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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抱歉，近日生活琐事较繁忙，更新较慢，请见谅） （本文的所有图片均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总计6414字，阅读完大概需要15分钟） 他，是终明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在他在位初期，于张居正的领导下，明朝再一次呈现出中兴景象。 张居正死后，他把张居正打倒了，同时也怠政了。 万历三大征，利玛窦和女真，在他身上留有无法抹去的印记。 谁也想不到，驾崩后几百年，还被开棺戮尸，实在是荒唐至极。 他，便是今日文章的主角，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
朱翊钧的形象可以用憨态可掬来形容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明朝的第14任皇帝，在位时年号为“万历”，史称万历帝，明世宗朱厚熜之孙，明穆宗朱载坖第三子。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时年其父亲朱载坖为裕王。朱载坖的长子朱翊鉽，次子朱翊铃均早夭，所以作为老三的朱翊钧备受呵护，但是一直在嘉靖年间，朱翊钧都未被命名，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已经即位的皇帝朱载坖为自己的三儿子命名为朱翊钧。“夫钧者，言圣王制驭天下犹制器者之转钧也，其为义大矣”。 隆庆二年（1568年），不足5岁的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其母李贵妃是裕王府的宫女出身，深谙母以子贵之道，穆宗朱载坖没有嫡子，实际上的最年长的儿子朱翊钧便成了首选。李贵妃教子非常严格，每次经筵结束以后，便督促考问他今天所学的内容。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李贵妃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 隆庆六年（1572年），朱载坖驾崩，不足9岁的朱翊钧即位，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朱翊钧在位前十五年，在首辅兼帝师张居正的领导下明朝再度呈现中兴景象，史称万历中兴。 即位初年的朱翊钧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当时内阁纷争倾轧，阁臣之间关系恶劣，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此话引起朱翊钧极为不满，最后在内阁张居正与内官冯保添油加醋下罢免了高拱。太后将一切内务大事交由冯保，而政事均委以张居正。张居正可说完全得到李太后的充分信任，而年幼的朱翊钧对张居正颇为信赖，故张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政令。正所谓“内事不决问冯保，外事不决问居正”。
朱翊钧面貌复原图 在经济上行“一条鞭法”，在政治上则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在防守方面则任用名将戚继光抵御沿海为患的倭寇。所以在万历朝的前十五年，国家的收入大增达到一个顶峰，后世称该时期为“万历中兴”。
前面简单论述也可看出，之所以有“万历中兴”，这与张居正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湖北江陵县人，在高拱被罢黜之后，张居正开始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得到当时摄政的朱翊钧生母李太后的完全信任，一切军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决，前后当国十年，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
万历首辅张居正 彼时彼刻的张居正与朱翊钧之间相互信赖，相互依存，相互到哪种地步？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官制应守孝三年，张居正在明神宗的支持下提出夺情，何为夺情？夺去父子之情，戴孝办公。居然为父亲守孝这种事情，都能放在自己工作之后，在那个年代是很难为大众所接受的。因此，张居正也遭受到多方面的抨击。 朝廷中，吴中行、赵用贤及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相继以夺情之名向首辅张居正责难。但是全都被朱翊钧驳回，并且被判决廷杖。其中邹元标一条腿被打断，落了终身残疾。 最终，反对意见被强力压制，事态平息，但张居正也处于与大多数官员为敌的境地，落得贪权不孝的骂名。此后，张居正性格变得偏执，晚年执政风格越发火爆。 晚年张居正的权势之大，连朱翊钧都有所忌惮，张居正父亲病逝，他虽未守孝，但是奉旨归葬的队伍，他还是一同前往，但是却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内附有厕所与简易浴盆，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现在的房车了，吃饭时菜肴超过一百种。