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准备武汉会战，日本大规模地调兵遣将。 截至1938年7月，日本陆军共有34个师团，其分布是： 朝鲜1个师团，中国东北8个师团，华北9个师团，华中14个师团，本土2个师团。 此时，日本参谋本部估计苏联远东兵力拥有28个步兵师、飞机1650架，在兵力对比上处于劣势，而“陆军因为要倾尽全力进行武汉会战，所以没有余力应对苏军”。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在武汉会战前，要“促进对苏作战准备，至少要封杀苏联想干涉中国事变的企图”。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也决定，“强化日德意轴心”来对抗苏联。 正值日本紧锣密鼓地调集重兵准备武汉会战之时，爆发了张鼓峰事件。 一、张鼓峰事件的前因后果 1、武汉会战的同时张鼓峰事件为何会爆发？ 张鼓峰位于中国黑龙江省晖春县南端，与苏朝边境交界，当时，晖春县划归日本朝鲜军防卫范围。1938年7月7日，日本关东军侦知苏军将占领张鼓峰东北方香山洞西方高地，日本朝鲜军立即命令第十九师团注意警戒。 7月9日,日军第十九师团侦知苏军约40人进入了张鼓峰构筑工事,便立即向日本参谋本部次官多田骏中将、日本陆军省次官东条英机中将及关东军报告说,张鼓峰是伪满与苏联边境有争议的领土,苏方派兵是违法行为。 现在,日本正在进行中国事变,不宜立即采取反击措施,但准备与苏方直接提出要求苏军撤退。“万一苏方不接受我方要求时,则准备断然以实力将苏军驱逐出该地。” 参谋次长多田和陆军次官东条均回电表示,同意第十九师团的建议,对苏提抗议一事由外务省负责,万一苏方拒绝,要慎重使用武力。 7月16日,日本参谋本部在《大陆命第154号》中指出,日本朝鲜军司令官根据需要,可向张鼓峰方面集结兵力,但若行使武力,须听候命令。
7月17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在《参电160号》中指出: “此次下达之命令在支援外交示威行动的同时,为应对万一恶化的情况,准予向事件发生地点正面集中兵力。” 于是,日军第十九师团的半数兵力紧急向张鼓峰方面集结。日本参谋本部还派出有末次(有末)中佐和甲谷悦雄少佐到朝鲜进行联络,有末次在出发前,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告诉他,应准备以小兵力急袭张鼓峰的苏军,使事态向有利于日方发展。 此时正值武汉会战前夜,日本陆军主力已投入中国战场,国内只剩下2个师团,无力同时对中、苏两国作战,不宜激化日苏矛盾。但日本参谋本部和日本朝鲜军的部分将校及第十九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均存有先给苏军一击,再以外交方式解决的思想,对张鼓峰事件采取强硬方针。 7月17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稻田)给有末联络官的电报中提出,“以外交磋商使苏联撤兵的希望很小”,“要准备以少数兵力通过夜袭夺回张鼓峰”,“假如事态扩大,可以地面部队急袭,对张鼓峰进行有限攻击”。 2、日本驻朝鲜军为何执意扩大事态？ 7月19日，稻田又给有末发去电报指出，苏军的行动是对日本的牵制行为，但此时，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对苏不利，因此，张鼓峰纠纷扩大的可能性不大。
为此，应对张鼓峰越境苏军机智地加以一击，对封杀苏军今后的挑战意志是有利的。7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向日本朝鲜军下达《大陆命第155号》，命令“朝鲜军司令官对张鼓峰附近非法越境的苏军可以行使武力”。 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在给天皇上奏的说明中指出，由于对华作战正在进行中，从大局来看，应极力回避对苏正面冲突。但如果默认了苏联这一方面的非法要求，苏联就恐怕会接二连三地在其他方面挑起同样的事件。 而且，张鼓峰的地形也决定了在此地集中大量兵力扩大抗争的危险较小。因此，此时对苏加以一击，可以压制苏联对日抗争的意识。 日本天皇对中日战争仍在进行时与苏军发生冲突感到不安，他反问道： “在目前的形势下，万一发生了真正的对苏战争，如何处置呀？”便没有批准。 陆相板垣征四郎也就此事上奏天皇，天皇也断然拒绝说： “当前的问题，没有朕的允许绝对不许用兵。” 于是，日本参谋本部在7月20日晚向日本朝鲜军发布《大陆命第154号》命令： “集中于朝鲜国境部队的行动，特别是侦察及作战准备等要慎重，严防惹起纠纷”，也不要在中苏边境“刺激苏军”。 7月22日，日本参谋次长多田骏电告日本朝鲜军和关东军，如果行使武力，则会使事态更加恶化，要求正在向张鼓峰集中的军队在原地待命。 7月23日，日本参谋本部获知日军第十九师团正在准备扩大事态、夺回张鼓峰的攻击计划后，7月26日，又发布《大陆指第120号》命令，要求“朝鲜军司令官按照《大陆命第154号》命令，将集中于张鼓峰附近的部队返回原驻地”。 日本参谋本部的命令十分明确，态度也十分坚决： 在武汉会战前严禁与苏联发生冲突。 尽管如此，日本朝鲜军和第十九师团仍想借机对苏一战，出动4个步兵大队(1个大队相当于1个营)、1个炮兵大队的兵力到前线。
