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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红 8 军团在湘江战役中严重减员，建制不全，丧失战斗力，故中革军委于 12 月 18 日在黎平命令撤销 8 军团建制，把现存的部队并入红 5 军团。 刘少奇同志回中央，周昆、黄甦、罗荣桓同志另分配工作，我被调到总政治部待分配工作。 我觉得红 8 军团从成立到撤销，这里面反映了一个建军方针的问题。本来，在中央苏区扩大来的大量新兵，应该补充到主力兵团去，而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为了追求增加部队的番号，却另外成立那些没有骨 干和基础的新部队，这样，主力部队得不到补充，越打越少，削弱了战斗力，而新成立的部队又因缺乏骨干力量，战斗力不强。这在建军方针上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黎平会议后，为贯彻中央新的行动方针，我军沿着黔境剑河、镇远、施秉、余庆和台拱、黄平、瓮安一带横扫过去，在薛岳、周浑元等部 10 多万大军追击下，于 1935 年 1 月初，胜利突破了乌江天险。接着，又攻占了贵州古城遵义。这可说是新年开门红！ 1 月中旬，春光融融，党中央在遵义 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尖锐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会上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作出的正确选择。 我到总政治部报到时，恰总政治部刚发布关于建立川黔根据地工作的训令，我便协助总政治部贯彻这一训令，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到了遵义，我又帮助总部直属队俱乐部工作和处理伤病员等工作，有时去教红军士兵唱歌。我记得有一首歌是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内容是歌颂共产党和红军及讥笑蒋介石碉堡政策的，歌词是：“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民拥护真是多，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指碉堡），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因在遵义会议期间，部队得到较长时间休整，补充了衣物冬装，士气大振。遵义会议结束后，听中央领导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心头烟云散去了，就像阳光穿透了迷雾，混乱的思想得到了统一，人们的情绪也较稳定、振奋了。 这次会议是在极其危急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 国革命。在遵义期间，红军曾在中学操场里召开军民大会，近万名工人、农 民、学生、商民和红军手执纸旗参加大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同志主要是讲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实行全民选举 和主张抗日救国等内容。朱德同志则讲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士一致抗日。我站的地方离主席台很近，第一次看到了这两位领袖人物的英姿。 我军在遵义休整了 12 天后，便按军委命令，分三路北进川南，拟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决定。l 月下旬，我军进驻赤水河边的土城后，川军的模范师衔尾而至， 妄图阻击我军北进入川。我军在土城附近向川军发起攻击，战斗非常激烈， 红军给敌以重创后主动撤出战斗，西渡赤水，进入川南古商县。 我在这次战斗中，负担火线上照顾伤员工作。组织群众抬担架，并分一些大洋给伤员、 群众，请群众抬伤员到山沟养伤。这一工作十分难做，因为伤员不愿离队， 只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依依惜别！ 由于北面长江沿岸敌人已调有重兵封锁， 且后面追兵甚紧、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部队主力转向川滇边的云南扎西（威信）集结。打算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三省边区中创造新的根据地。 2 月上旬，我军进驻扎西，在此进行短期休整。这时，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粥庭通知我，说组织决定分配我在军委红色上级干部队担 任政治委员。该队是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前夕由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和一些地方干部合编而成，学员共 130 多人，均为中层以上领导干部。