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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来看, 内阁阁员的地域分布以浙江、广东、直隶最多, 江苏、福建、安徽等省次之。表中江、浙、闽、粤、皖、直隶六省内阁人数合计占总数的59.8%, 远远超过其他各省人数之和。从区域上来看, 以东南沿海 (苏、浙、闽、粤) 与长江流域 (皖、湘、鄂) 为多, 而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人数较少。人才与地理之关系, 早有学者论及。一般而言, 中国传统社会影响人才成长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是政治, 一是经济。政治为都会之所在, 文化聚集之地, 往往四方人才辐辏。其次人才之成长, 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隶籍的内阁阁员位居前三甲, 实与北京既为前朝京都, 又是现朝都会之故。而江、浙一带自宋元以降, 便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也逐渐成为全国人才的渊薮。闽、粤则是最早和外界接触, 开近代留学风气之先之地, 为近代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 这样的一个地域分布, 一方面固然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地域观念在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中的重要作用。民初教育部人员多来自江浙, 曾亲历其事的王云五对此解释道:“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 教育界的杰出人物, 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 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 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 都是籍隶江浙两省。”但情况之严重, 甚至可以由参事、司长集体辞职迫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 改换浙籍的汪大燮, 则至少不能说是正常。海军部的现象则更明显, 几乎是一省独霸一部。1916-1928年间, 海军部共有6人担任总长, 其中5人为福建籍, 以至时人有“海军部者, 易名即福建会馆, 盖闽人之私产也”, 此说显然并不为过, 因此当程璧光以粤人而任总长时, “宜不能指挥如意”。 表1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地域分布 (1916-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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