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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 提起汪曾祺，人们想到最多是美食，有他讲的油条里塞肉馅，炸后，此菜嚼之极酥脆，闻之真可声动十里人；还有高邮的鸭蛋，用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哪怕是寡味的干馒头就腌萝卜，被他加入了烧蝈蝈，“咬一口大腌萝卜，嚼半个烧蝈蝈，就馒头，香啊。”人们体会最美的是生活。汪曾祺讲的生活都很平常，但会发现趣味，“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喜悦。” 汪曾祺先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热爱生活，笔下的柴米油盐会温暖人心；他性格随和，说这来自于他“没大没小”的家庭，对文学艺术有一点“灵气”，大概是父亲那的遗传基因。 没架子的父亲，有兴致的生活 1920年，汪曾祺出生于江苏省淮扬道高邮县（今江苏省高邮市）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家里有两三千亩地，两家药店，一家布店，条件相当不错，但不幸的是汪曾祺很小就失去了母亲，此后，父亲常带着他睡。 汪曾祺讲父亲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人。他会画画、刻图章、拉胡琴、摆弄各种乐器、糊风筝。他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胡琴的老弦放的。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人。每到春天，父亲都会给他做风筝，再领着一大群孩子到麦田里去放，和孩子们一样，一起奔跑欢笑。 汪曾祺喜欢画画，父亲只在旁边看，任其瞎抹；喜欢写字，父亲就引导他写《圭峰碑》和《多宝塔》；喜欢唱戏，父亲就拉胡琴伴奏。但汪曾祺的学业，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数学却“从小到大都不佳”，父亲只说及格就好。
过去中国的传统家庭讲究辈分规矩，但汪曾祺从没有过拘束。十几岁时他就和父亲学会了抽烟喝酒，在他的《多年父子称兄弟》的追忆文字中，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他一根我一根，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十七岁时汪曾祺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父亲还在一旁瞎出主意。 正因为父亲的“放任”，汪曾祺童年的生活一直很有兴致，也让他此后一直保有一颗会发现的童心。 这样的父子相处方式也很接近现代，汪曾祺后来在他的《人间草木》也讲，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1961年，汪曾祺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去西南联大，遇见恩师沈从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江浙沪地区成为了日寇第一目标。眼看着要打仗了，为了避难，汪曾祺随祖父、父亲跑到一个偏远村庄的小庵里，在那躲了半年。这期间，汪曾祺除了带些备考大学的教科书，还有两本课外书，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汪曾祺曾说，这两本书使他对文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兴趣。 1939年，汪曾祺如愿考上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也就是当时沈从文任教的学校。第一天进校门，他就将沈从文先生开设的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三门课程全部选了，可见他对沈从文的崇拜之情。
汪曾祺讲，沈先生读很多书，但讲课从不引经据典，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他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沈先生讲课湘西口音重，很多学生都听不懂，但汪曾祺不仅能听懂沈从文的课，还说会受益匪浅，会终生受用。 一次写一段关于人物的对话，内容汪曾祺早已忘记，只记得有许多对话，自己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以后，他才知道人物对话要尽量写得朴素，才真实。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汪曾祺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常不上课，“乱七八糟地看了不少书”。但沈从文却非常欣赏他，四处夸赞这个学生的文章比自己更出色；一篇课堂习作，满分100分，沈从文给打了120分，还将作品寄到杂志社去。 沈从文与汪曾祺亦师亦友，不但关心他的学习，也关心他的生活。一次，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沈从文，沈从文见汪曾祺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出去买了几只橘子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汪的怀中。还有一次汪曾祺跑出去喝酒，喝得烂醉如泥，倒在昆明街头，沈从文从旁边走过还以为是个乞丐，走出一段路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折回去又仔细瞧了瞧，才发现原来是汪曾祺，赶紧喊人给他带了回去，一茶缸浓茶灌下去，这才清醒过来。 汪曾祺讲，沈从文是对他影响最大也最有帮助的一位老师，他先后写下《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沈从文的寂寞》等多篇文章，回忆与老师的点点滴滴。汪曾祺的写作，语言清新质朴，情调平淡恬静，有学者认为，这和沈从文的大多数以故乡湘西为背景的小说中清新、静谧、田园的浓郁情调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沈从文与汪曾祺 文革时期，生活“苦”中带“乐” 1958年，汪曾祺和一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一样被划为“右派”，“表面上的理由是单位右派数目不够，需要补课，真正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单位的一些人，卡了他们的稿子，因为他觉得水平不够。”之后，他被发配到张家口劳动改造。 到了张家口汪曾祺干的都是体力活，但他觉得这是难得的体验，“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四十五度角那样陡的高跳。”活儿再累，汪曾祺也坦然面对。 据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在张家口劳动改造时，父亲从不诉苦，也不抱怨，张家口的冬天太冷，公厕里的屎尿都冻成了大冰坨子，他得把它们掏出来，搬到一块儿。母亲施松卿问他，脏不脏，臭不臭啊？他笑起来，手舞足蹈地做了一个甩手的动作，没事，冰碴子落在我身上，抖抖就掉了！他的笑是特别的，把头歪着，缩起脖子，半掩着嘴笑，有一丝狡黠，也有一些稚气。 后来因改编样板戏《沙家浜》，汪曾祺被调入北京京剧团，他讲，因为才气被江青“控制使用”了十余年。 文革之后，汪曾祺的心境逐渐好转，生活归于平静，他也重新拿起笔来。他最早被广大读者熟知，是1980年的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受戒》。此后，汪曾祺开始在文坛走红，此后的作品一发不可收，最终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纵观汪曾祺的一生，幼时生母去世、青年时历经战乱、中年时遭遇文革与批斗，但面对这些困苦和动荡，他依然能掘出许多美意。他曾讲，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哧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
1994年，汪曾祺在家中作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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