队部属中革军委建制，由红色干部团指挥。 该队的队长是肖劲光同志，湖南长沙人，早年赴苏联学习， 1922 年入党， 1924 年回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 2 军 6 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担任红 5 军团政治委员和红 7 军团政治委员。五次反“围剿”时，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被打成军队罗明路线的代表，撤去军团政委职务，开除党籍，判 5 年徒刑。后到红军大学工作算监外执行。长征将开始时，调任现职。 该队原政委是余泽洪， 四川人，先在赣东北红军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后在中央机关做过青年工作， 曾受过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他为人忠厚。遵义会议后，红军离开古简时，他被调离上干队，留在川黔边境地区做地方工作，以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我到该队时，他已离开，后听说他留在地方工作时牺牲了。 队部下设军事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等三个科。指挥科是训练团、营级军事干部的， 约 40 人。科长周士第，他是海南岛人， 1924 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朝，后担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南昌暴动后任师长。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从事反蒋活动，曾任 19 路军团长。 1934 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在红军大学做教育工作，长征开始时，担任上级干部队指挥科长。 政治科是训练团、营级政治工作干部的，约 30 多人。科长苏进，曾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担任国民党 26 路军旅参谋长、副团长， 1931 年参加宁都起义，后担任过红 5 军团师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而被捕，长征开始时释放，先调任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后任现职。 地方工作科是突围时由随军行动的地方县级干部（县委书记、县长等）组成， 约 40 人。科长是冯达飞，他是广东连县人，早在大革命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到黄埔军校和苏联航空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参加著名的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担任红 7 军纵队长、团长，后又担任过中国红军大学第 4 分校校长、红军独立第 3 师师长、湘赣红 8 军代军长等职。曾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而被撤职和开除党籍，长征开始时调任现职。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遵义会议后，中央还将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和冯雪峰等五位资格较老的负责同志分配到上级干部队来，他们是以“政治教员”的身份随队行动的，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 我来队工作后，感到责任重大，困难较大。 因为队部和科长一级干部中只有两名党员，有两名受过开除党籍的处分，有一名脱离过党。他们的年龄比我大，过去有的职务比我高，其政治水平、军 事技术水平也比我高，我能胜任这一领导工作吗？再者，学员都是团、营军事、政治或地方县级干部，尤其是原广西右江苏维埃主席雷经天同志，已是 30 出头的人，他被开除了党籍，中央苏区肃反时，又被打成改组派，长征开始，才放出来，到地方干部科当学员。 这些学员都有相当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身边有勤务员照料，现在，他们当普通战斗员，自己扛大枪，背背包，长途行军作战，能经受得住吗？我这么年轻，如何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呢？ 尤其是中央分配来的五位老同志中，董老是党的创建者之一，徐老是老教育家，两位均年近 50，是大家熟悉敬重的老前辈。