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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那个夏天，总共有八位未来的开国元帅，直接或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各类文献在描述起义军官团名单时，经常会把“朱德、贺龙、刘伯承”三位老帅的名字排在前头，而叶剑英、林彪、聂荣臻、陈毅、徐向前等五位则要排在其后。其中唯一的原因：是前三位的职务军衔最高！  （朱老总） 先说一下另外五位元帅当时的情况：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中将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总部上尉参谋徐向前、第四军第25师73团三营七连中尉连长林彪、第二方面军总部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 聂帅当时已脱离国民革命军系统，在我党中央的军事部工作，被任命为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军委书记，所以除了叶帅当时是将官身份外，另外四位还都只是尉官或者没有军衔。 而前面三位都已经是“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也就是准上将的概念，袖口是可以缀上三颗星的（当时还没有领章和肩章）。  （贺龙元帅） 这三位分别是：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长朱德、第二方面军暂编第二十军军军长贺龙、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 此间我们没有列入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兼24师师长叶挺将军，毕竟英年早逝，未能参加1955年的大授衔，读者们或许不太理解的是： 贺老总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军长，军衔自然不低，可是朱老总和刘帅当时的职务并不高，为什么军衔也是“中将加上将”呢？  （刘伯承元帅） 一、“加上将衔”起源于北洋时期 有一件事读者要弄清楚，在1912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民国之后，到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民国的中央政府只有一个，那就是位于北京的“北洋政府”，国内所有军队也都执行着北洋的军制和军衔。 换句话说，军阀归军阀，割据归割据，但还没有哪方势力敢公开否认中央政府。包括孙中山先生自1917年以后，联合西南实力派在广州另立的“护国军政府”，打出的旗号也是“护法”而已，即护卫《民国临时约法》。 在此期间，尽管南北之间战争不断，军阀之间混战不断，但是军队的“模样”却是基本相同的，无论粤军川军滇军湘军，那都得算是民国的军队，帽徽也都是一样的。  （北洋军装） 而北洋政府的军衔体系传承自清末，是清廷学习西方军制的产物，体系内军官分为三等九级、军士分三级、士兵分三级，其中的将官三级分别是上将、中将、少将。 在实际操作中，北洋军制还实行了“加衔”制度，即当军官晋升到某一较高的职务时，因其资历和停年（某一军阶需服役的最低年限）尚未达到条件，或是为了控制某一军衔的总体数量，而授予的临时性军阶。 这一制度的实施，既控制了高级军衔尤其是将军衔的人数比例，同时也保证了停年制度的有效执行，又解决了军衔和职务不匹配所造成的指挥不便。 注意北洋军制中，是所有的将校军衔都可以临时加衔的，比如陆军少校可以加中校衔，陆军少将亦可加中将衔，那么自然，也会出现“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比如滇军名将蔡锷，就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北洋时期的贺龙） 中将加上将衔的意思，就是因为受上将名额所限，一些军队职务得到晋升、或者需要进行奖赏的中将军官，暂时先授予“加上将衔”，以后在合适的时机再正式晋升上将。
另一种是该员本为陆军中将衔，在此原官基础上加以上将衔，我们习惯上认为的大多数的加上将衔，都属于此类。主要是因为上将群体数量总得控制一下，熊猫多了不值钱，先“加陆军上将”衔意思意思。  （朱德在护国军团长任上） 不过加上将衔的获得者，只是佩带相应的军衔符号，其他待遇仍按中将执行，其军级仍应视为中将衔，但是这一加衔制度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明显被滥用了。 北洋政府明令加上将衔者竟达198次，共有191人获得加上将衔（其中7人被两次加衔），如此庞大的数字，证明北洋军队的“加上将衔”过于泛滥了，造成上将、加上将衔的群体非常庞大。 这一时期，朱德、贺龙和刘伯承还只是滇军、川军的中级军官。其中晋升较快的贺龙，1923年才是混成旅的少将旅长，直到1926年才晋升第9师中将师长，还没有轮到“加上将衔”的机会。  （川军时期的刘伯承） 二、国民革命军的初期军衔 所以应当了然，孙中山领导“护法战争”期间所指挥的军队，也是“民国军队”的一部分，为了区分，历史文献中分称为“南军”和“北军”，除了政治立场不同，其军制军衔并没有什么不同。 比如那位黄埔校长曾任粤军第二支队的“上校司令”，后来再任粤军少将参谋处长、中将参谋长等等，其军装和军衔跟“北军”基本相同。因为在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前，还没有什么“国民革命军”的番号。 即便是1925年至1935年的十年间，国民革命军基本也沿续了北洋时期的军衔体系，而没有设立自己单独的军衔体系，将官仍设上将、中将、少将三级，也照搬了“加上将衔”的特殊办法。 