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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电话大概是五岁的时候，那天是个星期天，我爸要到单位去值班，正巧我妈也要参加家属委员会的一个活动，担心我们乱跑没人管着，就让我爸带着姐姐和我一起去爸爸单位玩一会儿。 爸爸的工作单位是北京铁路局，就在木樨地大桥旁边，离我家很近，走十分钟就到了。爸爸当时在铁路局电力科工作，他所在的办公室是那种十几个人一起办公的大房间，许多桌子和文件柜把房间塞得很满，每个桌子上都堆着各种文件表格之类的东西，显得有些杂乱。老爸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写东西，让我和姐姐自己玩，并嘱咐我们千万不要动办公室的东西。 我注意到老爸的办公桌上有个连着电线的黑色玩意儿，样子怪怪的，就问：“这是什么呀？” 我爸还没说话，我姐就得意地对我说：“这是电话，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年轻的朋友可能有点不信：五岁的孩子，即便没打过电话，难道也没见过电话吗？嗨，五十多年前咱们国家科技还很落后，电话算是个稀罕玩意，我的生活圈子挺闭塞的，我待过的幼儿园，以及我周围的小伙伴的家里，都没有电话，所以我真的没见过。 老爸放下手里的工作看着我，我猜想，当时他看到我那个傻乎乎的样子，心里一定不大舒服。作为一个工程师，自己的儿子却这么无知，连电话都不知道，怎么行呢？ 他耐心地拿起电话听筒放在我耳边，问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听筒凉冰冰的，让我有点紧张，听了一下我说：“嗡嗡地响。” 我爸说：“如果你和远处的人通电话，这里面就会有人跟你说话了。” 我不大明白这个黑家伙怎么还会说话，心想，爸爸这是跟我逗着玩呢吧？ 老爸站起身来，拉着姐姐的手对我说：“我跟你姐到旁边办公室办点事，马上就回来，你在这等一会儿。” 他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指着桌上的电话机说：“如果一会儿这个电话机响起来，你就把话筒拿起来，里面会有人说话，问你什么，你回答就是了，不许不说话，你不说话就把爸爸的事情耽误了，懂了吗？” 我点头说：“懂了。” 老爸和姐姐走了，我一个人坐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叮铃铃！电话突然响起来，把我吓了一跳，那个铃声好大啊！我想起老爸的嘱咐，怯生生拿起听筒，里面果然有人说话： “喂！喂！你是谁呀？” 我的手直哆嗦，但想起爸爸嘱咐的话，只好强弩着说：“我是——小付颀。”（那时候我爸妈都是这么叫我，我也习惯这样自称。） 电话里传来笑声：“噢，你是小付颀啊。” 嘿，电话里的人竟然知道我，我心里放松了一些。事后我才知道那是爸爸的声音，当时太紧张没听出来，而且那时候的电话机质量不行，声音失真得厉害，也不能全怪我笨。 电话里的人又问：“你在那干吗呢？” “我——我在等我爸呢。” “你爸是谁呀？” “我爸是付文彬。” “噢，你今年几岁了？” “五岁半。” “你都会什么呀？” “我会唱歌。” “你给我唱一个。” 我不大想唱，但又担心如果不唱歌就会耽误老爸的事情，于是就傻乎乎地对着电话听筒唱了一首儿歌，还没唱完，爸爸和姐姐就推门进来了，爸爸笑着问我：“你跟谁说话呢？” 我这才想起来，还没问对方是谁呢，只好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爸说：“不知道人家是谁，就把你爸的名字告诉人家了？” 我很奇怪：“您怎么知道我把您名字告诉人家了？” 这时姐姐忍不住了，哈哈笑着说：“真是个小傻子，刚才就是爸给你打的电话啊！” 我很茫然，心想：怎么可能？那人正在听我唱歌呢，爸爸就进来了，怎么会是同一个人呢？ 姐姐问：“你听听，话筒里是什么声音？” 我听了一下，老实回答：“嗡嗡地响。” 姐姐说：“这就说明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你还傻乎乎唱呢。” 老爸笑着拉着我走进旁边的一间办公室，桌子上也摆着一个电话机，爸爸说：“我刚才就是用这个电话跟你说话来着，你现在跟你姐说几句。” 我拿起电话喂了一声，没有声音。爸爸指着机座上的圆盘盘说，打电话得先拨号。他在圆盘盘上拨了几下，把听筒递给了我，里面传来了姐姐的声音。啊，真是太好玩了！ 那天我第一次使用了电话，当时的情景，还有爸爸对我的耐心启蒙教育让我终身难忘。 我上了小学之后，见到的电话就多了起来。那时候虽然还很少有私人电话，但“传呼电话”已经普及了。 所谓“传呼电话”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没见过，就是安装在一幢居民楼或一条胡同的一个房间内，对外开个小窗口，由专人看管，居民们可以随意使用，如果是外边来电话找人，看管人员负责给你传呼，当然都是收费的，我记得打一次电话是五分钱，呼叫一次可能是再加三分钱，记不大清了。 