7月29日，日本第十九师团长尾高命令日军向沙草峰的苏军发动攻击，日苏军队终于在张鼓峰附近的沙草峰发生武装冲突。 尾高向朝鲜军司令官报告说： “本事件完全是敌方的非法挑战，我方确信，这同张鼓峰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应作个案处理。” 7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以次长的名义向日本朝鲜军和关东军发出电报指出： “沙草峰事件目前可委托当地军队坚持不扩大方针处理。” 但日军第十九师团却于7月30日夜出兵攻占了张鼓峰，将事态扩大。 8月1日，日本参谋次长多田将情况报告了天皇。同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大陆命163号》，命令“朝鲜军司令官暂时占据张鼓峰沙草峰附近，大致据守现已控制的地区”。 与此同时，日本参谋总长下达《大陆指第215号》命令，要求日本朝鲜军： “在张鼓峰沙草峰附近，只要苏军不挑战，军事行动不得超越目前范围，军队的配置及行动，除准备对敌反击外，维持现状”，“对军队正面的满苏国境方面应严加戒备，但军队的行动应注意不要刺激敌方”。 3、苏联方面的反攻 8月2日，苏军发动反攻，日军陷入被动。8月5日，日本朝鲜军参谋长向日本参谋本部次长、陆军省次官发出电报，报告说： “敌方似乎在拖延外交谈判以赢得时间，此时，正依靠轰炸及远程炮弹，减少自身损失，逐次消耗我方战力，最后运用综合战力，企图一举夺回张鼓峰，使本次事件及一般外交取得有利的进展。果真如此，则我军在限定战面内，特别是战术及地形上缺乏用兵之良策。…本次战斗可谓是空守阵地，承受着逐渐消耗。” 从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出，日军第十九师团十分渴望参谋本部能批准同苏军决战。但日本当局仍坚持在武汉会战前严禁日苏军事冲突。 同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大陆命第172号》,命令： “朝鲜军司令官应将占据张鼓峰、沙草峰附近的军队,伺机向图门江右岸地区集结,然后适时返回原驻地”。 为了使日军第十九师团摆脱困境、顺利撤军,日本参谋本部命令在大连的日军第一零四师团向晖春方向移动,命令关东军向苏联边境的绥芬河、东宁方向移动,以牵制苏军的行动。 但这一命令未传达到日军第十九师团,原因正如日本《战史丛书》所言: “尚未传达的8月5日的《大陆命第172号》,是为了避免全面战争不得已而使防御战斗中的军队后退的命令,这对造成优秀师团的战败感,给予敌方过敏反应,乃至对日苏今后的政局和国防均有极大影响。” 8月6日,苏军以2个师的兵力在飞机、战车的配合下向日军发动猛烈攻击,处于劣势的日军只有招架之力,每天伤亡200人以上,到10日,伤亡逾千人,如果再继续下去,日军将全线崩溃。
这种形势使日本当局焦虑不安。8月10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寺田雅雄大佐在视察前线战况后回东京报告,强烈主张“立即撤退论”。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意见。 于是,日本在日苏谈判中做了重大让步,于8月11日签订了日苏停战协定。 同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大陆命第179号》,命令日军第十九师团“自现在起,同在张鼓峰、沙草峰附近的苏军停止战斗行动”。 至此,日军伤亡达1440人,占参战人数的21.1%。于是,张鼓峰事件便以日本的失败和苏联的胜利宣告结束。 4、日本为何要主动撤退？ 张鼓峰事件是战时日苏关系上的一件重要的事件,是自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日苏间的首次军事交锋。 张鼓峰事件的发生是在日本全力准备武汉会战的时期,按理说,此时,日本不应挑起日苏军事冲突,否则,会陷入对中苏两线作战,而且,苏联始终没有主动挑起事端。 但是,日本朝鲜军却有意挑动张鼓峰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北进政策的国策造成的。 即是说,日本长期实施反苏政策,将苏联视为其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主要敌国,在1936年便将北进占领苏联远东地区列为国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北进建立基地。因此,与苏联远东军对峙的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军,便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会制造事端,实行“威力侦察”。