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1582年7月9日）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七岁。在过世前十天，朱翊钧为其加封为“太子太师”，为有明一代唯一生前受封此职大臣。正史认为张居正死因是痔疮。现代有医师认为其死时症状类似于直肠癌。 张居正死后不久，当年的十二月初八，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朱翊钧观摩万奏疏后大喜说：“吾待此疏久矣！”随即查抄冯保家产，并将冯保发配南京孝陵种菜。同时多人因此顺势而为，上疏彻查已过世的张居正，认为张居正与冯保是同党。当时的朱翊钧已经是成年人，在成熟的思考过后，下令抄没张居正的居所。 张家的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中，饿死十七人，其中有三名婴儿。共查抄张家在京庄房值价一万六百七十两，原住宅内抄没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两，金首饰九百余两，银器五千二百余两，银首饰一万余两，玉带一十六条，蟒衣纱罗珍珠玛瑙宝石玳瑁等无数。 张居正长子张敬修不堪严刑逼供，留下血书后自缢身亡；次子张嗣修投井自杀未遂，又绝食未果，后发配边疆；三子张懋修后戍边到烟瘴地而死。至此，辉煌无限的张家彻底败落（有没有觉得历史其实在一遍遍的重演？）。 终万历一朝，没人敢再提及张居正。直至朱翊钧的孙子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后，在都御史邹元标等的倡议下，才逐步为张居正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值得一提的是，邹元标在万历五年反对张居正，被廷杖打断了一条腿。正所谓，当年愤懑遭廷杖，谁料后名为其倡。
在张居正的事情平息之后，跨入中年的朱翊钧，就如同他那些祖宗们一样，走向中年怠政的老路。 张居正与冯保倒台之后，朱翊钧开始奢侈靡费，敛财挥霍，又屡屡从国库提银，史称“传索帑金”，并任用张鲸等奸幸。后因立太子的国本之争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郊、不庙、不朝。1589年，朱翊钧便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演员陈思诚曾扮演过朱翊钧 史载，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都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审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 临江知府钱若赓被朱翊钧投入诏狱达三十七年未曾召唤，直至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朱翊钧才以“汝不负父，将来必不负朕。”将其释放。显然，当时的钱若赓，被折腾到虽死更类死的状态了。 首辅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不辞而去，朱翊钧甚至都不知晓。这可是首辅啊，什么概念？ 关于万历怠政的原因，历史上基本上也达成了共识，因为朱翊钧身体不好。 追溯万历十四年九月十八日以后，皇帝因病免朝，言“头昏眼黑，力乏不兴”。学者曹国庆认为万历帝患有龋齿、牙周病和氟牙症等多种牙科疾病，颌骨发育不良，面部凹陷而左右两侧不对称。在万历三十年，朱翊钧病情之差甚至要一度立下遗旨，向沈一贯托孤。可见其在位期间的“动履不便”“身体虚弱”以致在位期间怠政，实不是推诿托辞。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并没有出现英宗以来的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综合地看，朱翊钧虽说怠政属实，但是基本上也能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朱翊钧自己怠政属实，但是在军事上任用干练将校，他还是很厉害的，又不需要他御驾亲征。他先后主持发兵平定了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乱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以及奴儿干都司的朝鲜之役，维护了明朝的内部统一及宗主国的权威。此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 尤其是朝鲜之役，使朝鲜保全了国家，避免了亡国的巨大危险。尽管朝鲜人对朱翊钧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鲜使臣的记录中，更多的还是对其消极怠政、贪婪奢侈等恶劣行径的批评（普信帝，哈哈）。 而朝鲜使臣塑造的万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叶之后朝鲜对中国社会集体想像的转变，大明国的形像已经由朝鲜前期塑造的天朝上国，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环，而走向了没落。
