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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不少经典名著都有其相应的改编之后的影视作品，以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为例，以此小说为文本改编的电影就将近10余部，而按年代分也是横跨19至20世纪。从这些影视作品的特点分析，可以看出不同作品在改编后的侧重点不同；从电影在当时的影响力来看，不同的观众对于作品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唯一可以确认的便是这写影视作品无疑不带有当时时代的影子，是时代特征的再现。 以世界名著为文本所改编而成的影视的现象已经有存在于好几个世纪了，例如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所著的《呼啸山庄》、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所著的《飘》，甚至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芥写的短片小说《罗生门》也被翻拍成电影。但是像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的如此数量之多的被改编为电影却实属少见。 以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为文本进行改编成的电影，最早可以追溯到1913年，这部电影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翻拍。该部电影的是由美国的Famous Players Film Company 发行，由埃德温·鲍特 Edwin S. Porter指导，埃德温·鲍特 Edwin S. Porter等众多演员为主角，可以说这部翻拍的电影《基督山伯爵》，开拓了以该小说为文本的电影改编的先河。从1913年之后，每隔10余年便有一部新的被改编而成的电影《基督山伯爵》问世。 除法国本国拍摄《基督山伯爵》之外，其他国家也都以这此文本进行改编并拍成电影。例如在1934年由美国联美电影公司发行的基《督山恩仇记》，影片由Rowland V. Lee指导，罗伯特·多纳特饰演基督山伯爵，这部电影在美国首播之后，相继又在美国各个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如德国（1935）、奥地利（1935）、丹麦（1935）、瑞典（1943）等多个国家放映，可以说这部翻遍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为后来更多版本的电影《基督山伯爵》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相隔九个年头之后，1943年由法国/意大利联合发行，由罗伯特·维尔奈导演的电影问世，这部《基督山伯爵》融合了更多戏剧元素，使整部影片充满浪漫的传奇色彩，分分奇特新颖，引人入胜，堪称是最经典的一个版本，将大仲马的小说演绎的淋漓尽致。 二十世纪下半叶同样也出现了多个版本的电影。1955年Robert Vernay指导的电影，以183分钟的片长，将文本中曲折离奇的故事特征，扣人心弦的情节安排等都表现的惟妙惟肖。而这部电影所传达的真理，也必然会影响着整整一代人。 时间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年，美国高蒙电影公司 (1961) (France) (theatrical)与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美国] (1962) (USA) (dubbed)发行的电影同样大获成功，成为最经典的版本之一。 在诸多的《基督山伯爵》电影中，当然也出现过国语版本。例如1975年英国 / 意大利发行，由David Greene的影片，算得上一部不被很多人知道的影片，但是根据当时对影片的评价，可以判断此部电影算是国语对白中最好的版本。 当然不得不提一部人们经常忽略的版本，即1988年法国 / 苏联联合发行该影片，由Georgi Yungvald-Khilkevich指导，片长238分钟算是所有电影中时间最长的一部，也是唯一以俄语进行对白的作品。 到了90年代末期，出现了以文本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基督山伯爵》。该电视剧是法国电视四台邀德帕迪约主演了三部他们斥巨资拍摄的短篇电视剧集的其中之一，其他两部还包括：《悲惨世界》与《巴尔扎克》。 距离当今时代最近的一部影片，是2002年由美国制片，由凯文·雷诺兹做导演，詹姆斯·卡维泽，盖·皮尔斯，理查德·哈里斯，詹姆斯·弗莱恩等演员主演的《新基督山伯爵》。这部作品相比与上述一系列的文本改编，算是最具有当今时代特征的，是最与文本偏移最远的作品，因此也是论文最要着重讨论的核心。 以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为文本改编的电影之所以会如此层出不穷，一定与小说本身有这很大的关系。