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米歇尔·亨利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现象学阐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历史三个核心范畴都进行了生命现象学还原：生产力的本质是生命自身的能力；生产关系奠基于生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对生命的异化；横向社会结构和纵向社会历史必须在个体生命中显现出来，个体生命才是真正的历史。亨利的生命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现象学阐释的新道路，并论证了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统一。但是，由于他对生产力的还原缺少时间基础且是抽象的，对社会历史的还原没有理解历史的先验地位和历史规律的不可还原性，生命现象学也不能解释改造世界的问题，因此亨利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现象学阐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关键词】亨利 生命 现象学 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   学界主要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现象学阐释。一方面，承认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了现象学的先验还原方法，将存在物还原到其先验条件和原初之物，回到了事实本身；另一方面，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某些现象学理论存在内容上和结构上的类似性。就总体而言，学界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解释包含实践现象学、历史现象学、身体现象学、人学现象学四种形态，米歇尔·亨利开辟的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现象学阐释尚未得到十分的重视。当代法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从属于生命的形而上学”[1]。他试图在生命现象学的基础上全盘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亨利的生命现象学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也为马克思理论前后期的统一提供了一种的线索，但却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困境，难以真正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现象学奠基。
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验还原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历史由低到高演变的必然性规律。米歇尔·亨利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历史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进行了现象学还原，试图用生命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基。 （一）生产力的生命基础 根据马克思，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界能力的生产力有三个核心要素。首先，“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要素是人。其次，人的生产对象是自然界，“任何历史记载都应该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最后，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物品，需要通过工具来完成。亨利对三种生产力要素都进行了现象学还原。 第一，劳动主体及其活动是生命本身的感受与活动。对亨利来说，生产主体是作为自感发的生命。亨利的生命包含三方面的基本内涵。其一，从生命在现象学中的地位来讲，生命是感受的主体和显现条件，也是感受的客体，二者合二为一。亨利认为，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家“有一个现象学预设，根据这个预设'显现自身’意味着'在世界中显现’，在一个绽出性的'外在’真理中显现自身”[4]。生命要回到事情本身或者显现自身，就不能依赖包括时间在内的任何条件，只能进行自我感受，或自感发（self-affection）。从对时间的悬置来看，亨利满足了现象学还原的彻底性要求。其二，从内容上来说，尽管生命自身的感受繁多，但是生命的基本感受是痛苦与欢乐。“感受自身的现实才让生命活着”[5]，也就是在痛苦和欢乐中人感受到自身的生命。“需求和劳动是生命的基本规定性”[6]，所以生命的欢乐与痛苦取决于生命的欲望实现与否。其三，从生命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来说，对象世界总是通过人的感受被显现，而且只能通过人的感受被显现。 作为自感发的生命为何是马克思的劳动主体奠基呢？因为劳动主体就是自感发的生命，它为自身奠基。其一，从生产实践的动力来说，亨利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有一个动力上的本体论基础，这个基础要追溯到生命的特质的需求才能说得通：“定义着主体性的原初存在和推动主体性的东西，就是需求。生存就是必然性地去发展这些可能性。”[7] 其二，亨利认为马克思理论中劳动主体的实践具有先验的显现作用，而实践的显现作用表现为生命的显现作用，说明了劳动主体与生命的一致。