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 导致德皇威廉二世走 '强硬道路' 由三个因素组成: 体制社会与民意。此前向大家分享过体制与社会因素，今天的主题是民意。 以下内容出自这本《脆弱的崛起》第五章。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德国社会和经济经历大变动、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德国人普遍感受到了自身力量的强大，对于未来也充满期待。很多德国人真诚地相信，德意志民族的技术、思想和勤劳将使德国上升为一个世界大国，并且愿意为此作出奉献。 然而，富于激情往往也容易激动，容易走向非理性。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德国的民意对外交事务的发言权迅速增大，最终使德国政府的战略只能 '顺应' 民意，只能沿着 '强硬道路' 方向一直走下去。最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一切的发生有以下三大原因: 政治民主化进程是当时欧洲的普遍显现。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只提供有限的通道。因此，大众参政的热情只能以一种缺乏规范的形式成长与壮大。 这种有意影响、组织、鼓动社会舆论与民众情绪的做法一旦成为国内政治的一种常态，就进一步加剧了民意的强大冲击力。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德国民意的影响完全朝着一个方向，即 '扩张偏好' 和 '强硬偏好'。对于外交政策中任何的退却和示弱都越来越不能被容忍。民意的影响进一步剥夺了正常政治的灵活性。 德国人的 '扩张偏好' 和 '强硬偏好' 是怎么形成的？ 它跟社会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越来越融为一体，并出现明显的极端化倾向。 1891年成立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协会”主张，所有德意志民族形成一个大的德意志国家，指出1871年德国的统一只是大德意志道路上的短暂停顿，同时鼓吹以战争手段解决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 1911年伯恩哈迪将军（Friedrich von Bernhardi）出版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Deutschland und der nächste Krieg）也是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帝国主义相结合的典型。 对德国来说，前景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成为世界强国，要么遭到毁灭”。而民族自由党的领导人巴瑟曼（Ernst Bassermann）则强调，“世界帝国是在压力之下崛起的”，因此必然会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巨大冲突：“我们大家都必须估计到，有朝一日会出现世界性的大清算。 除了这些极端人士外，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知识界也在极力鼓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当时的德国，大批带有浓厚“泛德意志主义”色彩的著名学者加入这一行列，为这些极端的社会意识形态披上了一层“科学”“合理”的外衣，对德国各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是一个看上去颇为奇怪的现象：本该帮助社会变得更加理性的群体——知识界恰恰成为群众性非理性的先导，而知识界的非理性又使群众性的非理性披上了“科学”外衣，使之“合理化”，最终迫使政府职能部门中少数相对清醒、理性的人步步后退。 比如，马克斯·韦伯这样的伟大学者当时就是一个泛德意主义者。他与泛德意志主义的历史学家特赖奇克同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宣传的主要人物，主张将德国的历史推演为三个阶段，认为就像勃兰登堡在18世纪扩张成为普鲁士、普鲁士在19世纪扩张成为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也将在20世纪成为世界性大国。 其他鼓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著名知识分子还包括自由主义的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希·瑙曼和温和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等人。可以说，第二帝国知识界最有名望的学者几乎都卷入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宣传，而在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大海军”建设中，那些鼓吹和支持扩建海军的“舰队教授”更是多达270人，基本上就是德国知识界的“名人录”。 而这种宣传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正好契合了德国人当时的心态。统一以后的德国用了不到40年时间就成为欧洲大陆实力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与当时世界霸主英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德国人，包括最底层的产业工人在内对于“德意志”这个民族概念都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有一种自豪感。 