其余三位同志在白区时就是 有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李一氓还在上海做过地下党的工作，长征前任国家保卫局部长；成仿吾曾被称为“创造社”的“四杰”之一，曾任鄂豫皖苏区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长征前在瑞金任怀，时常过问和前来看望他们，要求我们保护好他们，若万一途中发生什么意外，如何向中央交代呢？ 根据这些情况，我的主要工作方针是：相信广大干部，尤其是队长和三个科的领导干部，给予充分信任的态度。当时，有些同志，对队里一些曾脱离过党、或被开除了党籍以及犯有“错误”、“罪行” 的干部很不放心，怕他们逃跑或干出什么事来，曾布置一些人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 我认为，这些遭受过“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虽然对左的错误做法有意见，但他们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是忠于党和人民的，是懂得革命大局的。我分别同他们坦诚交谈，引导他们向前看。同时，尊重他们在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放手让他们工作，做到有职有权。有关全队性的军事、行政方面的事，由肖队长去做；各科的事，原则决定后，让各科长分头负责。 为了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我们分别成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每科都选出一位年轻而有工作能力的党员为支委。我和苏进两人只担任普通的党支部委员，另选较年轻的彭善和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开会讨论问题时，常吸收队部领导和有关老同志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另外，队部决定的工作，又通过党支部，发动党员贯彻执行。 对五位老同志，我们给予尊重和爱护，遇事向他们请教、学习，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如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高，我们便请他们负责政治课的教学工作。本来，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最后应由我作结论，但我每次都请董老来作，这使有一次参加会议的洋顾问李德感到奇怪。平时，我们还利用行军间隙请他们给学员上政治课，我几乎每次都去听。有这五位老同志的帮助，使我在政治思想和工作上受益匪浅，自 己的政治理论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 长征中的行政管理和生活问题，是个大难题。首先，要吃饱饭就不容易做到，因为粮食要靠打土豪或向当地群众购买。每天快天黑才到宿营地，即埋锅做饭，吃掉带来的粮食，如不立即筹措， 第二天就没吃的了，为了筹粮常常要付出很大的力气。菜有什么就吃什么， 无法讲究。 行政管理的问题，主要是防止减员，防止掉队。长途行军中，时 常有人生病，我们组织了收容队，搀扶病员，或请老百姓用担架抬。全队只有我从 8 军团骑来的那匹老黄马，我经常让给病号骑，或干脆交给收容队使用。后经我多次向上级请求，才给肖队长配了一匹马。 最使我担心的是董老等五位“政治教员”，他们年纪较大，又无马骑，每人都拿着一根自己做的手杖走路，平时行军走在中间，有情况时，随伙食担走，真怕他们出了事。 而这五位老同志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时敌机轰炸过后，他们边拍拍身上的泥土，边开玩笑他说：“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惹得大家都笑起来。我看到他们吃力地拄着拐杖跋涉，心里感到很内疚。直到云南境内，我们才设法给董老和徐老配备马匹。他们很少骑，那两匹马不是驮病号，就是驮东西，甚至驮过走不动的马夫。 有一天，部队在贵州行军时， 因山路难走，大家走得很疲劳，拉的距离越来越长，中间接不上。队伍原来走大路，后来向右拐，上山走小路。前面的队伍留下了路标——将树枝拦在路旁，示意部队向右上山走。可是，这五位同志拄着棍边走边聊，没有注意拦路的树枝，仍顺着大路往前走。 当我们到达宿营地时，发现少了他们五位， 收容队也说没有见到。那时真急死人啦，如果被敌人抓去或发生意外，那还了得！肖队长和我急得满头是汗，马上向军委报告，周恩来副主席很着急，立即发电报指示各军团帮助寻找。但在白区，找到他们的可能性有多大，天才知道！我们连饭也吃不下，急得没办法。直到半夜，接军委来电，说他们已走到红 1 军团那里，幸好路上没碰到敌人。我们听后，悬在心里的石头才 放下来。 第二天，1 军团派人护送他们回来，在行军途中遇上他们，大家非常高兴，我们一方面向他们道歉，一方面向他们祝贺。他们却说：“应怪我们自己没注意看路标。”一场虚惊结束了，从此，我们更加注意关照、保护他们。 由于队部和各科的领导团结一致及五位老同志的支持帮助，上干队后来的工作都很顺利，没有掉队或离队的，大家情绪一直很高。1935 年 2 月下 旬，红军主力为摆脱敌人，在二渡赤水后，再次占领了桐梓城和娄山关，敌军溃逃，1、3 军团继续东进，向遵义方向追击敌人。 