张鼓峰事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 日本挑动的张鼓峰事件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战场的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使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兵力与苏联远东军相比,处于劣势地位。 据时任日本参谋本部课员的井本雄男估计,张鼓峰事件发生时,苏联远东军的航空和机械化战力是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军的近10倍,地面部队达3倍左右。
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军共有9个师团,而在中国本部作战的日军达23个师团,的确不具备对苏大规模作战的兵力。可见,中国抗战是日本在张鼓峰事件中失败的主要因素。 二、诺门坎事件的前因后果 1、诺门坎事件爆发背景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了武汉和广州,在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而中国的抗战仍在继续,于是不得不在中国战场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而其首要的任务是巩固占领区,扶植傀儡政权。 与此同时, 1938年末到1939年上半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秘密研讨对苏军备,并制订对苏作战计划。日本参谋本部通过论证认为,以对苏作战为主的日本军备总数需要77个师团、150个空军中队的兵力,便将这一方案提交日本陆军省研讨。 1939年6月1日,日本陆军省军事课研讨后回复说,到1942年末,军备扩充只能达到60个师团、150个空军中队。 这一削减的兵力明显不足以进行对苏战争，便计划在华实施兵力渐减措施，到1941年，从目前的70万人减少到40万人。 1938年秋至1939年，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制订1943年度对苏作战计划，即八号作战计划，提出了甲乙两个方案。 甲方案提出： “日本陆军于开战后，迅速同时对乌苏里州及黑龙江州方面的苏军进行正面攻势作战，予以歼灭，继而歼灭大兴安岭方面之敌。” 乙方案提出： “日本陆军在开战时，以主力歼灭外贝加尔州方面的苏联主力。” 日本关东军同意乙方案，但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同意甲方案。
正当日本在制订对苏作战的八号作战计划时，1939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与蒙古军在中国东北和蒙古边境诺门坎的哈尔哈河发生冲突。 负责该地防务的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按照日本关东军同年4月制订的《满苏国境处理要领》的规定，立即派兵出击，击退蒙古军。 《满苏国境处理要领》中规定，关东军所属部队： “对满苏边境的苏军（含外蒙军）的非法行为，在周密准备的情况下，实施彻底的膺惩”，“以防止事件频发”。 这实际上是授权关东军各部队，可以自主决定在日苏冲突中对苏军采取军事行动。 5月20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向参谋本部报告关于诺门坎冲突的情况时说： “作为日军应将解决中国事变放在第一位，在此期间应尽可能不诱发对苏战争，这是关东军始终不变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与陆军中央是一致的。”但是，“从全盘考虑，给在诺门坎事件中越境的苏军以彻底打击极其重要，以此才能期待对苏纠纷的不扩大，中国事变就会容易处理。如果持软弱态度，战面就会扩大”。 因此，“此时，日本在断然表示决心的同时，对诺门坎方面的苏军以彻底打击，使苏联屈服，才能防止将来的国境纠纷”。“最重要的是，诺门坎事件不能重蹈张鼓峰事件的覆辙”。但日本参谋本部未能完全同意关东军的意见。 2、双方的调兵遣将 日本关东军认为，根据诺门坎地形情况，不宜使用庞大兵力，苏军大约会出动1个师的兵力，因此，准备以日军第二十三师团为基干对苏作战即可。日本参谋本部对此无异议，但要求绝对避免发展为日苏战争。