马克思认为，“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8]，因此工业、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来说具有先验条件地位。这个先验条件既可以表现为显现条件，也可以表现为创造条件。亨利认为劳动和需求正是生命的基本规定性。同时，实践与生命都实现了现象学的要求：在自身之中显现自身。亨利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构建着存在的原初维度，在与相关存在的行为的现实性中，揭示了自身”[9]。实践是通过自身将感性的自然显现于自身之中完成的，因为可以从主体内部的感受、努力等角度来进行解释自然，主体的实践对自然的改造就是对自身所感受和显现的对象的改造。亨利理解的马克思的实践“并不处在与客体的关联中并依据这种关联而得到理解，它是纯粹主体性的活动”[10]。因而劳动主体就是现象学的先验生命是等同的。 第二，生产工具以生命为先验条件。其一，劳动工具需要生命的生产。劳动工具是劳动产品，是被生命改造后的属人世界的一部分。它通过主体实践的活动形成，在主体活动中被显现。其二，劳动工具只有进入生命的活动才能成为劳动工具。“仅当工具被实践活动所把握时，工具的形式和质料才能持存”[11]，这种物的工具特质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应手之物，它是此在存在的一部分。自然物作为直接的工具也是因为被人纳入到劳动过程中。亨利认为工具的形式和内容都只能在生命内部被展现，离开生命将没有工具存在。其三，工具的进步是生命进步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2]，因此以生产资料为代表的劳动工具是衡量生产力的直接标准。没有劳动者对工具的改进，工具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工具的进步表明劳动者的创造性和对物的掌控能力的进步，因此劳动工具的进步最终奠基于生命的进步。 第三，劳动对象以生命为显现条件。亨利将生命与马克思所说的“活劳动”等同起来，并认为劳动对象存在的原因是活劳动通过实践活动让其成为劳动对象。其一，生命作为劳动对象显现条件。首先，“活劳动被理解为一种行为，它将一定的形式印刻在物质材料上”[13]。劳动对象作为质料，可以直接作为劳动的对象，也可以作为进一步劳动的对象的准备，二者都被生命的活劳动所创造、显现，因此劳动对象的先验显现条件就是劳动着的生命。其次，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带来劳动对象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4]，因为个人对于对象的理解和改变能力的发展才能更好地改变对象。劳动对象的进步奠基于生命对劳动对象的新显现，彰显了生命对劳动对象的先验地位。 其二，客观物质存在也从生命中显现。亨利认为如果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而劳动对象作为独立的客观存在不依赖于生命的显现的话，就没有理解马克思的死劳动和活劳动的辩证法。因为“正是活动将对象化的劳动融入死劳动，将活劳动与死劳动结合起来，才能避免死劳动的死亡”[15]。没有活劳动，死劳动将沉入与人的生命世界无关的想象的“物质世界”，没有任何形式的显现，将陷入了亨利所说的“死亡”状态。亨利认为物质世界是生命理解了“物质”的客观存在后的一种显现，“物质”的客观性也是生命显现的结果。因此，生命是一切劳动对象的显现条件。 （二）生产关系的生命还原 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借以发生效用的社会关系。亨利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劳动产品本身是生命的凝结，产品分配的标准是对生命的抽象化，产品分配的结果是对生命的剥削与异化，这都说明了生产关系最终奠基于生命。 第一，劳动产品是生命活动的凝结。劳动产品与劳动对象有所区别，劳动对象是在劳动过程中显现的，而劳动产品是在劳动结束后显现的。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活动的凝结，“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16]。在亨利看来，对于劳动者的耗费和对生命的耗费都是具体的生命实践的过程，而生命的“主观的力量构成所有实践的本质”[17]，所以劳动的耗费最终是生命的耗费和在劳动产品上的凝结。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劳动者生命的耗费是不一样的，是在质上不同的劳动。有着质的差别的劳动作为生命的过程，是真正的显现条件，它将劳动产品显现为有使用价值的商品，“正是由于缝和织具有不同的质，它们才是形成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18]。这种显现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为“使用价值首先是与生命的力量与需求联系在一起的”[19]，因此说到底它是生命活动对生命需求的显现与满足，是生命对生命的显现。劳动的质的不同也决定了凝结在同样产品中的生命活动的不可通约，因此被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是不可衡量的。这说明生产者只能从其个体的角度来理解，亨利认为马克思“不惧怕跳入一个单子的领域”[20]，从而将产品彻底放到单个主体生命的劳动过程中来理解，实现了现象学的彻底还原。 第二，劳动产品的分配标准是对活劳动的抽象化。亨利认为产品是生命活动的凝结，但是资本主义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却不是按照生命自身的标准，而是按照对主观生命活动的进行抽象后的标准。其一，“将不同的劳动还原为一个或同一种劳动”[21]，实现对不同劳动的价值衡量。因为生命的劳动在质上是个体化和多样的，所以每一个生命的劳动都有其自身的时间，“劳动时间仅仅以主体的方式存在，仅仅以活动的方式存在”[22]，因此时间一开始是不可交换和衡量的。但是资本主义却通过对时间概念的抽象化完成了对不同劳动的同一化。生命活动“不再通过内在的对象化实践的时间来被判定，而是被外在的表象的环境所判定”[23]。外在的表象环境就是主体活动的参照物：太阳、时钟等能够表达客观时间的物的运动。亨利认为，“在这个同一化的情境中，被衡量的是空间化的、分割化的和量化的时间。