朱翊钧在位期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其中以利玛窦为代表。利玛窦本名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意大利人，在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觐见了朱翊钧，向皇帝进呈《万国图志》、自鸣钟、大西洋琴等西方方物，获得了朱翊钧的信任。
中西方文化交流大使-利玛窦 利玛窦还与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交情最好。除利玛窦来华外，来中国的传教士还有意大利的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艾儒略（Giulio Alenio），日耳曼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把西方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还有西方文化传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同时起了一种唤醒的作用。
前面提及过，国本之争，这件事才是朱翊钧与内阁集团交恶的导火索，既然交恶，后面朱翊钧也就干脆怠政。 何为国本？太子之位便是国之根本，关于立谁为太子的问题，朱翊钧与大臣争斗了一生，最终，朱翊钧完败。 朱翊钧一生有8子10女，也算是后世繁荫。 长子，光宗朱常洛（1582－1620，38岁），后来即位的泰昌帝； 次子，邠王朱常溆（1585年），出生即夭折； 三子，福王朱常洵（1586－1641，55岁），被李自成所杀； 四子，沅王朱常治（1587－1588），一岁殇； 五子，瑞王朱常浩（1590－1644，54岁），被张献忠所杀； 六子，惠王朱常润（1594－1645，51岁），南明时被清廷所杀； 七子，桂王朱常瀛（1597－1645，48岁），南明时期病逝； 八子，永王朱常溥（1604－1606），两岁殇。 所谓国本之争，主要在长子朱常洛与三子朱常洵之间。 首先，按照明朝祖制，两位皇子均不是嫡子，朱翊钧在位期间，正宫皇后只有一人，孝端显皇后，名叫王喜姐。然而王皇后只生下一女（长女朱轩媖），没有生下儿子，所以，朱翊钧没有嫡子。按照祖制，以嫡立长，没有嫡子即在庶出的儿子选择长子即位的原则，太子之位理应是长子朱常洛的。但是，可怜的是，朱翊钧并不喜欢朱常洛，不喜欢朱常洛的原因是朱翊钧打心眼里就不喜欢朱常洛那位出身宫女的母亲王氏。另一方面，三子朱常洵的母亲是郑贵妃，十分受朱翊钧的宠爱，所以朱翊钧打算册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是大臣们就不干了，反对册立朱常洵，要求册立长子朱常洛。即此，自大礼仪之争之后，明朝皇权与阁权的有一次斗争-“国本之争”，拉开了帷幕。 首先是万历十四年群臣上奏请神宗即立朱常洛为太子，朱翊钧以朱常洛尚年幼体虚未定，拖延不决。 万历二十一年，朱翊钧变本加厉，下手诏要将皇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同封为藩王。朝臣听闻一片哗然，纷纷上奏皇帝。如雪片般飞来的痛批奏折，使朱翊钧倍感压力，迫于众议只好不得已收回前命。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神宗才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朱翊钧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最后被群臣所迫，不能立常洵为储，因而以几十年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们抗议，也就是之前描述的万历怠政的诱因。 1601年，朱常洛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封国为洛阳。但是福王不到洛阳去，迟迟逗留于北京。直到明末三大案之梃击案发生，舆论对朱常洵母亲郑贵妃非常不利后，福王才被迫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才因而稳固。 国本之争是明朝后期万历年间的大事，诸多大臣都涉及到此事件中，许多人还被惩罚，明末三大案的爆发，引起的东林党争也在这期间开始。此事也使得朱翊钧对政事更加心灰意冷，导致在位最后三十多年不上朝，只召见群臣一次。同时，朱常洛也没有得到父亲的关怀，没有受到太子该受的教育，这一切都促使明朝灭亡的党争明显起来。
万历年间，位于东北山林之间的女真族崛起，成为后来明朝的最大隐患。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赤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凑“七大恨”，掀起叛乱，并僭称国号为后金。当月，女真兵克抚顺，杀死辽东总兵官张承胤，朝野震惊。 为了应付女真，把努尔哈赤“务期歼灭，以奠封疆”，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朝廷先后三次下令除了畿内八府及贵州以外，加派全国田赋九厘，合共增赋五百二十万，时称辽饷。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领尚方剑，调兵遣将，并以李如柏、杜松、刘𬘩、马林四将分兵进攻后金，结果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和铁岭沦陷，首都燕京震动。最终，任用熊廷弼镇守辽东，屯兵筑城，振饬军备，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 万历年间，女真的崛起为后来的清兵入关戮虐华夏埋下了祸根，此处应该有哀叹之声。