日本关东军以第二十三师团为基干，增加第七师团步兵1个联队和安冈支队（拥有战车2个联队、第二师团步兵1个大队兵力)，准备对苏军作战。日本关东军估计苏军仅1个师的兵力，日军同苏军相比占有绝对优势，乐观地认为这次对苏战争是“用牛刀杀鸡”。 6月19日，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向关东军司令官报告说，诺门坎方面的苏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发动攻击，请求给予“膺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接报后决定对苏军进行“膺惩”。6月21日，日本关东军出动空军同苏军展开空战。 日本参谋本部考虑要避免引发日苏战争，故不赞成出动空军同苏军进行空战，但日本关东军却我行我素，拒不执行。 6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下达攻击令，命令“第二十三师团待主力大致集中后，应尽速扫灭诺门坎方面的外蒙军队”。 6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电告关东军，对关东军空军轰炸外蒙境内表示遗憾，要求严守原定的方针。 7月初，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分两路在哈尔哈河向苏蒙军发动攻击，受到装备精良的苏军的有力反击，战车几乎全部被炸毁炸坏，不得不退回原地。7月7日至10日，日军连续攻击苏军，但均未成功。 诺门坎作战久攻不下，使日本参谋本部感到不安。 7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中岛铁藏（中岛）中将、陆军省次官山胁正隆(山胁)中将，紧急召见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矶谷）中将，向他传达了由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签署的《诺门坎事件处理纲要》，要求关东军“在将事件限定于局部地区的方针之下，努力至迟在今年冬季结束”，“地面作战尽力扫荡哈拉尔河右岸（即境内)之敌”，“航空作战以打击越境敌机为方针，努力保持我方战力”，“根据作战推移，捕捉良机，获取外交谈判的机会，努力导致划定国界或设定非武装地带的协商，勿做不惜断绝邦交的外交谈判”。 3、诺门坎的失控 《诺门坎事件处理纲要》再次表示了日本参谋本部不扩大事态，争取外交协商解决的意图。
对此，矶谷表示，对限制空军越境作战、对争取外交协商、对冬季以前撤出苏方主张的边境等均不赞成。他说,在已占领的地区,是用数千人的性命换来的,不能放弃该地区。 中岛和山胁均表示,《诺门坎事件处理纲要》并非指令,只供关东军参考。于是,日本关东军仍按自己的作战继续进行诺门坎作战。 对诺门坎作战的连续失败,日军认为是炮火不足。 于是,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紧急调集82门重炮,由炮兵司令官山英太郎(山英)少将任炮团团长,增援诺门坎日军。 7月23日至25日山英指挥炮兵向苏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然后步兵进行攻击。但到步兵进攻时,苏军便开炮打击,使日军无法推进,表明日本炮战也不能扭转战局,反攻遭到失败,又鉴于日军弹药不足,开始做越冬准备。 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命令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待完成歼灭当面之敌后,迅速占领哈尔哈河右岸要地,构筑工事”。 日军在前线构筑越冬工事,从一开始就遭到苏军炮火的攻击,毫无进展。为了扭转战局,8月4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在关东军下新设第六军司令部(司令官荻州立兵中将),指挥日军第二十三师团等部队进行诺门坎作战。 8月9日至10日,苏军展开反攻,均被日军击退,使日军误认为苏军的“8月攻势”也不过如此。 正当日军陶醉于“胜利”之时,8月20日,苏军3个步兵师、数个坦克旅,在优势炮火的掩护下,分两路包围了诺门坎的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及第七师团的半数兵力,以绝对优势兵力和炮火突击日军阵地,诺门坎日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困境。
8月23日,日本第六军急调7个大队的兵力投入战场,以解诺门坎之围,但亦如杯水车薪,毫无成效,日军死伤惨重。 在这种形势下,关东军决定急调第七师团主力和第二师团投入战场,营救第二十三师团。此时,诺门坎日军已逐渐不支。 于是,8月27日至28日,关东军又紧急调动第一师团一部、第二师团、第四师团主力及其他部队到第六军。此时,日本关东军以重兵驰援诺门坎作战,表明诺门坎战役即将进一步扩大。 日军第六军计划以第二、第四、第二十三、第四师团等优势兵力,向苏军实施包围夜袭,企图一举歼灭苏军。 但日本兵力的集中尚需一段时日,在此期间,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及第七师团一部,继续遭受苏军打击,溃不成军。战局如此糟糕,是日本大本营未曾预计到的。 