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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郑天峰┃崎岖坎坷从教路(随笔)

 家乡文汇 2022-07-29 发布于黑龙江

          崎岖坎坷从教路

          (随笔

       【山东·庆云】郑天峰

 1951年,我12岁,正在本区(庆云县三区)李赤城完小读书,离家二十余里。那年夏天(那时一年分三个学期,这是第二学期)),因祖母病重,休学在家。我十二岁当代课教师,本村小学杨校长来找我去代课,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答应下来。
 我任课的班是一年级,二十来个七八岁的学生。课程就语文算术两门,教材很浅显,语文的参考书编得很实用,每课后面都附有一个小故事,教起来很顺手,我讲得津津有味,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课后就和同学们做游戏,不几天就混熟了。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分别时还有点恋恋不舍。
    没想到,这一个月的代课经历,成了我一生事业的前奏。

(大跃进年代的民办之花)

1958年我高中毕业,怀着一颗到农村广阔天地锻炼的“红心”回到家乡。后经不住邻村的姚千民中的盛情邀请,去解救教师缺员之急。从此,我走上了三尺讲坛,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所学校是在教育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引下,于“百花齐放”的1957年兴办的。开始由姚化文、姚延庆、蔡振山等几位初中同学发起,后得到了村支部的积极支持以及教育部门的大力协助建立起来。那时的国办中学很少,招生有限,民中的出现犹如及时的春雨,深受莘莘学子的欢迎。第一次招生就收取了100多名,周围三四十里外的学子都踊跃来求学,一时盛况空前。可到第二年,由于生活困难的加剧,学生大量流失。几个年轻的教师也看到前途无望,纷纷各奔前程。

当我去的时候,学校里初一初二的两个班只剩下两位老教师,他们虽然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但毕竟上了年纪,我的加入给学校增添了不少生气。我那年19岁,正值青春年华,教学特别认真投入,我带头开展各项教学活动,开齐全部课程。人手不够,自己就勇挑重担,我曾担任过两个不同年级班的语文和一个班的数学。并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注重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立志把学生培养成又“红”又“专“的栋梁之才。

(在学校的学农基地)

      1959 年的暑假期间,学校大搞勤工俭学活动。我自告奋勇、冒着盛夏酷暑带领四十多名学生,到黄骅中捷友谊农场参加有偿劳动。

      为了照顾多数同学的家庭困难,我和学生们背起行李和干粮,起早贪黑,日夜兼程,徒步奔赴目的地。好些学生脚上磨起了血泡,但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才走到了黄骅县城。在大众旅店住了一宿,次日坐上农场的马车被接到第三分场第十五生产队。
     生产队的房子很少,学生们住在临时搭建在河坝上的窝铺里,地上只是铺了厚厚的稻草。条件很艰苦,不过那里的地势高,晚风较大,挺凉爽的,蚊虫也比较稀少。
     学生们的伙食比较好,每天都是大米饭、梭鱼汤。就当时普遍挨饿的情况来说,这样的饭食就是到了天堂了。
     农场里的活除了拔草,就是挠秧,天天泡在水里,劳动强度很大,非常辛苦。我将同学们分成五个小组,各组之间展开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随时总结评比,对好的典型大力表扬。因而,同学们的干劲十足,劳动情绪异常高涨。
     不过,也有学生们(特别是女学生)哭鼻子的时候。有一次,不知哪里传来了谣言,说马上要来海啸了——一旦海啸,什么都被卷走,要想逃命比登天还难。我和农场领导取得了联系,澄清了谣言,并耐心地给同学们做思想工作,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安定了他们的情绪。

   一个多月的劳动很快就结束了,学生们的脸膛晒黑了,身体更加健壮了。同学们的身心都得到了锻炼还解决了学费对家庭的负担。

 当中一排最中间即是笔者)

 暑假后,又分配来三名新教师。这样,我校共有三个班级,可就只有五名教师,每人都担任两三门课程,教学任务相当繁重。但我们正值年轻,争胜心特强。为了把学生教好,都精心地钻研教材,对每堂课都写出详尽的教案;作业批改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因而我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整天不敢离开办公室半步。尤其到了冬季,天短夜长,要想完成教学任务,必须夜间加班。可照明用的煤油当时成了难题,每月全校供应8斤煤油,这哪里够用?