这种时间根据空间的量化和区分得以被衡量，它依据的是天空中太阳的轨迹，衡量时间的日晷的影子。它们是表象的时间，是客观化的复制品，是对实践的不真实的复制”[24]，所有的劳动都可以被同样的时间表象所衡量，因而也能够被“价值”所衡量。可以用来衡量价值的时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被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亨利认为它终究是一种空间化的量化时间，是对生命时间的抽象。生命活动在产品上的展现也被以时间为标准的价值所量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社会共用的普遍化的价值标准，因此也是对生命活动的同一化。 其二，生命活动的内容被掩盖。“将劳动产品提供给市场，它的作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特性消失在视野中”[25]，第一重抽象是将多样性抽象为同一性，而这种抽象则是生命的内容彻底被隐藏。因为从产品的使用价值中可以展现出生命的活动，但是随着包含使用价值的产品被放置到市场上，交换价值就成为第一标准，能够展示生命活动的使用价值就被交换价值所掩盖。对展现使用价值、生命活动的物质特性的掩藏，实际上是一种剥夺。“在物质特性和商品的有用性被剥夺之后所剩下的只是它们曾经被劳动所生产”[26]，但是劳动产品却不再显示它是被什么样的生命活动所生产，这个生命活动为了生产它付出了什么样的智力和体力上的代价，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挣扎。因此，单纯说一个商品被劳动所生产，却不去考察它真正的物的属性和背后的生命属性，就会让这个产品就“不过是一个影子，一个幽灵”[27]，这影子和幽灵是通过对劳动产品中掩盖和抽象的方式完成的。 第三，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对生命的剥削与异化。亨利对于劳动产品的生命本质的阐述，对评价劳动产品标准的生命基础及其抽象化的阐述，奠定了对劳动产品分配的剥削、异化的生命基础的讨论。其一，产品分配展示工人的活动与工人的需求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表现为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而工人给资本家劳动。亨利认为“工人在交换中所获得的价值是为了购买对他生存来说的必需品”[28]。因此，工资本质上是工人生命活动产出的，并且为了生命活动的需求的价值承担物。其二，产品分配是一种基于生命但又蔑视和掩盖生命的分配。这种分配以抽象的客观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自己的价值衡量标准，让交换中的工人生命及其活动当成了单纯的价值，忽略了工人自身的生命感受及其使用价值。其三，“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假的’交换”[29]，从而导致了对生命的剥削与异化。亨利之所以认为产品和价值分配是一种假的交换，是因为工人获得的工资与工人劳动的价值不对等。从而导致了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价值的出现。“剩余劳动是一个劳动生产的使用价值超出了它本身所需要的消费，在生产过程的最后作为一个剩余物出现的”[30]，生命在产品的分配过程中被抽象化、剥削，而亨利认为生命的抽象化与被剥削就是异化。工人在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情况下重新退回到劳动力市场，实现了资本家对生命剥削的循环与加剧。因此，剥削实际上是一个生命对于另外一个生命的剥削。而且资本家仅仅追求抽象的价值而忽视了产品的使用价值，忽视了生命真正的需求，从而也陷入了自身的异化。所以剥削既是工人生命的异化，也是资本家生命的异化。因此以产品分配关系为代表的生产关系奠基于生命，“社会经济条件直接地在内在生命的层面上发生”[31]。 （三）社会历史的生命现象学还原 亨利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生命现象学奠基的基础上，对社会历史也进行了奠基。亨利对社会历史的生命现象学还原包含两个部分：对横向的社会结构的现象学还原和对纵向社会历史的现象学还原。 第一，对横向社会结构的现象学还原。在这里，亨利讨论了对上层建筑生命现象学还原。其一，亨利认为意识形态奠基于经济基础就是奠基于生命。意识形态是与阶级相关的宗教、道德、哲学、法律等用意识表达的等内容。亨利认为：“意识形态意味着系谱学，但却是一个指向个人经验领域的系谱学，指向个体的具体生命形式的系谱学。个体的具体生命是它的表象的真正决定性因素。”[32] 意识形态的“系谱学”就是追溯意识形态的谱系和根源的学问。这种追溯不是单纯时间上的追溯，而是一种现象学的还原，即探寻意识形态构造的先验基础。个体生命是意识形态的先验条件。一方面，个体生命是真正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只能从经济现实中生发出来，所以个体生命作为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因素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意。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不是理论，而是从个体生命和实践中获得了表达的动力和真正的实体”[33]，意识形态要阐述和维护的对象，都可以从个体生命的实践中找到根源。说到底“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活动决定着它的思想”[34]，只有人才能创造这些意识的东西，并不断为了生存对其进行修正和改变。所以亨利认为意识形态作为生命的“表象”不追溯到生命的现实就是无力的，因此生命是意识形态得以可能的先验现象学条件。 其二，政治上层建筑被还原为生命。亨利对政治上层建筑的生命还原集中在对国家和阶级的还原上。首先，国家奠基于个体生命。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实性奠基于市民社会而不是国家”[35]，因此国家奠基于市民社会、经济关系，最终要还原个体生命的先验层面才能找到其根基。其次，阶级奠基于个体生命。