日本大本营为了集中兵力解决中国问题,决定对苏采取妥协方针,于8月30日向关东军下达了《大陆命第343号》命令指出: “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在中国东北方面以帝国军队的一部防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为此,在诺门坎方面应力求不扩大作战,以迅速终结。”“关东军司令官应在诺门坎方面,以少数兵力谋求持久。” 这一命令表明,日本大本营为了集中力量解决中国问题,因而要求以撤军来结束诺门坎事件尽管如此,日本关东军还企图在援军到达后于9月2日同苏军决战。但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这是日本当局所始料不及的。即是说,此时的日本尚未做好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9月3日,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紧急下达《大陆命第349号》命令指出: “鉴于形势,大本营企图主动结束诺门坎方面国境事件。”“关东军司令官应停止诺门坎方面的攻势作战,为此,为防止发生战斗,应先将兵力隔离于哈尔哈河右岸有争执的地区(杭达岬附近以东地区除外)以外。”“作战军队主力返回原驻地的时间另行通知。” 为抑制日本关东军的独断专行,日本大本营派遣参谋本部次长中岛铁藏到关东军传达参谋总长的指示: “根据《大陆命第349号》,务期隐忍自重,以待他日雪耻。切望抑制上下，妥善收拾时局。” 9月9日，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向苏联提出诺门坎停战要求，苏联鉴于欧战形势同意停战。
9月15日，日苏签订了诺门坎停战协定，日军撤回原地，诺门坎事件宣告结束。 4、日本为何惨败？ 在诺门坎事件中，日本关东军共出动近6万军队，死伤2万余人，其中，第二十三师团死伤1万2千人，可谓惨败。 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中国战场的牵制。 武汉会战后，日本虽然在中国战场停止了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相持，但面对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持久抗战，需要保持两线作战的兵力，其陆军主力仍深陷中国战场，使日本当局不敢发动对苏战争，便在诺门坎事件中对日本关东军的军事作战进行了种种限制。 虽然日本关东军对日本大本营的限制有许多突破，但在不引发日苏战争这一根本点上却无法突破，导致日本关东军在日苏诺门坎局部冲突中遭到惨败。 第二，德国世界战略的转换使日本未获北进良机。 自1936年11月日德签订《日德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也在该文件上签了字)以来，日本一直判断德国在欧洲的战争矛头当首指苏联，而德国吞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大有东进攻苏之势，这也是日本关东军敢于抵制大本营命令，而日本大本营亦能容允关东军违抗命令的重要原因，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认为这是“第二次日俄战争”。
但日本所预料的形势直到诺门坎事件发生时仍没有出现，相反，德国却于1939年8月23日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给致力于北进战略的日本以当头一棒，日本不得不迅速中止诺门坎事件。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日本的北进战略是建立在占领中国的基础上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为了建立北进基地，但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使日本深陷中日持久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日本陆军主力也深陷于中国战场而不能脱身。 日本的北进同南进不一样，南进是以海军为主，北进则是以陆军为主。当日本陆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时，日本的北进战略便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付诸实施。 因此，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朝鲜军在张鼓峰事件中想对苏军进行“威力侦察”，日本关东军想在诺门坎事件中对苏军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这两次“北进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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