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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旦成为历史，就已经是旁观者的视角。旁观者很难理解当局者。因此，人们对过去的历史看得脉络分明，对当下的历史却束手无策。 现代人看西晋，晋武帝司马炎聪明一世，一统三国，“太康之治”，文治武功可圈可点，到晚年怎么会那么糊涂，非选个傻儿子司马衷做太子？要是当时换个稍微聪明点的继承人，能够维持一两百年的大一统局面，中原大地或许就可以免受胡族侵虐荼毒，不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可惜，历史无法假设、没有如果，更不可能在实验室用小白鼠搞模拟、重来一遍。 不过，西晋真的亡于“何不食肉糜”的傻皇帝么？不尽然。傻皇帝只是表面诱因，背后还存在深层次的矛盾。 中国封建历史上，一直有三股力量在相互纠缠、相互斗争：一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族，二是以相权为代表的士族（大多时候应该是世族，一字之差，大相径庭），三是普通民众，不妨称之为“寒族”。皇族、士族是统治阶级，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寒族是被统治阶级，尽管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基础力量，却只能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挣扎求生。从政治上来讲，皇族必须依靠士族去行使统治权。皇族、士族、寒族三者维持平衡，国家就相对安定，民众就可能享有一段难得的太平岁月。但皇权之所以无法持久，你方唱罢我登台，主要存在两个原因：一是士族势力（尤其是世族）膨胀太厉害，以至于能与皇权相抗衡，甚至取而代之，“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二是皇族、士族对民众的剥削过重，超出了社会经济承受能力，民众揭竿而起，统治基础必然动摇，皇权倒台，改朝换代。所以，为了稳固皇权，聪明的统治者一般都会对皇族、士族进行适当的限制约束，并且带头克制欲望、力行节俭、减少剥削，使民众有机会休养生息。另外，尤其注重对世家大族进行打压。采取的办法，除了杀鸡儆猴、加强管教外，像朱元璋就比较极端，直接动刀子。还有，就是从寒族中选拔人才进入士族阶层，让士族阶层流动起来，避免士族演变为世族，防止树大根深、鸠占鹊巢。 西晋继承了东汉晚期至曹魏期间的割据局面，当时世族对地方的影响力远超帝王。司马家族本身又是曹魏时代的世族权臣，之所以能够成功篡夺曹魏政权，离不开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可以说，西晋是以士族阶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而，司马炎开国后对士族优待有加，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士族的政策，比如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着力推行品官占田荫客制等等。此外，或许是吸取曹魏刻薄宗室、皇族孱弱的教训，也或许是为了牵制日益坐大的士族势力，司马炎又大封宗室子弟藩卫司马氏皇权基业，称帝当年他就分封了27个同姓王，并且手笔很大，以郡为国。之后又不断扩大诸王的权力，诸王在封地内可自行选配官员、收取租税，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 西晋开国的政治布局，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但对比前文分析，却蕴藏着致命的危险：一是对士族更加纵容，一方面放任士族势力坐大，当然对皇族的威胁也不断增大，这个局面一直到东晋仍然是“王与马共天下”。另一方面，士族奢侈腐败，对民众的掠夺剥削毫无节制，像王恺石崇斗富就是最好的例证。二是对皇族不仅不限制约束，而是着力培养，蓄意扩大诸侯王势力，不仅加重了民众负担，而且导致内部分裂，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伏笔。 一般的王朝，对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唯恐躲之而不及，有其一就会岌岌可危。西晋不仅不躲，还一下子迎头撞上来，刻意制造出两个，真可谓“有机会要亡，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亡”，这样的朝代怎能不亡？又怎能不迅速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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