《基督山伯爵》错综复杂的故事背景、布满巧合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以及美丑善恶对比、明晰而宏大的历史背景等，都为影视作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而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改编成适于所在的时代的电影、电视剧作品，通过将文本中的故事内容进行改编，演绎成为适于时代主题的影视剧作品。 一、小说《基督山伯爵》对历史事实的反映 众所周知，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与所在时代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和反思。《基督山伯爵》中的人物作为当下时代的某个集团组织的代表，将这一部分人的善恶美丑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小说中的内容事件，可以是从大的角度对社会大风潮的具体描摹，从小的方面可以是对社会缩影的细节再现。因此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作为一部具有极其浓烈的政治色彩的小说，是对当时社会背景反映当然是不可分说的。 小说《基督山伯爵》创作于1844年，而从1814开始欧洲封建君主的反法联盟就进行着搞垮了拿破仑帝国的一系列举措，最终在一七八九年将资产阶级革命中被赶下台的波旁王室重新扶上王位。拿破仑帝国政府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波旁王室复辟是历史的一个严重倒退，人民痛恨复辟政权，于是把流放在爱尔巴岛的拿破仑当作反复辟的象征，希望他能归来反击法国的封建主义制度。封建复辟与人民反复辟，构成波旁复辟王朝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大仲马所写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以及其中的爱德蒙·唐泰斯，邓格拉司、弗南、维尔福等主要人物的刻画，对王室复辟初期的这一主要社会矛盾作了不少点染和鲜明的勾勒。该作品按故事发展可分为蒙冤和报恩复仇两大部分，跨越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两大时期。我们就结合这两段时代背景，分别考察一下小说两大部分的社会意义。 小说第一章《船到马赛》，展现了水手邓蒂斯和船长摩莱尔对拿破仑的敬爱之情；在第六章《代理检察官》和第九章《订婚之夜》中，又将贵族社会对反复辟人民的憎恨和惊恐形象的描绘出来。从法老号大副爱德蒙·唐泰斯含冤入狱，从马赛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对于如唐泰斯的拿破仑党徒的强烈的驱逐与迫害可以看出，尖锐的政治对立已经社会上存在最主要的矛盾。然而，复辟初期的阶级斗争，大仲马在小说中主要还是通过水手邓蒂斯的蒙冤来表现的。 具体讲到邓蒂斯入狱的原因，是在波旁王室复辟近一年后，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回国“百日”复位前夕，邓蒂斯因为在返航途中曾去爱尔巴岛，替那不勒斯国王穆拉特送一个包裹给拿破仑；并受托将送一封密信给正在策划起事的巴黎拿破仑党人，不幸被邓格拉斯、弗南和维尔福告密并被打入死牢。小说中所讲述的三个的动机是：邓格拉司妒嫉邓蒂斯即将升任船长、弗南怨恨他“抢去”自己心爱的人、维尔福怕他传送密信的事泄露，牵连其父，殃及自身，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三个人的共同点可知，维福尔，邓格拉斯与弗南均是“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而受害者邓蒂斯固然不了解包裹和密信的内容，但他在感情上倾向于拿破仑。行动上参与了拿破仑的“百日”事变。邓蒂斯的蒙冤，象一个腾跃的浪花，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激荡复辟王朝社会的政治波涛。 七月王朝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集团——“金融贵族”这些盘踞在金钱与权势王位的人士，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分配从内阁直到烟草局的各种官职。小说中则是以邓格拉司是金融界巨头和众议员，弗南以马瑟夫伯爵的名义从事实业、厕身于贵族院，维尔福高踞于巴黎首席检察官的宝座，这三个人的描写将七月王朝金融贵族统治集团的“人物”进行了具体展现。而这三位金融、政治、司法界的显贵，仅仅是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一个典型的缩影而已。 在次回到这三个“金融巨头”中，让我们了解下邓格拉司、弗南和维尔福是如何走在当时时代的“金字塔顶端”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大仲马以犀利的笔勾划了他们每个人发迹的丑恶历史。