面，因为这一次，用印钱的方法已经无法解决问题。瑞士经济学家的偏向于用商品价值为锚为货币赋值的说法令人感到生疏，因为人们已经不记得历史上布雷顿森林体系-I的固定汇率的由来就与“易货贸易”有关。二战后德国货币体系崩溃，市场进入了以黑市美元为锚的以货易货的交易经济。IMF的汇兑体系方法与这个易货交易价值系统是相容的：指定的欧洲各主要经济体的固定汇率并以黄金储备作为背书。这既符合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现实，又在战后重建且不稳定的市场环境下，提供了一个相对靠谱的国际交易汇兑的支点。 左尔坦在评估布雷顿森林体系未来变化的前景时，把顺差积累引致的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后果做了猜想。他认为，中国可能在贸易顺差转借出的循环当中发展成国际债券中心。这些未来的预测结果并不特别值得争论。真正有洞见的发现是，他对大宗商品贸易独特的对流动性的需求分析，反思了主权信誉货币体系用印钞票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次踢到了铁板。 俗话说，“吃瓜看热闹-”还有后面的半句“想自己的心思”。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更靠近大宗商品采掘后续的加工生产这一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再向上延申。所以笔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I货币体系转向以商品而非主权信誉为货币兑换体系的基础的任何可能性，或者以一揽子商品作为国际汇兑系统的锚的动向，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本文不涉及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和怎样取代衰落的美元地位的宏大话题。那是一个有待水到才能成渠的长期话题。这方面的讨论必定是远景讨论，不具备解决中短期经济贸易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本文仅局限于：在趋向分裂的世界格局中，国际汇兑体系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新问题和思考。 世纪变局中，我们尚没有力量推动国际环境大幅度地向有利的方向演进。关注外部条件变化趋势，根据战略环境来思考、决定自己的对策，才能打好牌。对自己手中的一把牌有必要详尽盘点，通过理牌加深对格局的认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向型经济，也是一个加工制造能力大、对外部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依存度较高的经济体系。从这一事实出发，以制造业对上游供给稳定的需求视角，厘清一些基本的利害关系，进而审视巨变之下人民币汇率的“锚”的问题。是为本文的主要思考方向。 为了方便讨论，有以下几个讨论前提供思考： 1. 大量外储是中国努力“挣”来的，是超出我们鼓励出口政策预期的巨大财富。而如何更好利用外储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朱镕基时代对外储问题的内部讲话，但是过去很难看到全面，公开的研究和探讨。没有这方面的公开讨论，并不代表不存在其他可供选择的政策选项。 2.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外储成为央行的重要资产的情况，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情况下，已到了应该考虑调整政策，适当予以处置的节点。 3. 中国经济表现较强劲的部分是制造业。制造业原材料端的供给很大一部分在境外，这种状况符合中国经济资源禀赋的现实。即使在将来，经济以内循环为主的状态形成之后，如果工业生产规模不变，原材料端在外的状况仍将持续。这是我们考虑经济运行和未来汇兑体制变化时必须直面的客观现象。 4. 依照分散风险的原则，将部分外储用在稳定商品市场价格，减少大宗商品周期性波动，是一个应予重视的思考方向。 5. 在国内通过建立战略存储以减缓商品周期性波动的做法，不如在国际上与生产供应商、各出口方一道设立稳定商品价格的共同基金。） 一、问题与挑战 （一）世界变局中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变差 二战以后从两个阵营分庭抗礼、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各国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到计划经济的经互会体系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发挥更大作用。再到贸易自由化向更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艰难推进，在这一系列历史进程演进中，世界体系基本格局得以稳定的支柱之一是国际间货币的汇兑体制。