与此同时，俾斯麦以后的德国在国际政治中却诸事不顺，从而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差，使德国人更加急切地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力量，也更加信服地接受鼓吹民族间“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所以至少在威廉二世的德国，“帝国主义”作为一种鼓吹对外扩张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并不像我们一般所想的，仅仅是垄断资本家和海外利益集团推动的一种潮流，而是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的、包括从政府到利益集团、从知识界到普通民众、从利益相关者到利益非相关者所持有的一种全社会的意识形态，部分历史学家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 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选择效应，即只有那些与之相符合的政治主张才可以盛行，而那些与之相悖甚至对立的主张则遭到压制。而当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最终表现形式是“爱国主义”时，这种选择效应更加强大。 就像一位泛德意志主义的领导人所说的：“我们不会问：'你是不是保守派？你是不是自由派？’我们也不问：'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我们只问：'你是德国人吗？’” 一旦“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直接诉诸民意的、要求人人表态的政治风向，它在“德意志协会”“德意志殖民协会”等极端组织的鼓吹下，就越来越与赞同对外强硬、赞同对外扩张等同起来。 任何公开主张与外国，特别是与英国妥协，或者是主张放慢海外扩张步伐的个人或团体，都有可能被贴上“叛徒”或“软弱分子”的标签。 在这种情况下，各派政治力量如果不想政治自杀，就不得不对这种倾向进行一定的迎合。 一个伟人或者政治强人身后往往会留下真空。这种真空不仅体现在现实的权力方面，也体现在人的思想观念中。 对于一个处于崛起阶段的大国来说，一位曾领导国家走向强盛的伟人的离去，人们不仅加之爱戴，也会将之理想化。而伟人所推行的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中的强硬成份往往会被保留下来，所做的迂回和妥协则被略去，从而成为民族的一种精神依托，又是向现政府发泄不满的依据。 在威廉二世的德国，这种民族心理上的“后伟人效应”体现得十分充分。 俾斯麦是在与新皇帝——威廉二世的权力斗争中下台的，他在任时又有很多政敌，所以刚下台的时候，俾斯麦在民众中并没有受到多大欢迎，相反新皇帝反而显得有决心和能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龄的老宰相由于其统一德国的巨大功绩而越来越成为德意志民族的英雄人物，也成为德国迈向强大的象征。新皇帝和新宰相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碌碌无为更是为这种大众心理提供了对比，进一步加剧了将俾斯麦英雄化和偶像化的进程。 一位俾斯麦的传记作家评论道：“从前，德意志人因为免了俾斯麦的职便相信了皇帝的天才与手段。现在人们都明白过来，威廉二世是既无天才也无手段。对俾斯麦最仇视的感情，都被众人所发出来的欢呼声驱除了，在德意志，无论哪一个既不戴皇冠又不穿制服的人，都未曾受到过这样的欢迎。” 然而，真正使对俾斯麦的爱戴与对政府和皇帝的不信任结合起来的，则是1896年的所谓“俾斯麦揭秘”。俾斯麦下台后，德国的外交不断受挫，俄德关系疏远、法俄同盟建立，而1896年1月的“克鲁格电报”又标志着英德关系的严重恶化，德国在欧洲已经趋于孤立。 1896年10月24日，俾斯麦亲自在《汉堡新闻》上发布声明，称他在任时与俄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但其继任者没有续订，俄德关系恶化的首先责任并不在俄国，而在德国政府自身。而在此之前，无论是“再保险”条约的签订还是废除都属于政府的秘密。当这一秘密被公开后，一下子在德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家报纸开始激烈争论。 这一事件的影响十分严重，公众对俾斯麦的崇拜第一次明确地和对政府与王室的质疑联系在一起，王室的威信尤其受到冲击。荷尔斯坦因在给奥伊伦堡的信中写道：“人民不再把王室当回事了。这是个巨大的危险。危急时刻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德皇是否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这样的问题在德国内外将如何回答呢？” 到1898年俾斯麦去世时，德意志民族心理上的“后伟人效应”自然体现得更加充分。此时已经不仅仅是民众自发的一种情绪和行动，德国政府也迅速介入，试图通过主动宣扬俾斯麦来改变自身形象，特别是挽回“俾斯麦揭秘”事件造成的影响，同时也为正在推行的“世界政策”造势。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那些自发的民间情感可资开拓操纵的地方，或可将非官方群众活动涵括进去的地方，官方若能主动出击自然会获得最大的成功……当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逝世之际，政府却乘机利用了非官方民族主义的热忱，这种热忱让德国人竖起了上百根'俾斯麦纪功柱’”。 俾斯麦在有生之年都极力提醒德国人关注由于德国强大带来的巨大隐患，极力强调谨慎，但是德国的政府和民众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俾斯麦一生中做过无数演讲，也留下了很多名言，但在他身后，被民众和类似“泛德意志协会”那样的社会组织所反复引用、反复传诵的似乎只有三句： 一是“如果我们不设法成为铁锤，那么我们就将成为铁砧” 第二句就是“重大的问题不是靠演说和表决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靠铁和血” 第三句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德国人除了上帝以外，谁也不怕。” 其中第三句的引用最能说明问题，因为当时大多数德国人只知道这一句内容，而不知道通常被裁减掉的下半句话：“正因为这种对上帝的敬畏，使我们珍爱并维护和平。” 在德国全国民众对俾斯麦怀念和崇拜的表象下，俾斯麦的政治遗产却越来越偏离他的本意，成为“强硬路线”和“不惜动用武力”的代名词，成为德国民意中“强硬偏好”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也成为各个政党、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抨击政府的有力武器。 