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5-27 12:52山东顺博文化传媒官方账号,历史领域创作者 同是806年，柳宗元与韩愈命运截然不同 公元806年对于柳宗元而言，并不是一个值得喜悦的年份。 在这一年当中，柳宗元从他政治生涯的高峰里，一路跌到谷底。他所依附的王叔文党人，在这一年中遭到宦官势力的反扑。身为王叔文所提拔的文人，很自然的遭受波及，隔年便从中央一路贬谪至永州司马。这个在当时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地方官生涯。一直到他死去那天，他从没能如愿的回到中央任职。  柳宗元雕像同样是806年，对于韩愈而言却全然不是一回事，他将近十年的漂泊至此暂告一段落，宦途也渐行顺畅。 韩柳这对日后奉为古文宗师的两位文士，虽在政治立场上有着相当程度的对垒，实际上却是惺惺相惜。韩愈虽出身庶族地主的阶层，在政治上却往往依附于豪族地主，这种试图双面讨好的态度，却也使他早年仕途较为不顺畅。柳宗元又不同，从一开始他便清楚的属于庶族地主的集团。因此韩柳二人，纵使在贞元年间于长安有过短暂的共事，却也因为各有所主而无由深交。  韩愈石碑公祠文永贞内禅后的元和元年（806年），韩愈于六月时回到长安任职，距柳宗元被正式贬官的九月前尚有三个月，〈天说〉中韩柳二人的对话，应当便是在这段期间发生，也可能发生在之后的书信往返间。 柳宗元的性格远较韩愈激烈而严肃，相对之下韩愈在有时会展现出一种自嘲的幽默。正值壮年的柳宗元生涯初遭此大变，王叔文的遭遇更使他加倍的坎坷不安，由是思想更是趋于极端。早年柳宗元在其文中，便往往将挫折转换为对天的责难，在这时更是不加掩饰。这在他流放永州初期更加明显，且在吕温死去时（元和六年，公元811年）达到最高峰：  韩愈年长，劝告柳宗元 身为虚长柳宗元几岁的老大哥韩愈，看见这位他一向欣赏的朋友这般的怨天尤人，也只能够这样委婉的劝告他：  韩愈口中的“仰而呼天”者，正符合了当时柳宗元不稳定的心理状态，指的当然是柳宗元。然而韩愈之言意在劝诫，而非出于不友善的攻击。接下来韩愈以虫比喻人，以物比喻天地阴阳，说明人对于天地的损害，正如同虫食器啮物。因此，“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说明恶人当道，乃是天地致理；善人当道，则为天地所不欲为者。到最后则总结于这样的论调：  韩愈的劝说，成就千古名篇《天说》，引起两人“天”的论证 韩愈的意思就是告诉柳宗元：不要再骂了，骂了上天就知道你是好人，祂会因此带来更多的灾害来处罚你的！这种反讽式的自嘲笔法，是韩愈很喜欢使用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常常在他的文章中出现。只是当下的韩愈没想到，这样的好心讽谕式的劝告，却引起柳宗元一段正襟危坐的回答。在这个情境底下，柳宗元也成就了千古名篇：《天说》。 虽然天说以韩愈滑稽的论说为开头，柳宗元用以反击他的，并非这种反向思维的幽默，而是直指韩愈论调中的基本假设，即天人相通的可能性。柳宗元既然否定了韩愈的基本假设，其论自然也失去了立基点。 韩愈对于天人的论说，可见于其《原人》一文：  在天地的基础假设上，韩柳间是相合无矛盾的，问题在于天地中介物歧异上头。柳宗元亦以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韩愈以为天地间万物的总称是“人”，柳宗元则以为是“元气”。 在此，韩愈很大程度的强调“人”对于万物的主导性。在这个前提之下，某些焦点便受到了模糊与概化。韩愈自己很清楚这个问题，因此他这么解释：  就这个理络，我们可以反问，若有一座山有草木而无禽兽，是山吗？韩愈的答案会是肯定的。 因为韩愈在此的天、地、人，都是一种虚有的总括性名辞，只是概念而非实体。因此由物质的角度理解，便会发现很多漏洞；从精神的角度理解，则可清楚辨析。因此，若指着单数或复数的人问说：“'人’乎？”韩愈的答案会是否定的。然而韩愈所谓的天、地、人，虽是虚体的名辞，却被赋予了神格，拥有主宰的力量。因此“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因此在此若手指着皇帝，问说：“人乎？”韩愈的答案则会是否定的。  而天、地、人三者，皆有其所依存的“道”，而道本身则来自于元气与阴阳。元气是天地间的浑沌状态，阴阳则是元气流动所依循的规则，元气若无阴阳的调和，仍旧只是一片浑沌。在此韩愈混淆了二者，而以“元气阴阳”连称，指涉的便是天地之间的现有状态。 而元气阴阳的败坏，便是道的败坏，因此“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在此韩愈以物与虫的比喻进行理解，他认为“物坏，虫由之生。…虫之生而物益坏。”在时间的顺序上，物坏先于虫生，盖古人不知有细菌，故以为物先坏。如此而推衍到元气阴阳上，而人只是元气阴阳败坏后的滋生物。 韩愈和柳宗元观点分歧 韩愈的问题，在于他无法明确指出败坏的出现，是起自于阴阳还是元气，他只能够模糊的感受一个概略的态势。总之，元气阴阳败坏了。面对败坏的态势，“人”并非无可选择，且可承担相当的责任与负担，进而消除该败坏之态势，将元气阴阳的运行扭转回该有的状态。 虽然基于相同的假设，柳宗元的立论便明晰许多。首先他上承了王充的观点，指出“元气”与“阴阳”是有所区别的：  然而无论是天地玄黄元气阴阳，都是独立存在的自然现象，之间并不存在互相统属或影响，直接剪断了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无论实体或虚体，静止抑或流动，都只是自然的现象，正因如此，柳宗元方会这么譬喻：“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痣也；阴阳，大草木也。”既然都是自然现象，其间自然不存在因果报应的关系了。 然而在此，柳宗元依旧回避了败坏《痈痣》的起源，只能解释是自然现象。在此败坏并不当理解作事物的恶化，而是一变动之过程。在面对变动的解释，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又称之为“势”，是人力不可干涉或改变的过程。人在面对的当下，不应当固着于过去，而应该改变自己来适应局势的演进。 参考文献： 《旧唐书》《新唐书》《中国思想通史》《第九世纪初期对天的争辩：柳宗元的天说与刘禹锡的天论（上）》《唐史论文选集》《柳河东集》《韩柳文研究法》《韩昌黎文集注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