 我们想方设法节约用油,开始先紧缩灯盏,由原来每人一盏改为五人公用一盏。五人围坐在大办公桌周围办公,泡子灯灯光明亮,人们兴趣盎然;不但方便了相互请教,而且时不时地说句玩笑,更增添了不少乐趣。但这样好景不长,因泡子灯耗油量还是太大,一月的供应油不够半月使用。

于是,我们又换成小墨水瓶改装成的小油灯。墨水瓶盖焊接上白铁“灯闷儿”,上面只露出用纸搓成的小小的灯捻儿,点上它只有枣核大的光亮。这下节油的目的达到了,每晚工作四五个小时,也就耗费一两多油。为了高灯下亮,小油灯垫得高高的,这可苦了人们的眼睛,在昏黄摇曳的灯光下,个个都绷紧了眼睛的韧带,紧紧地趴在桌子上,才能看清字体。好在我们都正在年轻,精力充沛,视力锐敏,每晚都熬到十一二点,没一个叫苦叫累。

 (姚千民中全体教师合影:前排中间是姚思福校长,右边是范忠良老师,左边是作者,后排自左向右是:李景清、张树宗、李德宝)

在行政管理上,民中隶属于姚马郑中心小学校长领导。有时民中教师缺少,就从小学借调,刘月堂校长就给担任过政治,孙洪文老师就担任过物理……

(中排右三是刘月堂校长,右二是郑云峰校长,后排右二是笔者)

  由于“五风”的影响,这年的下半年国民经济就出现紧张的苗头,人民生活更加拮据。这时,有一个同村的小学教师约我一同出外谋生,被我婉言谢绝了。

 经过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又正逢教育事业迅猛发展的大好时机,第一届毕业生就收到了丰硕的成果:沧州师范要求推荐22人,天津农学院要求推荐8人,所推荐的学生都被合格录取;所剩15人都分配为正式教师。接着,初二又被盐山师范(前师)选拔6名,孟村农机班选拔2名。

 办学几年来,教学成果得到领导的赞赏。1959年,学校参加了天津市(当时,庆云县并入盐山县,直属天津市)文教英模会,并做过典型发言。办学事迹在《渤海日报》做过报道,被誉为“盐碱地上盛开的一枝花”。

 1960年,庆云二中计划增设俄语课,我在高中学的俄语,有点俄语基础,领导选派我去盐山俄训班参加培训。

 两个月的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庆云二中。可在那里待了一个暑假,将要开学时,又接上级通知,取消俄语课(可能和中苏关系决裂有关),我又被分配到李赤城农中任教。

 到李赤城完小后,结识了很多的新老师。诚诚恳恳、谨慎认真的王福德校长,幽默风趣、平易和蔼的张玉洲老师,还有王若天、马凤翥……特别是张玉洲老师非常谦虚,他是中学组的负责人,却处处事事征求我的意见,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我。

 物价飞涨,老师们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我那时工资29.5元,还不到一斤茴香种钱(30元)。一些老师再也忍受不了生活的艰辛,纷纷离职而去。

特大的洪涝灾害,使形势日益险峻。1961年下半年,宣布民中一律“下马”,学生解散,教师下放。单单留下我转入纪王桥完小。在纪王桥完小,我送了一届六年级毕业生。由于复习工作做得好,获得了首屈一指的升学率。

 灾害不断加剧,教师生活也越发难过。供应粮出现了地瓜干、小杂粮,而且指标也不断减少,只能用野菜来补充,真可算是一根肠子闲着半截。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公办老师们一样,还是安心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纪王桥完小全体教师合影:前排中间是胡金洲校长,左边是刘洪銮老师,右边是笔者) 

 国家困难与日俱增,教育也随之受到严重冲击。紧跟民中的“下马”,许多的国办小学也相继停办。最后,通令雇用、代课、民中教师全部下放,这次我也未被幸免。

 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太单纯了,在抱定一生从事的事业上,原来只是一个临时的过客。但有什么办法,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三尺讲坛。

  四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我确实就是教书的材料,教学能力已小有名气。这段经历在我个人发展史上书写下光辉的一页。

     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命运。1977年,春风和煦,大地开始解冻。本乡(当时是公社)中学增设高中班,我被推荐为代课教师,每月工资28元,除交生产队15元,仅剩13元。但我未因条件艰苦而退缩,因为这是我整整等了16年才等来的重返讲坛的机会,我哪能错过?