亨利将阶级的现象学还原也称为系谱学。“阶级的系谱学不简单是翻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规定个体的信条。相反，阶级的属性无非是构成着它的个体和'个体的条件’。”[36] 活生生的人构成了具有共同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的阶级整体，因此“原初的阶级现实要还原为尽管是绝对分散但却构成着它的个体”[37]，因为阶级的行动“在每一个事件中都由个体来实施”[38]。而且“社会结构发现它们的现实性和法则在个体的主体性之中”[39]，如果没有通过一种制度、文化、兴趣、利益的结合，结构整体将分崩离析。而这些制度、文化、兴趣和利益要渗入到个体的生命中并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才能发挥效用。所以亨利将整体当作一个“理想整体的表象——在所有的事例中都是构成着它的个体的协调，这也是为什么阶级在不断的构成和解构自身”[40]，整体的理想性在个体的生命中才是真实的，而且随生命的变化被解构。因此，个体生命成为社会结构的先验条件。 亨利在此基础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被整体性的指令所代替”[41]，其代表也不能真正反映个体生命的需求与感受，以虚假的整体性政策掩盖了个体生命。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来源于个体生命，但又抹杀了生命。亨利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根源于生命。 第二，对社会纵向历史的现象学还原。亨利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是生命活动之间的传承，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目标是生命本身的筹划与活动的指向。其一，生命是社会历史的先验条件。对马克思来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42]。亨利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代表着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等社会要素的传承与创新，而能够传承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的只有生命。“马克思将历史展现为代际的延续，在其中每一代人或每一个人都接受了它的社会存在条件，这些条件都来源于前代人的活动。但实际上这些条件是当代人的活动。”[43] 只有通过当代人的活动，前代人所做的工作和遗留的社会要素才能够起作用。亨利将当代人对前代人的活动的显现叫做一种“重演”，“在重演中每个生命重新创造了社会关系，这个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重新实现了另外一个生命曾经的活动”[44]。所以，当代人的生命就是一切历史的显现条件。重演的显现不仅是单纯的复制，“每一个社会关系的创造者也一定程度上是它的接受者，也一定程度上展示着是它自身的活动”[45]。所以生命不但是社会历史的显现条件，还充当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条件。 其二，社会主义作为历史的发展目标意味着生命的解放。对亨利来说，历史的发展方向也是以生命的发展为基础的。亨利认为马克思分析了三重社会历史的预设：“（1）满足个体需求的活动；（2）新的需求的生产；同时（3）个体自身在家庭中的再生产。”[46] 这些个体需求的满足、生产和个体自身的再生产是个体的历史进程，也代表了社会历史的现实进程，所以生命的需求、筹划与满足是社会历史真正的现实。社会主义在两重意义上奠基于生命的现实。首先，社会主义意味着生命的解放。“解放是所有生命本质潜能的绽放”[47]，因此也是生命真正需求的满足。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是生命需求的满足，在其中劳动和消费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体的，实现了个体生命与其他生命的和谐，个体生命在消除阶级冲突之后真正得到解放。其次，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来说，现实的生命（尤其是无产阶级）渴望消除异化，去实现社会主义，因而“资本主义的消亡不是悬设的目标，它在人的内在存在中有其本源的动机”[48]。因此是无产阶级实现了社会主义中个体生命的普遍化，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又因为阶级奠基于个体生命，所以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生命，社会主义的先验基础是生命。
二、亨利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现象学阐释的贡献与缺陷 （一）贡献 亨利从生命现象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开辟了一条融合现象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道路；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统一化解释提供了新的角度。 第一，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基础，按照现象学还原彻底性的要求实现了生命现象学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解释，其道路之新也在于方法和内容的彻底性。其一，从方法上来讲，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非时间化的现象学还原。亨利的还原坚持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原则：“'现象’就是显现，它意味着在自身之中显示自身。”[49] 亨利认为将现象奠基于时间形式的现象学都是对生命的外在化。