邓格拉司在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归来后就畏罪逃到西班牙，靠倒卖军粮成为暴发户。复辟王朝末年，他为行将垮台的国王筹款而得宠受封为男爵。弗南于拿破仑“百日”复位期间在战场投敌。波旁复辟时他成为少尉。这个西班牙移民，在法西战争时竟去对祖国人民作战，并因帮西班牙保王党上台有功，升为上尉，获伯爵头衔。维尔福在一手铸成邓蒂斯冤案以后，就去向国王报告拿破仑打回法国的计划，受到嘉奖。第二次复辟期间，他更卖力地为王室效命，向人民实行反攻倒算，步步升迁。在大仲马笔下，这些所谓的当权者的虽然大红大紫，但是他们的历史满纸卑污，他们的金钱、纹章和顶冠，无不浸透着人民的鲜血，这是通过这些虚构的人物，将当时社会中欺压人民的金融阶级人物以深深地刻画，正式通过这些人的卑劣事迹，将社会黑暗现实以完美展现。 大仲马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位著名将领的家庭。从小就对资产阶级革命怀着亲切的感情，对封建制度深恶痛绝。大仲马把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信念和反封建复辟的强烈情绪，都渗透入邓蒂斯蒙冤的故事中去。小说一开始，他笔下的正直、善良的邓蒂斯就博得读者的好感，而阴险狡诈、爱拨弄是非的邓格拉司则引起读者的嫌恶。随着邓蒂斯冤案的铸成和发展，读者对蒙受飞来横祸的邓蒂斯越是同情，对耍弄阴谋诡计的邓格拉司、维尔福之流就越是痛恨。就这样，通过对邓蒂斯蒙冤故事的描写，大仲马鲜明地站在反封建的进步立场，猛烈抨击了复辟势力对反复辟人民的残酷迫害。 二、时代背景下的《基督山伯爵》文本改编 20世纪50年代由法国高蒙电影公司制作并发行的《基督山恩仇记》是最能反映当时法国社会生活百态的影片。这部影片拍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长期僵化的社会造成了青年一代的理想幻灭，而正在发生的越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也带给整个法国的伤害也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人们在这种绝望和动荡社会中生存，需要一种正义的信仰来拯救这些人的灵魂。因此这部由雷杰拉尔·德帕迪约主演的《基督山恩仇记》，便通过唐泰斯充满鉴定语言与冷峻的神态给观众带来力量与希望。在伊夫堡监狱唐泰斯与法利亚神父对话表达了对信仰的无限崇尚，对自由的坚信、对仁爱的追求和美好的期待，也都给当时社会的人们以鼓舞。 这部《基督山恩仇记》从画片效果看，完美的展现出了50年代法国社会的人生百态，华丽的燕尾服装束、绅士的派头、旧式马车与轮船等都将法国真实场景描绘的惟妙惟肖。大仲马创作小说的时间在19世纪中叶，相隔一个世纪的时间法国社会生活包括服饰在内的诸多方面都会改编，而电影以充满时代气息的“景致”，也许是更好的展现时代主题和易被观众接受吧。 法国电影的发展受到世界电影的深远影响，从70年代开始，在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巨大冲击下，法国电影对世界电影的影响日趋减弱。尤其在70年代后期，由于很难再以某种主义和政治思潮来概括法国电影，多种风格的融合与多元发展成为法国电影的主要潮流。 法国电影要保持自己原有的艺术本色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因此法国电影艺术家们却不得不为艺术电影的生存而奋斗。在90年代末，也就是继法国高蒙公司制作发行《基督山恩仇记》40余年之后，法国电影公司有拍摄了电影《基督山伯爵》，这部片子由杰拉尔·德帕迪约、让·雷谢夫、皮埃尔·阿迪等主演。与之前拍摄的《基督山恩仇记》相比电影剧情大致相同，并符合大仲马原著所写。不同的是电影荧幕展示力图从每个细节展现出十九世纪末的法国电影艺术的新思潮。例如法国版影片中的仆人贝尔图乔是波旁王朝某显贵的厨子，一手把基督山伯爵调教成了一个绝对的法国贵族，而他人也极具优雅的气质，风度翩翩，在影片中甚至比阿尔培还受人关注；再如，影片通过收购银行、救阿尔培、美丽的情人，剧院的包厢等事件一步步使基督山伯爵成为巴黎乃至法国的焦点，特别是在大剧院看戏时波旁王朝复辟的国王向他招的那一次手更是确立了他的上流权贵身份等例子，都说明此时期的电影淡化了政治意义，而加入了更具浓郁性的艺术色彩，影片拍摄的基本脉络与核心原则，也更注重与世界电影大潮流接轨，使观众可以体验到多样化艺术的感官感受与心理体验。 同样在90年代前后，由苏联出版的电影《基督山伯爵》，演员除了长相之外，影片其他方面与原著中一模一样，堪称最忠于原著的“伯爵”。电影结局是带着海蒂乘帆回到了马赛，解救了莫雷尔先生。但是相比较法国拍摄的电影，苏联版既以将原著完完本本的搬上银幕，又要吸引观众，那就要将影片拍摄出苏联国家与人民所特有的本色了。 这一版的电影《基督山伯爵》不论在演员装束，还是画面特色等方面，都展现出但是时代背景下苏联的风土人情，像影片中男主角邓蒂斯的中分状发型，在观众看来与理想中的主人公差距较大，但是苏联影片的风格来讲，却不失为最佳的形象。影片中主要出场的演员着装，相比于西方国家充满了贵族气息的华丽服饰，苏联版《基督山伯爵》，更显得正式并具有绅士味道。