现在，俄乌战争将已经步履艰难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画了一个休止符，战争的巨大冲击可能会从根本上扭转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方向。世界事务中战争与和平主题的权重大大增加。世界可能会按照增强版的新安全格局、价值观和国际政治操作来重新组合为不同的部落群。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不同国家集团内部仍会继续得到推进。新形成的体系对外部经济的包容性面临审视和质疑。这起因于各国国际事务的优先顺序已经相应地在进行调整：互相让渡主权以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合作、通过经济发展以减低战争风险的意愿，已明显受到了战争的震摄在大幅度的下降。没有迹象显示中国能置身事外。 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一体化过程的断裂过程，会在以俄罗斯为一方，美欧日澳等主要经济体为一方的两个团组之间的恶性互动中不断加剧。原有的制度性安排的基础也会受到深度破坏。西方团组对俄的金融制裁展现了未来不同阵营之间经济对垒的严酷性。出于种种原因，中国有很大机会被绑定在俄罗斯一侧。对这一点，我们从事国际经济研究的人不可以视而不见，必须要有清晰的认识。 （二）制度化的经济安排已经让步于各国的安全考虑 在以大规模杀伤为威胁的对峙中，毋庸置疑，任何经济议题都会成为背景而让步于国家之间的安全较量。况且，二战后形成的一切成文的多边经济规则，都对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豁免，预留了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和自主操作空间。经济贸易领域国际间的制度性安排体系中，“国家安全原因”历来是不容讨论、不许审议地由各主权国家自行解释。 在当前的世界格局变化中，我们处境微妙。中国不仅不能斡旋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特别军事行动冲突，甚至连希望能独善其身、希望通过外交政治努力来避免祸及自身经济，都非易事。毋庸讳言，到目前为止中国尚不具备独立支撑贸易自由化进程、延续既往世界经济体系愿景的能力。还因为国内改革的困难和自身经济特点的制约，我们自身没有动力、也不会有意愿针对我主权范围内相关国内经济政策，承诺改革进程以吸引其他国家加入这一进程，并以此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 从过去的历史看，中国进入世界市场是在既有体系的安排下，通过适应这一整套外部体系拓展了发展空间。我们是既有经济体系的接受者、受益者。我们也长于跟进外部政策体系的空间来推进我们的利益。现在新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凸显，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受挫，与之相配合的现存世界经济制度性安排在变，这是世纪大格局。 中国曾从对外开放需要中发现灵感，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而改革又为开放奠定新的基础。这种改革与开放良性互动过程，已经因为种种内外原因而终结。现在我们可能不得不转变习惯，得从自己的战略资源条件和局限出发，立足现实审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与连接路径。 未来在金融汇兑方面突出的问题是，以主权国家信用货币为锚的国际货币汇兑体系，在强力金融制裁和反制裁的影响下受到巨大撼动，可能难以为继。过去，在以美国主权信誉货币为骨干的国际支付汇兑安排下，中国一直力行趋利避害，做出的努力可圈可点。现在，世界发达经济国家集团无论是在研究当前的对俄金融制裁、贸易制裁，还是讨论未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调整，都把中国的经济力量、中国经济运作体系在对俄金融战中可能的缓冲力量、中国硬通货支付能力、人民币国际化操作可能减损制裁效果等等都视作变数，予以整体考量。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一切算计都夸大成针对中国的敌意行动。无论如何，中国的作用和能量都是相关实施计划中必须予以考虑的、是可能影响计划效果的重要变数。在国际关系变局中互动的各国，不可能不小心翼翼地评估中国作用，以及中国因素对各种政策预期效果的正反作用。毕竟中国是最大的美元外储持有国，是世界上潜在的最大的单一市场，又是过去在跨境贸易和跨境投资两个领域都首屈一指的重要国家。 可预见的外部环境简单归纳为：割裂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紧张对立的经济集团；IMF(II)体系开始倾塌，商品货币为特征的IMF(III)浮现。 （三）挑战中也含有机遇 观察国际汇兑体系的变局，我们应该先考虑中国经济资源的总体状况，正确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投入产出、商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的贯序，评估双循环格局下的经济运行对外部汇兑体系的关键诉求。