对时间的预设意味着对时间现象还原的不彻底性，因为任何抽象预设都要从被还原后的事实出发进行构造，即时间也需要在还原的基础上进行构造。生命是自身感受自身，不会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流动和时间维度的区分。所以，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来讲，“现象学之光无非是生命之光”，亨利在生命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还原，一定程度满足了现象学还原的彻底还原要求，走上了不同于预设时间形式的实践现象学、历史现象学、人学现象学和身体现象学的新道路。 其二，从内容的来说，生命现象学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放置在生命的基础上解释。一方面，生命是历史唯物主义核心事实的显现条件。亨利认为历史现实的唯物主义解释都将生命作为显现条件，因为物质的客观性和现实性只有在生命的基础上被体现。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事实就是生命本身。亨利认为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原因是它是一种生命的力量，生产关系是生命自身的活动方式和生命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是生命自身的意识表象，历史过程是生命自身的历史。内容上解释将历史与现实等要素等同于生命，不同于实践现象学、人学现象学、身体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只是寻找历史现实的显现条件的方式。生命现象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实现了显现者与显现条件的同一，满足了从自身中显现自身的现象学要求。 第二，用现象学方法剖析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前期人道主义理论之间的统一性。许多理论家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前期的人的本质、异化、复归的人道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理论断裂。比如阿尔都塞就认为：“马克思只是对他青年时代（1840—1845）的理论基础——人的哲学——作了彻底的批判之后，才达到了科学的历史理论。”[50]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并未直接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阿尔都塞认为它们都只是人道主义哲学，并未成为成熟时期的“科学”。亨利通过生命现象学的还原，不仅将前期的人道主义中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作为生命自身的发展历程，也把历史唯物主义阶段中历史现实、历史规律、历史目标都当作生命的发展、传递的过程，并且认为历史本身只能在生命的基础上得到显现。尤其是在异化理论方面，亨利认为马克思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对剩余价值、剥削的讨论仍然与前期的生命异化是一致的。因此，生命现象学的统一性还原打破了一些理论家试图割裂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时期的做法，证明了马克思的理论在前后期中保持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二）缺陷 第一，生命并不能完全为生产力奠基。其一，亨利在阐述生命对生产力的奠基时，生产力要素之间的时间联系被悬置了，但是生产力不能在时间缺位的情况下被显现。首先，生产力的大小需要用量的方式来衡量。生产效率就是单位时间能够生产的产品的量。马克思认为，“劳动本身的量是使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做尺度”[51]，离开对劳动时间的计量没有办法计量劳动的量，更没有办法计量劳动效率和生产力。因此，以时间为基础的生产效率是生命改造世界能力的标志，悬置了时间的生命的自身感受不能真正显现生命能力的大小，对生产力的奠基有缺陷。其次，亨利在论述生产工具的进步时已经预设了时间。生产工具的进步虽然能从生命能力的进步中得以展现，但是“进步”作为一种比较，预设了在先与在后的时间样态。所以生命感受能力的进步作为一种现象，不仅奠基于生命的自身感受，也奠基于一种时间样态、时间流逝的预设。时间的预设消解了生命的先验能力，让亨利处于悬置时间与预设时间的矛盾之中，从而也不能真正为生产力奠基。其次，生命所奠基的生产力三个要素是抽象的要素而不是具体的要素。生产力要素必须在具体的历史中被展现，并以历史场景为依据。亨利谈到的生产力要素没有体现分工、地域、性别、阶层等因素，因而是抽象的生产力要素。更重要的是，生产力要素必须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亨利没有将生产力放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中，没有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的“生产方式”概念提出奠基，因而这种还原难以称为现实的还原。 第二，个体生命难以作为历史的真正显现条件。其一，生命不能显现历史规律。亨利重点考察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历史的生命基础，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矛盾是生命的需求与满足之间的冲突，但是对历史规律的生命奠基存在重要缺陷，即对历史发展的动力认识不足。亨利在阐述实现社会主义时强调生产关系的转变认为，“产品是社会的而不再是私有的”[52]，转变社会关系就可以实现生命需求的满足。他没有将生产力放到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层面上来看待。亨利在论述社会主义时，注重无产阶级为实现自由和满足需求进行的革命的作用，没有认识到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条件。