当然，影片中的同一场景，通过诸多不同视角展现给观众，也足以表达出苏联影片的特殊魅力。 虽然苏联版电影在镜头语言、演员的穿着等与法国本影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观众在接受方面也存在着争议，但不得不提的是苏联版《基督山伯爵》在推动电影发展还是有着很大的作用，80年代的苏联电影以战争题材居多，从1981～1985年，苏联共拍摄了750部故事片，在战争题材方面创作史诗性作品，如莫斯科保卫战（1985，导演奥泽洛夫）、《胜利》（1985，导演.马特维耶夫）等。80年代后期，苏联电影积极向主题的深化，新题材的开拓以及样式多样化方面发展，而1988年拍摄的《基督山伯爵》可以说是从战争题材向多风格走向的过渡。 对于将文本《基督山伯爵》进行改编，距当今最近的要属美国制片的《新基督山伯爵》了。这不电影由导演凯文·雷诺兹于2000年执导拍摄，并于2002年上映。影片男主角爱德蒙·唐泰斯的饰演者为詹姆斯·卡维泽。当然论文将其作为论文讨论的核心部分当然是考虑到这部《新基督山伯爵》在文本改编上是受时代气息影响最大，对文本的内容变动做多，乃至对作者大仲马写作的出发点和思想以图变化最“全面”的一部影视作品，可以说将原著改的面目全非，我们不妨将2002年美国版《新基督山伯爵》与原著进行比较，同时分析世纪潮流对《新基督山伯爵》拍摄有哪些重要的影响。 三、2002版《新基督山伯爵》受的时代影响的具体体现 当然，从具体方面来讲由于将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动，所以电影《新基督山伯爵》的整体内容就与文本有这诸多较为明显的区别之处了，而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与方面，当然决定于新世纪下的怎样的时代潮流、或着是生活主线等。因此将原著与2002版电影改编进行比较，从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别进行分析、探索新时代背景于《新基督山伯爵》的影响，不失为较佳的方式。 （一）、时代生活影响着《新基督山伯爵》的思想表达 艺术来源于生活，不论是小说的创作还是电影拍摄都离不来现实生活，所以对于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必然是以此为基础。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小说的故事背景是1814年的法国，也就是复辟与反复辟矛盾激化的动荡时期，在这种政治形态不稳定的生活中，大仲马通过十九世纪一位名叫爱德蒙·唐泰斯的法老号大副的悲惨遭遇，以及日后在狱中受到狱友法利亚神甫传授各种技能，并在逃出之后进行一系列的感恩与复仇的故事，表达了对于封建制度的深恶痛绝，和对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美好愿景。 因此，在19世纪政权斗争激烈时期的法国，文本《基督山伯爵》的创作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与政治的倾向性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而该部小说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于描摹。 到了和平年代，人们不在过多的关注于对于政权斗争、反封建复辟、资产积极革命等，对于艺术作品所要表达的内涵，更希望是符合新世纪的生活主题。我们看到2002年版的《新基督山伯爵》虽然以大仲马原著作为文本，片中的主要内容仍旧讲的是爱德蒙入狱以及后来复仇的故事，但是电影在思想意涵上却与革命、政治无关，更多的是表达出了对希望的憧憬、自由的向往和对宽容心的追寻。 21世纪的为我们创造了和平与安宁的生活，虽然人们不在为政治上的动荡而“提心吊胆”，但是心灵上却失却了诸多优秀的品质，人们需要从诸如电影等艺术品中汲取一些美好的事物，从而一心向善得对待生活和身边得人。 于是我们看到，2002美国版《新基督山伯爵》在对文本的改编上，重点根据新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常见问题，例如人们对于创业的成功可能性抱有怀疑的态度，进而停止奋斗；对他人所犯下的错误缺乏包容心；亦或是面对社会的众多压力而丧失乐观阳光的心态等，都力求通过此电影的新思想祛除人们内心的阴暗，产生积极影响。 （二）、审美要求决定《新基督山伯爵》的艺术创作形式 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文艺作品的审美有着不同要求，因此为了迎合当下人的欣赏口味，主创人员就要以特别的手段完成了作品的编写或者是创作，这也决定的了文本《基督山伯爵》改编而成的电影应达到怎样的艺术形式。 我们还是将原著与电影进行比较来阐述，首先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一场巨大的革命运动即将来临，渴求改变现状的法国民众对散发着没落贵族气息和华丽脂粉的“洛可可”艺术越发反感，他们都期待庄重严肃的新艺术风格作为宣传革命号召人民的有力武器希望艺术能够发挥培植人们的斗争勇气。