到1931年4月13日，国民政府虽然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但还是沿用了北洋政府的军阶体制，军官、军士、兵的军衔设置完全相同，仅仅是个别军衔称谓略有改动。  （《八月一日》剧照） 尤其是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期，大批原北洋军系统的部队倒戈加入，在招降纳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司令部大肆封官晋衔，只要愿意易帜，原来的少将就可以给中将、中将就可以给“加上将衔”。 到北伐军实力迅速膨胀的阶段，高级军官的军衔大致标准是：老牌军长挂上将军衔（指的是最初的八个军，以及随后加入的几个军）、新晋军长（扩编和收编的军）多挂“中将加上将衔”、师长则基本为中将衔。 朱德从欧洲留学回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10月15日实任，随即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因为是军级党代表，自然跟军长级别对等，第二十军也是新编军。  刘伯承则于1926年12月31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五军军长，同时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这也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不过该军番号很快被撤销。 贺龙所辖的独立第15师能征善战，扩编已成定局，1927年6月15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同时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宁汉对立期间奉命“东征讨蒋”。 也就是说，在南昌起义之前，朱德、刘伯承、贺龙都达到了当时的“正军级”标准，并且都属于新编军的军长，因此都获得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刘、周、贺剧照） 而叶帅当时是新编第2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只够挂中将衔。叶挺将军是副军长兼师长，也没有达到“正军级”的标准，也只够挂中将衔。 特别说明一下啊，这里所说的正军级、正师级，跟建国以后解放军的“军队级别”肯定不一样的，只是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打个比方而已。 因此这一时期的军衔跟职务是密切关联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职务军衔”，比如肖劲光从苏联回国后即被任命为师党代表，立刻就给了中将军衔，年仅22岁，因为也达到了正师级标准。  （叶挺剧照） 三、铨叙军衔的出现 职务军衔的特点，是一旦军官的职务被撤，则原来的职务军衔也就不存在了。南昌起义爆发后，敌人当然视起义部队为“叛军”，所以1927年8月2日，贺龙的暂编第二十军军番号即被明令撤销。 军长职务不存在了，贺龙的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自然也就被取消了，起义部队的其他领导人贺龙和刘伯承，同样也要被国民政府撤销职务并褫夺军衔。 当然了，这些老帅们既然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哪还在乎什么编制在不在、军衔有没有，不过在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名册里面，自然没有了三位老帅的名字和中将加上将的军衔档案。 （叶帅在粵军时期照片） 到1935年，有鉴于国民革命军的上将群体数量过大，以及各山头随意乱授军衔的情况，基本上已经打服各派军阀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谋求军令和军制的统一，遂又搞出来“铨叙军衔”。 同时成立的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其实就是对乱七八糟的原来军衔来了一次大清理，颁布了新的标准军衔体系和叙任办法，无论将官之前获授过哪一级军衔，通通不承认了，推倒了重新来过。 在铨叙军衔体系中，将官军衔被重新分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共五个衔级，比较接近于当时德国军衔的等级设置。并且规定了上将员额的数量限制，从而让三个级别的“上将衔”含金量能够高一些。 （红军时期的贺龙） 这么一搞，就只能把原来的一些上将“叙任”为陆军中将了，其中有不少还是嫡系将领，这帮人由于受到宠信，职务却升得很快，比如被叙任为陆军中将的陈诚，此时已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 让这帮人跟军长一样挂二颗星，显然是职级不太相符，不免怨声载道。无奈之下，国民政府于1936年追加补充规定，增设“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以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 因此要特别注意，北洋政府时期“加衔”适用于各个军衔等级，而国民政府在1936年推出的加衔，仅适用于陆军中将加上将这一特例，其他衔级则没有加衔的规定，并且属于铨叙军衔的一个正式军阶。 （八路军时期的朱老总） 1935年到1936年，仍然是红军与“白军”激烈交战的时期，我军的那些老帅们，正在领兵和国民政府军打仗，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又怎么可能参加什么“铨叙”？这一点必须要深刻理解。 