以此为基础，来推演扬长避短和护短的各种可能、手段和途径。 在当前的国际对抗中，利用石油贸易维持本国币值的做法，使人们在研究经济对策时由石油联想到了在主权信誉货币体系形成之前黄金的作用。实物赋值货币的设想部分源于此。尽管有许多人不认可这个路径，但是还应该考虑到，即使抛开俄乌战争冲击因素，各国当局下一步也将面对通胀与通缩的两种可能后果，进入两难选择的挣扎期。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中国自己有条件给人民币做（大宗商品）价值锚定的话，这本身也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偏得”。本文不图以偏概全，但是希望思考的延伸能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接地气。下面我们暂且根据上述这些给定条件来理清思路，探讨对我们有利的政策选项。 二、“商品货币”、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汇兑机制变化的实践 瑞士金融实操界的经济学家佐尔坦·珀萨尔对世界金融体系在IMF(II)之后演变方向做出了业界的猜想。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全球60%以上的大宗商品贸易，都是在瑞士发起和完成交易的。瑞银经济学家在大宗商品贸易方面具有丰富的金融实践经验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积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们对大宗商品贸易及金融货币支持体系的洞见应该给予必要的重视。佐尔坦.珀萨尔的观察基点是在各国主权货币更多地向国际支付的基本职能回归的情况下，信誉货币体系会进一步变化。而大宗商品在未来国际贸易体系中或有新的定位。在世界分割成对立经济集团之时，当某些货币将大宗商品做“价值锚定”的情况下，IMF(III)就有了新的基础。这个研究已经有了翻译，也引发了一些讨论。一些反对的观点认为，以黄金为商品货币的“锚”不可行。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偏颇之处在于，它仅凭对黄金一种商品的理解，而没有看到以一组商品作“锚”也许是一种选择。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还可以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深度思考。 思考主线是：中国国际贸易关系博弈中的能力—制造业为主的外循环经济汇率作用分析—就中国国情况而言商品货币与主权货币汇率孰优孰劣—人民币汇率与一揽子商品价格变化相“锚定”的设想—稳定商品为锚的汇率体系还需要国际商品协议作为根基。 （一）除了垄断性的资源类产品外，调整国际贸易关系，各国可用于博弈的基本牌是进口能力。进口能力是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话语权的主要权重部分。我们先来盘点一下中国手中与实体经济关联度较大一些的进口方面的经济牌。 1. 中国是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先看传统商品：世界贸易统计协调目录的前二十章包括了矿产采掘业，捕捞业，种植、养殖业，石油等。中国对采掘产出的矿产品，石油等都是有大量进口需求，这是维持国内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维持国际销售所必需的。即使在极端情况下，出口市场极大地萎缩，这些产品的自力更生也只能部分满足国内经济需求。在总体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即使中国经过努力调整，做到了以内部经济循环为主，国际大宗商品的进口还是不可或缺的。 2. 这里还特别要谈一下粮食，根据对各种生产要素的研究，中国的农产品生产确定是呈成本推动型上涨态势，而且这一局面不可逆转。农业产业升级，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及出口都是在这个成本刚性上涨的基础事实之上的。尽管布朗的书《谁来养活中国》引起过多角度的讨论，而成本推动型的刚性价格上涨问题，在当时政治和民族角度的讨论盖过了经济分析的讨论，这一问题的讨论声量不大，而且这类问题也不是有讨论、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就会产生逆转经济规律的解决方案的。基本场景始终存在：受资源所限，中国会持续从世界市场进口低于国产粮食价格的大宗农产品是比较确定的。 3. 能源进口将延续下去，即使世界形势紧张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被中断，能源结构调整回归到用煤时代，国内机动车燃油也需要长期进口。 4. 国际铜和其他金属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与前述粮食有些类似。由于中国品位高的富矿资源有限，相应的开采方式和投资规模决定了国内开采成本较高。进口是维持有竞争力的加工制成品出口的必要条件。