在威廉二世时期，民意对于德国政府的影响非常之大。 总体上看，德国决策层对于社会舆论，或者说民意十分敏感。与英法等政治体制比较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在政治体制上是一种“混合体”，对于疏导和利用民众的政治能量、应对大众的政治诉求缺乏有效的渠道和手段。 随着民众参政规模的急剧扩大（到1910年已经有1100万人参加普选投票），德国在这方面的弱点更加突出，造成政府对于社会舆论压力的承受力明显低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更重要的是，在威廉二世时期，国内外矛盾不断积累，皇帝和政府的威信一直不高，因此更加在意国内民众对其政策和形象的评价，使其对社会舆论的承受力进一步降低。 事实上，所谓“民意”对于政府的影响也是逐步发展的，是政府和“民意”之间互动的结果。 在1895年前后，德国的“民意”本身还没有形成某种固定的模式，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自然不很明显。“克鲁格电报”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德国政府刚发出电报时，德国国内报纸一片欢呼声，殖民协会和泛德意志协会还通过决议，赞扬政府的立场。但是当事件的后果充分展现以后，舆论的风向也很快转变，德国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立刻跌落。 大约从1897年开始，这种局面就发生了变化。 那一年德国开始高调推行所谓的“世界政策”，将政策重点放在海外殖民扩张和建造“大海军”上。这一政策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外交方面的成果来提振王室和政府的形象，以便“不加歧视地团结所有支持国家的因素”来巩固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 在政府与民意的互动方面，推行“世界政策”初期德国政府实际上处于主动：先是政府动员起社会舆论来支持这种“世界政策”，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内政引向外交，着力渲染政府强有力的形象，然后再拿所谓“世界政策”的成果来取悦民众，争取更多的民意支持。 为此，德国每次攫取殖民地都要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贺电并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所有真正的或假想的“外交胜利”也在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道。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导至“外交政策中那些震撼世界的、决定性的问题上。” 为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德国政府大力影响新闻媒体，在比洛当宰相时尤其如此。 比洛本人在柏林时每天都要与外交部新闻局局长会商，在外地时则通过简短的书面指示，建议相关报纸应作何种报道，或是要求普鲁士行政官员和法庭介入某一份报纸的事务，或是要求惩罚某位“造成外交消极后果”的新闻记者。在比洛的努力下，一些报纸如《科隆日报》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完全是按着政府的指令来进行，因而可以精确地反映出比洛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细微变化。 除了宣传“外交成果”外，德国政府在1897年以后也有意鼓励和利用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像比洛就明确指出：“为王室赢得公众支持的途径就是复兴'民族意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利用全国性的反英浪潮为建造“大海军”造势上。 当1897年蒂尔皮茨当上海军国务秘书后，立即对全民开展加强海洋意识、海军意识的宣传，但真正有效的办法则是让民众意识到德国正面临海上霸主英国的欺侮，从而激发起群众性的造舰热情。 德国政府对于民意的这种利用方式无疑进一步助长了其中的“强硬偏好”和“扩张偏好”。 而在德国的社会结构下，政府的这种做法无异于玩火。事实证明，这种带有强烈的“强硬偏好”和“扩张偏好”的民意一旦充分发展起来，政府的主动地位就迅速丧失。 初期，德国还能以“强硬姿态”和“扩张成果”来取悦和争取民意，但是很快民意的要求就超过了政府。 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妥协与挫折实属正常，德国政府的“强硬姿态”与“扩张成果”不可能一直保持，然而民意已经不能接受，对政府的不满与批评自然上升。 1908年“《每日电讯报》事件”发生后，民意对于德皇和政府的信任大打折扣，在德国外交政策方面上进一步加大了舆论压力，政府一再被指责为“过于软弱”。 到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民意对政府的压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由于德国在危机中最终退让，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除了“殖民协会”“泛德意志协会”等比较极端的组织外，一些原本属于王室传统支持者的组织和报纸也开始激烈批评德皇和政府的“软弱”。 从一些历史资料来看，这种强大的民意压力使德国主要决策者都不敢再做任何可能被批为“软弱”的事，决意在下一次危机中坚决保持强硬，甚至不惜冒战争的风险，为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做了心理上的预演。 整体上看，这种泛滥的民意是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其越来越强大的压力下，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本来就已经十分狭小的选择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只能沿“强硬路线”的方向越走越远。 （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