其二，没有认识到个体生命被历史奠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个体生命已经处于某一社会历史形态中，个体生命的生活方式、体验方式和身体都具有社会历史的特征，并通过社会历史条件而展现自身的可能性。因此，亨利从社会历史还原到个体生命的做法陷入了个体与历史互相奠基的困境，而且亨利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困境。 第三，生命现象学没有解决改造世界的问题。其一，从改造世界的对象上来说。生命的显现条件地位没有真正解释世界的对象化和超越性问题。马克思通过社会历史性的劳动实践克服了意识哲学无法达到对象化世界的困境，让实践成为显现世界和创造世界的条件。而亨利认为生命是自感发，“世界”在亨利的理论中已经被还原为生命感受的内在内容。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虽然在生命中显现，但是亨利没有注意到物质世界与生命的差异，因此亨利没能把握马克思所说的对象化活动。生命现象学对“世界”的悬置导致对世界的改造既缺乏对象性，也不能把握超越性的历史规律。其二，从改造的主体来说。个体性的生命现象学只能说明个体在有相同需求的情况下可以成为一个阶级，却不能说明对他者于生命进行组织的方法，不能说明调整和斗争的策略，因而不能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纪律性和组织性的强调相提并论。其三，从工具上来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53]。亨利虽然承认工具被生命所显现，但是生命对工具的显现不能说明武器被生命显现与武器对世界的批判两者的差别。所以，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来说，生命现象学不能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基。因此，亨利用生命现象学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基的方式虽然有其贡献，但却带来了诸多问题，在其固有的理论范围内不可避免走向失败。 【本文为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现象学视域下的马克思的时间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19EKS002）、复旦大学2021年原创科研个性化项目《现象学视域下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6][7][9][11][13][15][17][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3][44][45][46][47][52]Michel Henry, Marx—A Philosophy of Human Reality, Trans by Tom Rockmo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52, p. 187, p. 113, p. 158, p. 260, p. 261, p. 260, p. 206, p. 202, p. 206, p. 202, p. 206, p. 204, p. 204, p. 201, p. 201, p. 201, p. 248, p. 241, p. 252, p. 171, p. 170, p. 172, p. 176, p. 65, p. 100, p. 102, p. 104, p. 105, p. 104, p. 108, p. 109, p. 108-109, p. 91, p. 85, p. 301. [2][3][14][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第147页；第204页；第204页。 [4]Michel Henry，I am the Truth—Toward a Philosophy of Christianity，Trans by Susan Emanuel，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 146. [5]Michel Henry，Barbarism，Trans by Scott Davidson，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12，p. 6.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6页。 [10] 陈辉：《实在、个体生命与实践》，《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5期。 [12][16][18][5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0页；第57页；第58页；第51页。 [41]Michel Henry，From Communism to Captitalism：Theory of Catastrophe，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Bloomsbury，2014，p.105. [48]马迎辉：《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关联》，《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49]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2，p. 51. [50]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y Ben Brewster, NLB：London, 1977，p. 223.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凤 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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