当然，此类商品在外向型加工工业萎缩的场景下，进口需求也可以大幅度减少。 5. 铁矿石要单独提出来看。尽管铁矿石国内也有相当的储藏量，进口铁矿石是支撑国内和国际市场碱性金属产出的重要的基础量。而在过去，因为没有国际稳定铁矿石市场的商品协议，供需双方的生产都因周期性价格波动付出了额外的成本。学费在反复地交，但一直没有协调成功。 6. 集成电路芯片因为投资规模巨大，装置和设备以及先进制程的研发不是一个平滑的缓进过程，反应在价格表现上具有类似于商品的周期性，而价格的“逆周期屠刀”还会泯灭了投资成功的机会，遏制了竞争而加大下一轮波动的幅度。因而高科技产品芯片，也被视为具有大宗商品属性。 上面这些类别商品对中国制造业经济很重要。中国切入国际经济循环，有相当一部分是采取原材料和制成品销售两头在外的模式。三、四十年以来，这一部分生产方式在整个外向型经济部分的比例有变化，但是总量是一直在持续增加中。当然，进出口也受益于内循环经济部分蓄水池的助力，制成品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动力的三驾马车中产生较高增值的突出部分。 随着制造业产业链向上游的扩展，中国也开始“走出去”向国外原材料上游的矿业进行投资，以寻求大宗商品的稳定供应。但迄今为止，中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对国际市场供应的影响，还是一个边际量--能够拉动价格但是不足以控制价格。这种尴尬是由几方面因素决定的，这其中也包括缺乏基于市场机制的协调，这方面就不展开谈了。 值得提到的矿业的特点是，由于投入和产出的周期长，供应不足的价格信号上涨导致的新增投资，总是难以做到恰好满足市场需求，又抑制住暂时短缺导致的市场价格的猛涨。而且此时价格上涨信号，经常又直接导致下一轮的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过剩又会将价格压抑到后续投资难以为继的低水平，为另一轮短缺埋下种子。产量与价格周期性的互相刺激，又经常会加大了商品市场价格的振幅。这样的起伏波动对于产需双方的投资回报都是不经济的，更何况汇兑货币的波动峰值与商品价格变化叠加的话，会加大不稳定性，市场的可预见性会很差。对中国这样大的商品进口国而言，稳定商品价格也应该是保证加工制成品价格和利润空间的贸易政策目标和必要的政策手段。遗憾的是，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空白。 基于上述中国经济和贸易的经验可以看出，实体经济部分我们对商品进口的依存度较高。我们现在再来研究瑞士的国际商品贸易专家提出的商品货币方向，我们对世界货币及汇率体系的观察可以增加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延伸思考也许会得出不一样的观察结论。 （二）中国故事：外汇，汇兑机制及汇率政策实践的简单回顾（有些读者可以略过此节。） 楼继伟近期的文章对近年的汇率体制改革做了一个回顾，大家都已经有所了解不再赘述。但还是有必要从更宏观的层次结合整个经济转型方面适当延伸回顾一下，看汇率体系是如何根据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变化一路走来的。因为我们有必要理解，现有开放度的经济体量，与即定的产业结构相配合的汇率政策体系，在未来可预见的情形下会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也可能有机会让中国推动某种适合自己产业情况的汇兑体系和汇率策略，而又同时对世界汇率体制的变化提供一个支点。 1. 改革开放前的汇率政策。 计划经济时期，对外贸易和对外援助是对外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而对外贸易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在自我循环的物质生产经济体系中“拾遗补缺”。对外贸易在整体经济运行当中的任务是，通过外部市场来对自循环的“保障供给”提供辅助。贸易主要是通过易货方式在经互会集团成员之间进行的。这其中不存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货币中介过程，易货产品用卢布辅助标价以总体计算贸易平衡情况。记账用的人民币与卢布的比价与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抽象价值并不相干。再后来，改记账卢布为瑞士法郎只是改动了参考计价的币种，没有实质上的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当时的人民币官方汇率制定方法是：对外出口部门“随行就市”完成前一年的出口任务后，有关部门会根据全年度出口换汇的人民币核算成本，调整下一年度的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官方汇率。也就是说，中国实行的是按照出口绩效，后发设定次年的官方挂牌汇率。 这样操作，官方汇率的高低可不构成进出口业务的制约条件（外贸贷款规模才是真实制约条件），加上官方汇率水平还具有塑造经济强劲的表象意义，确定汇率的非经济因素也要考虑，人民币官方汇率就可以定得较高。而高汇率情况下“奖入限出”的负效应，则可以通过贷款规模和进口计划控制完全予以消弥。 