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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74年，早就看高启不顺眼的朱元璋可算抓住了他的把柄，以一首诗为由头将其处以腰斩极刑。可怜高启拖着半截身子用最后一点力气，蘸着鲜血在地上连着写了三个“惨”字。这一切的起因还要从第一首诗说起...... 如果您看过影视剧《大脚马皇后》，或许会对高启这个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因为剧中的他是个油嘴滑舌，极会奉承之人。 一次，朱元璋与众臣相约去钓鱼，并称钓上最少的人要学狗叫。结果，朱元璋尴尬了。 因为李善长、胡惟庸都钓上来了，而高启钓的最多，眼看自己一条没钓到，刚要发火的朱元璋却被高启逗笑了。高启即兴为朱元璋做了一首诗，大意就是天子只能钓龙，寻常小鱼哪敢叨扰。朱元璋一听立刻龙颜大悦，当即决定赏赐众臣与他同宴。 宴席上，朱元璋亲自给众臣夹鱼肉。将鱼眼珠给胡惟庸时，高启称这叫“高看一眼”。夹鱼肚给徐达时，说是“推心置腹”。夹鱼尾给李善长时，说是“委以重任”。您瞧，这哪是高启啊，反倒像是和珅。
那么，历史上的高启真是如此吗？ 高启非但不是这种善于溜须拍马的性子，反而还有一些文人特有的孤傲。 高启的才华旷世古今，纪晓岚在《四库全书》中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高启的文学造诣极深，而且还是个“模仿高手”，唐诗、宋词等，古往今来的各种文学形式，经由高启的手一加工，简直颇有当世之风，又兼具个人的文学魅力。 高启在明初的声誉也极高，他与刘基、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又有“初明四杰”的称号，这架势可不输“初唐四杰”。 高启的一生留下了2000多首诗作，只可惜他与杨修太像，终为自己的恃才傲物的人生买了单。
高启虽自幼父母双亡，可因其聪敏过人，便被朱元璋以招贤士的名义，将其揽于朝中。 “周公吐哺”是为了广纳人才，而朱元璋广纳人才不过是为了自己积声名。尽管草根出身的朱元璋虽然城府极深，但是文化水平却很一般，所以，他打从骨子里就很讨厌这些文人墨客，当然也包括高启。 人与人之间相处是讲究眼缘的，朱元璋和高启绝对算是没看对眼。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命高启纂修《元史》，可是高启这个人向来懒理朝政，而且对功名利禄毫无兴趣。公元1370年，朱元璋打算任命高启为户部侍郎，谁知高启却坚决拒绝。朱元璋无奈，只得给了他一些赏银便放高启归去了。 高启这一走，可是埋下了祸根。
古代这些文人都有个通病，就是自视过高。清高倒不是错，问题是他们极为喜欢将自己的创作公之于众。而恰巧朱元璋就是个多疑的性子，特别喜欢在遣词造句中挖掘那些作者“隐藏”的意图。 高启在闲散之时不是喜欢写诗么，比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还有《青丘子歌》中的“不闻龙虎苦战斗”等等。 这些诗很快便传到了朱元璋的耳中，朱元璋立刻就疑心大起，他有理由相信高启这是“指桑骂槐”。朱元璋烦什么？他讨厌文人的笔和嘴，用诗词中的弯弯绕变相地骂自己。于是，就记恨起了高启。 其实人家高启真是闲来无事的过诗瘾，杨修是喜欢过嘴瘾耍小聪明，高启则泼墨于诗文中。忆柔很喜欢高启的一首词：“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怎么样？是不是荡气回肠？ 通过这几句词就可以看出，高启这个人多么自傲，大有能将李白、苏轼比下去的自信。可是，高启全然不知，危险已然来临。
公元1374年，苏州知府选建府衙，好巧不巧偏偏就建在了张士诚的宫殿遗址处。古代但凡有这种上梁的大事，都要摆上猪头祭神，点上炮竹驱鬼，还要写一篇像样的上梁文。 于是，苏州知府魏观便请来了高启这位文学大咖。高启也没推辞，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上梁文》。这下好了，可算让朱元璋逮到了机会。 首先选址在张士诚处，本就犯了朱元璋大忌。其次，高启写文不是喜欢用“龙”啊这样显得大气的词么，他就在这首《上梁文》中用上了“龙盘虎踞”这个成词。朱元璋偏偏抓住这点不放，认为高启大逆不道且有所企图。 就这样，38岁的高启被朱元璋处以腰斩，临死前还不忘用自己的鲜血大呼冤枉。
其实，像高启这么惨的才子还有一个，就是洪武二十六的状元郎张信。朱元璋将张信安排成皇子的家庭教师，于是张信在一次授课中挑选了一首诗供皇子们临摹。 朱元璋却勃然大怒，认为这首诗选的别有用心，于是痛斥道：“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最后，可怜又无辜的张信也被腰斩了。 那么，张信选的谁的诗呢？就是杜甫的：“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就是这么一首绝句刺穿了朱元璋的玻璃心，可叹张信寒窗苦读多载，终于守得云开时，还没见到月明却直接去了地府。 但是最为可惜的还是高启，一代文坛巨匠还没开始发光发亮，直接让朱元璋掐灭了他的火苗。若高启没有英年早逝，明朝的文学成就或许会更高。 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到了明朝只剩下小说了，这难道不是朱元璋的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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