接着，中革军委纵队也向遵义开进，唯有上级干部队奉命被留在桐梓城，其任务是担任警戒，等 9 军团来接防后再向遵义归队，这是长征以来上干队第一次离开干部团单独执行任务。而我队只有百多人，几十条枪，上级暂拨一个警卫连归我们指挥。 桐梓是贵州较大的县城之一，人口上万，商业也比较繁华。我们守不过来，只好把警卫连放在城西，向西警戒；指挥科学员放在南边城外，向南警戒； 东北方向接近娄山关天险，没有派部队警戒。队部还有政治工作科 30 多人， 地方工作科除一部分学员去做群众工作外，尚有 20 人左右，其余就是伙食担子。我们迅速布置好岗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当晚，没有什么情况，至第二天下午，我们派出去的老百姓侦察报告说，似乎有敌军向县城开来。老百姓中也有些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很难说。下午 4 时左右，从北边和南边传来几声枪响，但没有接到哨兵的报告，我立即告诉肖队长，迅速把队伍集合起来。 正在这时，红 9 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政治委员蔡树藩率领军团直属队由南边开进县城。我和肖队长将敌情和我们的任务向他们作了介绍，他们听后说：“你们走吧，这里由我们来接防。”我看他们带入城的只有人数不多的直属队，便问：“你们的队伍呢？”罗炳辉同志回答说：“还有两个团在后边。” 这样，我便和肖队长率上干队奔向娄山关。走前，派通信员去告警卫连，即刻撤向娄山关去。他们回答，营部原来交代，熬全营的猪油，正在熬，熬完即撤。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在快接近娄山关时，忽然，从桐梓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我回头一看，见不远处罗炳辉等同志率 9 军团直属队气喘吁吁地向我们这里奔来，后边有敌人在紧追他们。罗军团长个子高，身体较胖，穿着一双布鞋，走路比较慢，两个警卫员搀扶着他。他的手枪队也在后边护卫抵抗。敌人越来越近，大声吆喊道：“抓活的！” 我感到形势危急，立即同肖队长一起指挥学员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把罗炳辉和他带领的人员接过来。我对他说：“关口由我们把守，你先走吧！”当时，原在桐梓暂由我们指挥的那个警卫连已归还建制没有跟来。 原来，罗炳辉和蔡树藩同志率军团直属队到达桐梓不久，其后面两个主力团已绕过娄山关直接向遵义方向开进，他也接到军委通知，要他立即撤离桐梓，赶到遵义。但他率直属队出发将接近娄山关的路上，碰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教导师从旁边插过来，咬住他们不放。若不是遇到我们，其处境是不堪设想的。 敌人气势汹汹地向我们阵地发起攻击。我们利用有利地形，英勇地把敌人阻击在娄山关脚下。那时， 原军团一级的队长，作为连长用了；原军师一级的科长，作为排长用了；原是团营一级的干部，作为列兵用了！有枪的学员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没有枪的学员便拿起棍棒和石头，迎击敌人。 敌人见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时间 已近黄昏，暂停止了进攻。我便到地方工作科去，要冯达飞科长带队伍爬过山去找老百姓做担架抬伤员，并要求他们保护好五位老同志。在此同时，我们又派通信员过山去找红 9 军团，请他们发电报给中革军委，于拂晓前派部队来接应。我又告诉司务长，带伙食担子过了山即埋锅做饭，煮好后送上山来。 布置完毕，我即返到前沿阵地。夜色深沉，月淡星疏。我透过迷膝的月色，看到关口四周群峰陡峭，草深林密。关下是一条蜿蜒曲折盘旋而上约 400 米的山路，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过去主力红军攻占娄山关是从西而来，而今，我们扼守这个关，是对付从西面而来的敌人。在敌我力量极悬殊的情况下，都作了最坏思想准备。 由于双方都在准备战斗，四周万籁 俱寂，除了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狼嚎的声音外，就是冷嗖嗖的风声。入夜不久， 敌人便向我们发动骚扰性的进攻，我们沉着应战，与敌人打一阵后，敌人便退回去。半夜时，饭送上来了，后又由地方工作科学员带来了几副担架，以备急用。 我叫他们在路旁休息，看到几位老乡都是赤着脚，便问：“你们没有鞋穿吗？”他们回答说：“我们连苞米也吃不饱，哪有钱买鞋？”我又问： “赤脚走山路，碰到石头或踩着刺怎么受得了？”他们说：“走惯了，脚掌皮厚了，不要紧，就是碰出一点血，用草灰包扎起来，过几天就好了。”我听到这里，心里很难过。可惜我们当时每人只有一双旧草鞋，无力支援他们。 后来，知道他们在寒冬时，把脚板放在火上烤，尔后涂上桐油再烤，再涂， 反复几次，脚板厚了，就不怕刺了。我们吃饱饭后，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警惕地守卫着阵地。至天将拂晓时，敌人因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再贸然攻关， 已撤离山脚。 