小时候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景：管公用电话的大妈站在院子里冲着楼上喊：“109栋5号的大顺子，电话！快着点！” 喊一声两声人家不一定听得见，大妈就得连着喊好几声，直到楼上有人应承：“听见啦！刘大妈，谢谢您啦，马上下去哈！” 接电话的人蓬头垢面趿拉着鞋跑到楼下，钻进放公用电话的小屋去接电话，传呼大妈就站在身后等着。打完电话，赶紧交钱，还得点头哈腰再次感谢大妈：“得嘞，谢谢您啦！”传呼大妈你可不能得罪，万一下次来电话时人家不给你传了，弄不好就得耽误大事。 传呼大妈对赔笑脸往往是不屑一顾，依然板着脸嘱咐一句：“以后叫你反应快点啊，好家伙，刚才叫了那老半天，我这嗓子都喊哑了知道吗？” “嗨！大妈您不知道，我昨儿个不是上夜班吗，白天补个觉，所以没听见。您放心，下次您再叫我，保证不会让您叫第三声，我麻利儿的就下来！” 当年管传呼电话的多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白天来电话找人还不要紧，可以在楼下喊名字或房号，但是夜里来电话就麻烦了，居民们都已入睡，怕影响人们休息就不能喊了，就得爬楼去敲门，一趟下来，已是气喘吁吁，挣那五分一毛的传呼费也真是不容易啊！ 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家也有电话了，不过既不是我老爸达到了配装电话的级别，也不是我家突然发了大财，而是因为搬家。 那年我从部队退伍回京，小小的一间半房子实在住不下我们一家人了，我每天都要在过道支一张折叠床睡觉，早晨再收起来，否则屋里就不能过人了。老爸没辙，就找单位领导要求换大一点的房子，于是我家就离开了居住了二十多年的新六栋铁路宿舍，搬到了珠市口东大街161号，这边是三居室，面积增加了不少，可惜是旧平房。这房子原来的主人是铁路分局一位级别较高的干部，配有电话，我老爸级别不够，按理说应该拆走的，但那时拆装一部电话很麻烦，还要产生费用，再说我爸虽然级别不高，但资历很老了，又是技术上的骨干，所以铁路分局的领导就表态说：“那个电话就别拆了，老付也是老同志了，就让他用着吧。”于是我们家就“捡了个漏儿”，有了私家电话，越级享受到了“高干待遇”。 因为家里有了这个电话，还闹出一些小误会。 那时候一般家庭都没有电话，有电话的不是高干就是大款，电话是一种身份象征。我刚从部队回来进入银行工作不久，有一天，人事干部让我填写一个登记表，在联系电话一栏，我就写上了我家的电话。工作人员说：“光写电话不行，你得把门牌号也写上，不然传呼的时候怎么找你？” 我说：“不用传呼，这是我家的电话，直接拨这个号就能找到我。” 我现在还记得那位人事干部当时惊讶的表情，她以为面前站着的这个退伍大兵是个高干子弟呢，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铁路工程师的儿子。 后来找对象的时候，需要和女朋友互留联系方式，她的单位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找她时还需要通过总机转接，很麻烦。当我告诉她我家的直拨电话号码时，女朋友表情有些异样，我猜她一定误以为我家是高干了。当时我想：要不要“将错就错”瞒些日子，等“革命成功之后”再说出真相呢？但我觉得还是要当个老实人，实话实说为好，于是就把这电话的来龙去脉跟女朋友说清楚了。后来才知道，恰恰是我的实诚成全了我们。人家女方找男朋友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找高干家庭，怕门不当户不对的受歧视。所以，如果那天我假装是有私人电话的高干子弟，人家立马就拜拜了您呐。顺便说一句，这位不想找高干家庭的女孩后来就成了我的太太。好多年以后，我靠自己的努力，终于也在我们的小家庭安装了电话。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实行用BP机，与电话配着用，在腰带上别一个小小的黑盒子，哔哔一响，就知道有人在呼你，于是赶紧找公用电话，拿起电话第一句话肯定是：“喂，我是XXX，哪位在呼我？”那感觉得意得很。 因为工作需要，单位也给我配了一个BP机，美了几天，就发现这玩意有利有弊。过去上班时我可以借出去办事的机会干点私事，甚至去看场电影，领导也找不到我。现在不行了，人家哔哔一呼你，就得赶紧回电话，私人空间大受限制了！所以人们对BP机是又爱又恨，手机出现后，很快就把那个玩意儿淘汰了。据说后来外国农场主把它挂在牛角上，哔哔一呼，老牛就知道开饭了，自己就往回走了。也算是物尽其用吧。 移动电话的出现不仅淘汰了BP机，也渐渐淘汰了传呼电话。人人手里都有了移动电话，谁还需要“传呼”啊？这下子，管传呼电话的大爷大妈们再也不用费力气跑路叫人了，是个好消息。但是他们的收入也会因此受影响，也不知道他们对移动电话是爱还是恨呢？ 