萨尔浒之战后，朱翊钧郁郁寡欢。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皇后王喜姐病逝，朱翊钧在众大臣的催促下，已无心思为皇后操办葬礼。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620年8月18日），朱翊钧驾崩于紫禁城弘德殿内，享年五十八岁（实际是56周岁又11个月）。临终前遗诏指出大臣应勉以用心办事，以及废矿税，起用建言而得罪的官员，并要求册封郑皇贵妃为皇后（始终是忘不了郑贵妃）。 内阁先是为朱翊钧拟上庙号显宗、谥号恭皇帝，后来，朝臣认为谥号的“恭”是晋恭帝司马德文，隋恭帝杨侑两位末代皇帝的谥号，先帝圣谟不可殚述，而帝尧运乃神之德，于是后改成为其上庙号神宗，谥号显皇帝。
王劲松老师曾扮演过朱翊钧 对于朱翊钧的评价，褒贬均含，历史的评价也是公正客观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认为，明代中后期，皇帝只是一个牌位，而事实上万历的个人行为对基层的国家的习惯轨迹并无大的影响。所以他的怠政始终也没有伤及朝廷的根基，其前期的中兴举措也是有目共睹的；至于国本之争，朱翊钧最后的妥协也是当时皇权与阁权斗争的一个缩影。
前面讲明帝系列，都不曾提及皇帝的陵墓，但是明神宗的陵墓，不得不提。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想到，去世几百年后，朱翊钧还遭殃于一场无以言表的浩劫。 朱翊钧驾崩后，葬入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同时在定陵里，皇后王喜姐与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王氏，两位后妃与朱翊钧合葬。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定陵遭受到一场浩劫。
定陵全貌 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与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张苏等专家同时提出，发掘明长陵，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墓。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得知后认为条件不成熟，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 经过探测后，认为发掘长陵的条件尚未成熟，经商讨决定先试掘献陵，也就是明仁宗朱高炽的陵墓，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后来吴晗和夏鼐认为试掘献陵对长陵的发掘参考价值不大，吴晗提议试掘永陵，也就是明世宗朱厚熜的陵墓，遭夏鼐强烈反对，认为这与发掘长陵无异；试掘思陵崇祯帝朱由检的陵墓，吴晗认为太小，是妃子墓改建。在否定完上述所有的选择后，最终选择了朱翊钧的定陵。 吴晗和夏鼐想到定陵的原因有二，“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 1956年5月中旬开始以“探沟法”方式试掘，历时一年，于1957年9月19日打开玄宫14吨重的大石门。总面积1195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1958年7月清理完成。1958年5月24日，万历开棺。1959年9月30日，就定陵原址建为“定陵博物馆”。 然而这却是考古史上最沉重的教训之一，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出土的大批文物无法保存，发掘出土的丝织品变硬腐化。郑振铎、夏鼐为此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国务院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定陵挖掘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剧，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自此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定规。 悲伤的事情还没有完，1966年后，定陵更遭到严重破坏，保存在定陵文物仓库中的万历帝、后的尸骨被红卫兵以“打倒地主阶级的头子万历”的口号被揪出。1966年8月24日，万历帝、后的三具尸骨以及一箱帝后画像、资料照片等被抬到定陵博物馆重门前的广场上批斗并焚毁。去世后三百多年，朱翊钧还遭受如此侮辱，当初的他肯定是无法想到的。 至此，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定陵成为明十三陵中最没有价值的一个，它原本的价值毁在了时代的潮水中。顺便说一句，朱翊钧的“老朋友”利玛窦，去世后陵墓在北京，几百年相安无事，也在那十年里遭受到彻底的毁坏，可叹可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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