这时，中革军委派 5 军团一个营来接防，并告诉我们，红军主 力在遵义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家听了非常高兴，精神振奋。交接完后，我们向遵义前进。娄山关距遵义约 45 公里，我们于黄昏前赶到遵义城，归还中革军委建制。当晚，肖队长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娄山关阻敌情况，周副主席听后赞扬我们阻击得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并给我们布置了新的战斗任务：准备占领仁怀县城和茅台镇，以保卫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并为主力三渡赤水做好准备。 当时，红军主力部队正在鲁班场与敌周浑元作战，中革军委离北面的仁怀县只有 15 公里，而驻地除警卫部队外，再没有战斗部队 了。仁怀县城有多少敌人，尚弄不清楚，如果敌人向我首脑机关袭击，那就麻烦了。因我队在桐梓与敌较量中，显示了战斗力，故中革军委将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队，拨一个工兵连配属我们。 我们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战斗动员。我队过去很少直接出击敌人，这回可以试一试了，大家的战斗情绪都很高。过了几天，我军通信部门从敌人的电话里获悉：仁怀县城的守敌只有一个连，且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这是我们出击的好时机。 当晚，我和肖队长，带领我队和工兵连悄悄直奔仁怀县城。天上没有月亮，山野一片漆 黑。因为夜袭，我们不敢点火，也不能出声，走的是两座高山夹着的一条小 路。路右侧的山下有深涧。一位老乡在前面给我们带路，我们在后面一个挨着一个摸索前进。有时脚碰着石头，有时脖子上被树枝或藤条挂住，有的同志不慎摔倒了，别的同志立即伸手把他拉上来。周士第科长脚上扎进一根很尖的刺，淌着血，脚一着地，钻心一样痛，他只能用脚尖一颠一拐走路，一直坚持到目的地。 从驻地的小村到仁怀，约 15 公里路，部队摸黑赶路，竟整整走了一夜。天渐发亮时，队伍爬到离仁怀几里远的一个山顶上。肖队长下令跑步前进。他率尖刀班跑在前面，我率队伍紧紧跟上。到了城边，部队迅速散开，选择有利地形，迅猛向城内敌人发起攻击。 一时，枪声大作，红军犹如从天而降的神兵，打得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纷纷向北逃跑。他们是本地人，熟悉地形，逃出城便窜进丛林中，我们不再追，没费多大力气，便占领了仁怀县城。过去土城战斗时，干部团伤亡很大，后有人向中央提议学员都是连排干部，太可惜了。中央表示，以后不轻易使用了。但是现在任务非常重要，连上干队也不得不用了。可见，长征中，我军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我们入城后，一边肃清残敌，一边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当地群众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早已知道红军是他们的救星，纷纷出来欢迎我们。我们吃完早饭后，上干队学员和工兵连迅速赶往茅台镇，担负护桥任务。 茅台镇 是座落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镇，对面也是山，中间有一泓清水河，河面约 10 多米宽，不可徒涉。河上原有简易木桥，人马多不易通过，我们在此基础上架设浮桥，让三渡赤水的红军主力方便通过。村子旁边有一家酒厂，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厂。据说该酒是用麦子酿造的，有独到的制法，加上清泉水，故芳香甘甜，沁人心脾。为了保护酒家的利益，我们派人监护该厂，不许部队随便进入酒厂。 在茅台护桥期间，我与肖队长和几位老同志去过酒厂。 未入厂，一股酒香扑鼻而来，酒厂里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香喷喷的酒味弥漫厂区。管理人员打开酒桶，让我们每人品尝一小杯，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大家不约而同地赞叹说：“好酒！好酒！简直是玉液琼浆！” 为了让广大指战员分享这一口福，我们买了一些酒带回去给大家喝。 可以说， 我们在茅台护桥三天，饱饮美酒三天。在这三天中，后方的主力源源不断地从工兵连架设的浮桥通过。而敌机每天都来投掷大量的炸弹，并向我守桥战士扫射。好在我们事先己有准备，在山边挖了防空洞和壕沟，故伤亡不大。 另外，我军的高射机枪手英勇向敌机射击，敌机不敢轻易俯冲下来，投弹不准，故未能断我交通。 我们完成架桥和护桥任务后，奉命离开茅台镇归还干 部团序列，临走前，老乡送我们几瓶茅台酒，我们都当作宝贝放在马袋里，作为路上解乏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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