     重新走上讲坛,自己的抱负得以施展,自己的知识得以传授,自己的专长得以报效国家,那种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暂时的一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教师食堂吃不起,我就从家自带干粮、咸菜。在穿着上我就更能将就,一年四季就穿同一件外套,因而三年下来,膝盖上已是补丁摞补丁。

(在学校大门前)

 “浩劫”后的教育百废待兴,参考书、复习资料一无所有,我就四处搜集,在备课上下苦功夫;广泛学习先进经验,在讲课上下大力气。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我和全体老师的努力,两年内就得到丰硕的收获——1979年全县中专招生名额共11人,我校就占了6名,一时轰动了全县。我校受到表彰,我也因此被评为模范教师。

(我教的第一个毕业班)

 “文革”十年造成学生知识的匮乏是可想而知的,我就牺牲节假日为学生查缺补漏,甚至连拼音还得从头教起。在系统总结教材、参考外地经验和结合实际学生实际的基础上,年年编印十余万字的复习提要。还在校刊、班报、专栏上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创造语文学习的良好环境,使学生的语文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并会同各科老师共同奋战,学生成绩突发猛进。

  1983年,我们东郎坞中学调来一位新校长,他就是张寿山同志。早就听说他为人正直豪爽、工作上雷厉风行,礼贤下士,谦恭待人,勇于担当。

  之前,我和张延凯老师同教毕业班多年,取得一定的成绩。张校长自来到学校始,对我们就特别敬重,处处依靠我们。很快我们就成了工作上的好战友,生活上的莫逆之交。

  当时,社会上产生一种嫉贤妒能的不良风气,尤其表现在升学考试的时候,投黑信、告黑状的情况不断发生。有些优秀学生就因此遭受陷害,毁掉了前程。张校长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他顶住压力、不怕担责,几次三番跑县招办、市招办,为学生伸张正义,使优秀学生顺利录取,得以升学深造。

 在学校取得好的成绩时,张校长就对有关教师进行大力表彰和奖励。记得一年我和张延深老师分别荣获全县中考语文、政治第一名,他就组织全校师生敲锣打鼓把奖状和奖品送到我们家中,在社会上激发起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右边是张寿山校长,左边是张延凯老师,中间是笔者。1985年东郎坞中学全体教师合影)

从1981年到1984年,连送三届毕业生,在全县中考中都是首屈一指,被誉为“三连冠”。我历年被评为县级先进教师,1984年破格转为国办教师;1985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6年,被选入“庆云县先进教师模范事迹报告团”。 报告团由耿局长带队,局长秘书刘仁德同志主持安排,还有办公室主任张金和同志参加。我们一行七人,由司机小王开车,每天奔赴两个乡镇,分别在上午和下午各讲演一场,所到乡镇全体教师准时等候。我们的演讲都非常卖力,教师们也都认真倾听。

我县共有十六个乡镇,共用了八天时间。最后一天,局领导作了简短的总结,宴请了我们,并与我们合影留念。

同年被评为市级优秀教育工作者,又获得山东省“园丁奖”。

(自左到右前排:刘开林、耿局长、秦局长、赵局长、张海英。后排:司机小王、张金和、笔者、李如才、刘仁德)

 面对崇高的荣誉,我加倍努力工作,虽那时我已年近半百,但觉得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青春焕发,什么工作也不甘落后,教学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因此,1989年又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奖,1993年被聘任为中学高级教师。

现在,我已年过耄耋,领着丰厚的养老金颐养天年。回顾自己几十年的战斗历程,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中学高级教师,这全凭着改革春风的哺育,全仰仗开放甘霖的润泽。改革开放焕发了我二度青春,改变了我终生的命运。


(在线编辑  文童)

作家简介

郑天峰,山东庆云人,83岁,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曾任东郎坞中学教导主任。庆云作协会员,曾连任两届《老年日报》特约通讯员。2018年出版过散文集《半世情缘》,第二部散文集《为霞满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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