抗日军兴，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大规模扩军，增设了许多新的高级编制，诸如战区、兵团、军团、集团军等等，自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高级职务，不少将领水涨船高升官了。 然而又来不及对所有新任官进行综合的“铨叙”，于是为了适应战时需要，特别推出了“职务军衔”，性质跟北洋时期差不多，即不管军官的“铨叙军衔”是什么，只根据需要出任的职务，临时委任相应的职务军衔。 再后来军事委员会干脆规定，抗战期间暂时停止“铨叙军衔”的评定和晋升，以免乱套，而只以职务军衔为战时的职级体系。 四、老帅们的抗战军衔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第18集团军），理论上已经属于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当然也要给各级军官颁授军衔。 之前的文章特别说明过，无论红军将领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授过何种军衔，都已经不能作数了。并且在1937年的这次军衔授予中，也不可能按资历、战功、停年授予“铨叙军衔”，只能是“职务军衔”。 因此作为“路军总指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被委任为“上将总指挥”的职务军衔，要知道，路军总指挥的级别很高，“路军”编制本来可以下设“军”、军再辖师的，只是八路军情况较为特殊。至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东路军总指挥的职务，是稍后任命的。 而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120师师长刘伯承，只能委为“中将师长”，这与他们早年曾经获授的中将加上将衔关系不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时任职务上，正规军的师长当时大多为中将衔。 如果按照早年的资历，贺龙和刘伯承都应该至少获授“中将加上将衔”对不对？（从职务来看，授二级上将肯定偏高了），但问题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这一军衔跟之前不同，它已经是铨叙军衔体系中的一级。 结论很清晰了吧？朱德、贺龙和刘伯承三位老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均获授了“中将加上将衔”，但是在抗战时期，只能分别获得上将和中将的职务军衔。 其他参加南昌起义的几位元帅，也根据相应的职务委任了职务军衔：第八路军中将参谋长叶剑英、第115师中将师长林彪、第115师少将副师长聂荣臻、第129师少将副师长徐向前等等。 而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获委的是少将军衔，因为新四军初建时未设师级建制，“支队”大致相当于旅级，所以支队司令基本等同于“少将旅长”。 换言之，除叶帅的职务与1927年相近，仍然挂中将职务军衔外，其他四位元帅的职务军衔都跟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都已经是军队的高级干部，而不再是基层军官。 再比如叶挺将军，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不仅脱离了国民革命军系统，还因故远走欧洲，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才回国，当然不可能参与什么“铨叙”。因此在新四军组建后，被直接任命为中将军长。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抗战期间老帅们的军衔，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没有任何的传承性，完全是依据现任职务来委任的，特别用“委任”而非“叙任”，就是为了区别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两套体系。 至于八路军的其他将领，大体也遵循中将师长、少将旅长、上校团长等标准，分别委为相应的职务军衔，比如少将旅长陈赓、少将旅长陈伯钧等等，与1927年之前可能的军衔不发生任何关系。 结语： 抗战期间，无论被国民政府委任了何种军衔，我们这些老帅们根本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委任方毕竟是另外一个阵营，除了负责统战工作的开国将帅们，在重庆等地会佩挂职务军衔外（比如周公、叶帅、克农将军等），前线将领根本不挂军衔。 关于职务军衔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发现，朱德配戴上将职务军衔、彭德怀佩挂中将职务军衔、叶挺佩戴中将职务军衔的照片，至今还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面。 1939年5月，八路军曾经考虑建立自己的军衔体系，总部为此颁布了“八路军编制表”，明确规定了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分为六等十六级。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次军衔未能完成评定便终止了。 直至1955年，朱德、刘伯承、贺龙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十大元帅中分别排名第一、第四和第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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