高估值的官方人民币汇率与实际经济活动的矛盾显现之后，中国随后实行了双重汇率制度以兼顾进口与出口不同诉求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是受1987年开始实行经营“包干”管理方式刺激，外汇额度而非外汇本身成为了调剂和交易标的，这比双重汇率更为复杂。实际上，官方兑换价，贸易等经常项目兑换价，额度调剂价同时存在。而额度调剂价格超出官方汇率达50%。 双重汇率体系几经改良，终于在1994年完成了重大改革，双重汇率被废除，实行了官方汇率和贸易结算汇率的“并轨”，并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外汇体系进入了有管理的浮动时期。 2. 九十年代的重要汇率机制改革。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贸易总规模和GDP中占比都很小的国际贸易参与国。当时国家经济产业政策的底色是要奖出限入，保护国内市场不受外来竞争。扶持出口以保证“创汇”是对外贸易活动的主要政策目标。汇率政策需与上述两项政策相配合。而并轨后的官方汇率水平主要照顾到上述经济目标，而其中重点关注是在汇率补贴淡出后，汇率对出口成本的影响。 国际上“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地位更趋于稳定，中国就势采用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实行盯住美元的政策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向外向型经济调整，扶持出口以保证“创汇”这一相当长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目标的达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盯住美元就不得不承受作为主权货币的美元的外溢效应的弊端。好在中美两国经济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中国出口的消费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屈从“美元霸权”的负效应被中国出口利益增长带来的正向效益所抵消。从长期政策效果观察，此次的汇率体制改革的效果比较好。 3. 国际政治学者提到的美元霸权可以做如下理解。 货币政策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主要宏观经济工具。美元汇率的自由浮动，其内在机制上是与美国本国宏观经济政策联动的。美国对这些宏观政策工具的使用，是不会过多地顾及其作为世界经济的公共品的美元，对那些采取盯住美元汇率政策国家的负面影响的。对于这一点，中国政府心知肚明，但是通盘考虑到贸易条件、吸引外资以及整体对外关系以及对美关系在不断加强，合作领域在不断扩大的基本现实，除了采用其他一些方法对冲“美元霸权”的弊端外，中国当时也确实没有其他的政策选择。为了趋利避害，中国后来还是进行了汇率决定体制的改革。2005年开始实行了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政策，希望能减轻盯住美元可能受到的负面影响。 上面谈的是人民币汇率体制变化的过程，这是理解本文观点的必要介绍但并不是本文重点。通过过程回顾可看到，计划经济和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创汇一直是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中心任务。87到93年间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使得计划管理的价格下降到20%以下，此时汇率配合市场化改革成为国内市场价格体系中的双向调节手段的应用场景已经出现，实行新的汇率体制已经具有了现实基础。 推进改革的一个困难是，当时的外汇存底一度突然下降到令人担优的二百亿美元。与这一时期外汇曾一度紧缺的震撼性记忆有关，此后中国汇率政策仍长期支持偏重创汇、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 稳定出口为影子目标的汇率政策，以及外部宏观贸易政策环境稳定和不断改善等有利条件的叠加，使得中国出口贸易飞速发展。经年累积竟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成为了央行资产的主要部分。客观地看，这一结果并不是有意为之，但也不是最佳政策设计。王永利的文章对此过程有全面的介绍，相关的讨论这里就不重复了。 楼继伟在财政研究上对1993年汇改后果进行评论的时候直言，这样的结构是小国开放型经济比较常见的结构。大国央行资产一般都以国债作为主体。 这就导出来下面的一系列可以思考的问题: 1）在贸易自由化不断推向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的世界环境中，人民币汇率体系盯住一揽子货币（其中美元权重还是很大）这对稳定出口的支持作用很明显。但是甘蔗没有两头甜。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而盯住外国主权货币的汇率体系以及积累起来数万亿美元存底已经成为了一种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对于熨平商品贸易周期性价格波动却基本没能提供什么帮助。