因此该时期的艺术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强调理性而非感性的表现，讲究艺术形式的严谨完整，体现一种庄严典雅的风格；在构图上强调完整性；在造型上重视素描和轮廓，注重雕塑般的人物形象，而对色彩不够重视。 大仲马的《新基督山伯爵》以小说作为载体，文字作为故事内容的主要表现的媒介，要符合人们对于时代下文学作品的期许，则应注重人物的刻画与细节描写，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小说中的各个情节，大仲马均以大量篇幅做细致入微的描述。 相比之下，新时期人们对于文艺作品的要求则更倾向于娱乐性，并不过多的考虑作品的情节的完整性、内容的真实性和一些重要的讽刺暗喻等作用。所以2002年美国版《新基督山伯爵》在拍摄过程中对于文本做了大量的变动，去除了故事情节的曲折复杂性，甚至是在原著的基础上另外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所有者这些都是根据到预设观众对于电影作品表现方式的需求上，采取的“措施”。 除此之外，美国版《新基督山伯爵》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考虑到当下人们对于演员外貌，也选择了观众最易接受的成员，而语言则上的则更强调电影人物语言特点。 如果我们将原著与电影中最能体现语言差异的环节，也就是检察官审讯唐泰斯那一段进行比较，便能明显发现两者的区别了。 首先。原著《基督山伯爵》中检察官维尔福首先对话是这样的， 维尔福：“你是谁？干什么的？” 唐泰斯：“我的姓名是爱德蒙·邓蒂斯，我是埃及王号上的大副，那条船是摩莱尔父子公司的。” 维尔福：“年龄？” 唐泰斯：“十九岁。” 维尔福：“你被捕的时候在干什么？” 唐泰斯：“我是在请人吃喜酒，先生。” 而在美国版《新基督山伯爵》中，同样的故事情节，检察官与唐泰斯第一次对话是这样的， 维尔福：“我想说，唐泰斯，你看起来不像卖国贼。” 唐泰斯：“卖国贼？” 维尔福：“现在，听我说唐泰斯，你的命运就决定于此，你在厄尔巴岛时，跟拿破仑有过私人接触吗？” 唐泰斯：“厄尔巴岛，是的，我们有过……” 相比于原著，电影人物的语言特点强调直接切入主要部分，例如问唐泰斯是否跟拿破仑有过私人接触，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也迎合了人们对影视作品避免冗杂无味，拖泥带水的最基本诉求。 （三）、时代与电影《新基督山伯爵》价值取向的关系 上面我们谈到了时代生活状态和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审美，对于电影《新基督山伯爵》拍摄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价值取向对于文本改编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 还是从原著《基督山伯爵》谈起，上文已经说到这部小说创作于1814年，是封建与反封建矛盾激化，斗争激励的时期，而大仲马创作《基督山伯爵》主要是对王室复辟初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作了形象的描述（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水手邓蒂斯的蒙冤来表现的）。大仲马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位著名将领的家庭，亲近于资产阶级革命，痛绝于封建制度深恶。小说通过邓蒂斯蒙冤的故事表达了大仲马对资产阶级革命信念与反封建复辟的强烈情绪。通过对《基督山伯爵》中邓蒂斯蒙冤故事的描写，大仲马鲜明地站在反封建的进步立场，猛烈抨击了复辟势力对反复辟人民的残酷迫害。 因此，大仲马的原著《基督山伯爵》是一部伟大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战歌”，它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小说中主人公邓蒂斯的经历，表达了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景，和封建制度终会灭亡的信心，对于19世纪法国群众有这强烈的鼓舞作用。 我们再来谈新时期对于2002美国版《新基督山伯爵》的价值观的影响。众所周知，当今时代任何一部文艺作品的制作与发行，其更多的是注重能带来多少实际利益，更确切说是能产生多少经济收益。电影《新基督山伯爵》的针对文本的改编，当然不例外会以“获取最佳票房”为最核心的原则进行拍摄。 仔细观察2002版《新基督山伯爵》，不难发现影片中所用到的演员都是当前美国演艺界比较走红的人员，像其中的詹姆斯·卡维泽便是当时倍受观众追捧的演员之一。而该影片的导演凯文·雷诺兹也是指导过如《复活岛》（1994）、《未来水世界》（1995）等诸多大片，并获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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