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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平定京津，二次北伐完成，北洋军阀的旧体系土崩瓦解，北洋政府彻底倒台，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随后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划分势力范围。桂系控制两广、鄂、湘；晋系掌握晋、察、冀、绥、平、津地区；西北军握有鲁、豫、陕、甘；张学良占据辽吉黑东三省；而蒋介石的势力仅被压在江浙一带。 蒋介石为了建立其独裁专制统治，无法容忍拥有重兵的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各地军阀更视自己的既得地盘和权利为禁脔，不惜用武力来抗衡蒋介石的“削藩”政策。在这种形同水火的态势下，各方厉兵秣马，拔剑张弩。两年后，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争夺权力大打内战，成为中国近现代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场军阀混战，史称“中原大战”。这场战争最终以蒋介石胜利告终。  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为什么能够够战胜各路军阀？原因是什么？ 首先，蒋介石控制着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央政府，凭藉这块“金色招牌”，他多次以中央的名义签署“讨逆”、“戡乱”宣言和命令对付反蒋派，为自己出师“平叛”披上一层名正言顺的外衣，能够欺骗、麻痹、迷惑一些游离在各大派系之间的军阀、政客和一部分落后的下层人们，或为其效力，或使之恪守“中立”，不至于替反蒋派卖命。 在中原大战爆发前，阎锡山的亲信赵戴文持蒋介石的亲笔信由南京赴太原，对阎锡山声色俱厉地说:“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委座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赵是阎的首席幕僚，仍然视蒋介石为中央、为政府，将阎联合各派反蒋看成是造反，是犯上作乱，必然要自取灭亡。 张学良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寇窥伺已久，欲抵御日本，必须国内统一，南京中央政府是全国性的，支持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因此，他曾向张作相表示“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可见，蒋介石窃据“中央”的名号，使自己在很多方面居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 再者，从军力和经济力两方面来衡量，蒋介石的实力无疑占压倒的优势，各反蒋派无法与之攀比。 在北伐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就注意招降纳叛，扩充自己的实力，后来将其改编成一支庞大的“中央军”，包括陆、海、空三军，装备精良，这支强大的军队为其参加军阀混战奠定了雄厚的军事基础。其他三大派系桂、冯、阎虽各拥有二、三十万军队，但是，无论哪一派系单独与蒋介石集团相对抗，均有军力不足之感。 即使反蒋联盟在数量上完全超过了蒋介石的兵力，但他们与蒋介石在经济实力方面相差悬殊。蒋介石控制着南京中央政府，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取得了江浙财阀的支持，又有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做靠山，因此其经济势力之雄厚，反蒋派望尘莫及。比如，1929年南京政府发行国内公债6次，总额达19800万元；1930年达8次之多，总数为20800万元。这些公债一部分充当军饷，一部分购置枪械，一部分用于收买军队，一部分填塞私囊。而反蒋派的经济基础显得十分薄弱，他们主要依靠封建地主经济和一少部分工商业，难以长久地支撑大规模的战争。  第三，反蒋派内部不统一，矛盾重重，无法凝聚成一股坚强的力量，为蒋介石多方拉拢收买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蒋桂战争之前，桂系拥有广西、湖北、平津三地，拥兵二十余万，但除老巢广西外，湖北、平津的桂军其实是中看不中用。白崇禧留驻在平津的十万桂军，本是唐生智的旧部，他们不愿长驻北方渴望早日回湖南，而且觉得被桂系改编很不光彩，希望老上司唐生智能够东山再起。蒋介石为了瓦解平津白崇禧部，于是就拉唐生智出山，许以高官“第五路军总指挥”，厚赠巨额金钱，让唐生智策反旧部，瓦解桂系。结果唐生智在塘沽登高一呼，旧部闻风景从，脱离桂系，白崇禧仓皇出逃。 李宗仁采取“鄂人治鄂”的方针，让桂系的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主持湖北省军政事务，以稳定人心、取悦湖北人。但是，桂籍将领夏威等对此议论纷纷，愤愤不平，激化了鄂籍军人与桂籍军人之间的矛盾，结果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获悉这些情况后，对武汉施行挖心战术，分化瓦解桂系的中坚力量，策反俞作柏，策动桂系将领临战倒戈，不血刃而定武汉，貌似强大的桂系丧失战斗力，不攻自破，元气丧失殆尽。 西北军在冯玉祥的领导下，家长式作风简单粗暴，部队艰苦物质贫乏，手下的高级将领表面上忠心耿耿，但内心早已萌发了不满情绪，有的甚至企图另谋出路。一旦有人从中加以挑拨，这种矛盾就会表面化，导致西北军的分化。韩复榘被蒋介石拉拢，使冯玉祥骤然失去不下十万人，给冯以极大的打击。这为以后西北军投蒋开创了先例，到中原大战后期西北军将领纷起效法，倒向蒋介石，西北军最后陷入瓦解的泥淖之中。 而阎锡山的晋军本来战斗力就不强，更是任人唯亲，放着商震、傅作义、徐永昌这样的名将不到，反而用庸将，导致内部矛盾如此复杂错综，外强中干，败絮其中。  第四，反蒋联盟各自唯利是图，不肯真正联合起来。 当一派与蒋介石集团准备厮杀或鏖战正酣之际，其他各派则以鼠目之光来衡量利害，确定行动方针，或坐观局势的演变，待机而动；或直接与蒋介石集团勾结，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以图私利。 蒋介石发布对桂系讨伐令，阎锡山马上通电表示响应，冯玉祥先是模糊应对，在形势明朗后又参与讨伐桂系，桂系四面楚歌，迅速溃散。蒋介石与冯玉祥刀兵相见，阎锡山从中取利，占领地盘，更趁火打劫，软禁并劝说冯玉祥出洋考察。而阎锡山蛇鼠两端，令反蒋联合阵线中各派系离心离德。 蒋介石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其恪守不渝的信条。为了配合其武力“削藩”政策，他充分利用自己掌握中央大权，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采取官钱双管齐下、酒色相伴而行的卑劣手段，极尽收买拉拢、分化瓦解之能事，在张学良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终于决定入关助蒋，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也接近了尾声。这也是蒋介石集团在军阀混战中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不可小视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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