这种情况可否通过制定新的政策予以改进？ 2）主权货币体系在雅尔塔世界体系岌岌可危、俄乌战争的破坏性影响率先在国际金融领域爆发，金融制裁与大宗商品（能源商品）制裁激发的一轮价格周期震荡，世界货币体系在世界基本格局重新划分之后，如果世界汇兑体系不得不向商品货币转向，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这是危险还是机会？ 3）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考虑，如果脱离了盯住他国主权货币的汇率政策，人民币的价值的“锚”是否应该是商品？ 4）除了仅使用黄金本位一种商品的这一种可能，根据中国经济情况，可否设想采用一揽子商品为锚的汇率体系？具体还有哪些大宗商品可以成为汇率体系的基础部分？ 5）人民币币值与大宗商品价格挂钩是否利大于弊？挂钩哪些一揽子商品？这些被用作“锚”的商品本身的交易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需要进一步做那些规范，才适合成为替代目前盯住其他国家主权货币的新的“锚”？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是无由来的天马行空，而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I)的设想并不是仅限于谈黄金这一种商品，该设想也受到了一些国家间接将币值尽量与石油等商品挂钩以对冲制裁影响的操作的启发。我们的思考的主线是，在汇兑体系面临变化的时候如何适合中国需要，合理地处置和使用外储。 上面所谈的国际格局变化、汇兑体系、到中国外向型经济贸易的特点介绍，是为了方便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士概括理解汇兑体制问题所作的铺垫。问题涉及面就有这么多，没有办法再做压缩了。下面有必要将其中相关的要点，武断地收拢一下，以利集中思考IMF-(III)设想的相关问题。 再次整理思路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有赖于维持一定规模的制造业运行，其原材料进口端和制成品出口端面临着不一样的市场环境问题。在没有独有技术加持的一般制成品出口市场方面，公开市场的竞争迫使制成品价格呈一路走低的态势。对这一大部类产品生产而言，原材料价格的稳定至关重要。即使作为原材料的大宗商品价格呈上涨趋势，可预见的价格逐步上涨也可以让企业从容规划生产与投资。两相比较而言，短缺-过剩造成的周期性价格波动，对绝大部分通过“适时生产”取得经营利润的企业而言就是周期性的灾难。 这个逻辑不难理解：给定出口市场价格下行趋势，国内生产成本又可预见到逐步增加，在这个日益变窄的商业空间中运营，输入的原材料价格如果大幅波动，企业连续性生产就难以为继，就会遇到生死劫。给定价格成本趋势不可逆转，政府政策可以操作的方向就是稳定、消除原材料类大宗商品进口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没有政策能够保这一类企业永生，但是能够做的是让这些企业逐渐自然淘汰。政策可能的着力点应该是，避免众多的这一类企业大批倒在原材料价格波动面前。 对华高精尖技术转让受到政策掣肘，企业怀疑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不力，以及供应链的摇摆变化的多重负面影响下，进入中国制造业的外来技术的总体增速可能会慢下来。在自有技术形成的技术性企业成为制造业的产出主体之前，技术构成较低的大批制造业企业对于生产输入品的原材料价格的稳定有很强的期望。这就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的现实。也就是说，根据很大一部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情况来看，他们有维护进口原材料（大部分为大宗商品）平稳价格变化的政策需求。在考虑未来汇兑和汇率体制时，这方面的需求应该落入我们的视野。 其次，盘点我们手中应对变局的牌，突出的一张是中国拥有三万亿的外汇储备。无论怎样说，三万亿巨大的外汇储备都不是当初政策规划的结果。不是储备不需要，而是说其规模之大是超出预期的。时至今日，中国央行的重要资产是外汇储备。这其中的好处和弱点，余永定在他的文章中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看法。如果俄乌战火的延烧，中国没能够通过外交努力完美避祸，而中国被逼入连带次级制裁的境地，巨量外储的安全是一个较大的问题。 此前，巨额外储支持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催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以至于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界的一些人中间产生了以此挑战美元霸权的声音。而现在情况在变化，有些危险因素随着事件的推进在累积，我们也需要相应地更新我们的认识。 我们还可以自问，按照现在的路径发展下去，中国成为左尔坦预见到的国际债券中心是否是最有利于我们经济战略的最佳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