移动电话刚刚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名称，叫“大哥大”。据说是因为香港广东一带称呼帮会小头目为“大哥”，而龙头老大自然叫“大哥大”了。移动电话太牛了，是通讯界的“龙头老大”，而且能用得起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把它叫做“大哥大”特别贴切。 大哥大的出现，是一场通讯革命！当它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也被惊呆了，我一直就想不明白，没有电话线，那电话怎么就可以跟别人通话呢？ 我记得移动电话刚出现时，特别厚实笨重，像一块黑色的砖头，重量估计在一斤以上。它可比现在的智能手机差远了，除了打电话什么也不会，而且通话质量还不够清晰稳定，常常要喊着说。它的电池也不行，老大的一块电池，只能维持半个多小时的通话，很不方便。尽管如此，大哥大还是非常紧俏，有钱难求。当年大哥大公开价格在两万元左右，黑市售价甚至曾高达五万元。这不仅让一般人望而却步，就是一般的中小企业的老板基本也都买不起。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去跟一位深圳来的老板谈事情，地点在虎坊桥那个号称“北京三刀一斧”的粤菜馆，双方见了面，握手寒暄后落座，深圳老板一句话不说，先拿出一个大哥大，砰地一下摆在餐桌上，然后冷冷地看着我们。那意思是说，我是个有钱人！你们实力行吗？我那时候还没有大哥大，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愣在了那里，现场气氛有点尴尬。这时与我同去的朋友，不慌不忙地也从手包里掏出了一个同样大小的大哥大，砰地一下，摆在了对方大哥大的对面，然后冷冷地看着对方。深圳老板脸上出现了笑容，这才开始谈正事。 谈判结束，回来的路上我问朋友：“你啥时候也买大哥大了？没见你用过啊？” 朋友笑道：“我哪买得起，临时借的，南方人就吃这一套，今天我如果不在桌子上砸个大哥大，什么事情也谈不成。” 当年的人们绝对不会想到，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就连街边修皮鞋的师傅手里也会有一个既能打电话发短信又能看视频玩游戏的智能手机了。虽然粗笨的大哥大和它长长的天线已定格在了历史的长卷中，但那些妙趣横生的场景，还能让我们回味时忍不住笑起来。 九十年代初，我调动了工作，新的工作单位也给我配了一部大哥大，就是第一代那种“大砖头”式的，虽然很笨重，但确实很方便，随时可以与外界联系，而且拿在手里也感觉神气的很。 周末回家看望爸妈，忍不住拿出大哥大来显摆。老爸是个高级工程师，对这种新鲜的科技成果特别感兴趣，拿在手里反复观看，第一话就问我：“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怎么把信号传递出去？” 我又不是搞科技的，哪里说得清？爸爸像往常一样开始教育我：“光会用可不行，还应该知道它的工作原理，万一发生故障也知道怎么排除。” 我心里想笑：您以为这是我小时候的玩具呢，坏了之后拆开自己修修就好了。但我表面上必须做谦虚状，笑着点头称是。 我发现，已经年迈的老爸有时候也跟我们一样是喜欢显摆一下的，他拿着我的大哥大立刻拨通了姑姑的电话： “喂，知道吗，我是在用付颀的大哥大给你打这个电话的，你那边听得清楚吗？” 电话里传来姑姑的声音：“清楚，特别清楚。” 我爸说：“清楚就好，我没什么事，挂了吧。” 我估计姑姑那边一定得琢磨半天：“既然没什么事，来电话干吗？就为了问电话声音清楚不清楚？” 其实，我这个给老爸当了三十多年儿子的人，心里最清楚老爸转着弯的本意：知道吗，我小儿子也用大哥大了，是个有身份的人了！这种话不能直着说，直说就没劲了。 看着老爸爱不释手地摆弄着那个大哥大，我颇有感触，我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场景：老爸把我带到了他的办公室，指着桌子上的黑乎乎的家伙耐心地对我说：“这个就是电话机，如果一会儿这个电话机响起来，你就把话筒拿起来，里面会有人说话，问你什么，你回答就是了，懂了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融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影子行长》、《父与子的战争》，长篇报告文学《金融大潮冲浪人》、《舞动的K线图》、《重塑的丰碑》，中篇小说《我爸是行长》、短篇小说《贷款》、《假币》、《收债日记》、《一根筋》、《邻居》等。2012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全国总工会、文化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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