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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故乡》的三种形态 王 平 周悦三 【摘 要】《故乡》是鲁迅笔下中国现代乡土文学风景的展示，更是自己一次强烈的生命感知，蕴含了自身对“人与他人”“人与空间”“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叩问。《故乡》以记忆、语言、观念三种形态为依托，表达作者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鲁迅从对故乡世界的追认与告别中进行自我的内在体认，在故乡的失落中言说着对重建精神家园的思考。 【关键词】鲁迅 故乡 记忆 形态 “故乡”作为一个恒定的文学题材，一直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情感走向出现在小说创作中。作家通过建构自己独有的精神原乡实现自我的内在体认。鲁迅的《故乡》被视作一首“伟大的东方抒情诗”，讲述了一个自己回不去的故乡，其情感底色是晦暗而萧瑟的灰。然而在批判乡村封建传统性的高蹈下，《故乡》绝不是简单的“贬乡”，这一在寻根心理下的回乡之旅，也包含了鲁迅独有的生命体验。故乡记忆形态的平行与错位、个人面对群体的失语以及试图从“无”中寻找“希望”的观念贯穿全文，鲁迅归乡后内心世界的颤动就通过这三种形态逐一呈现。 一、平行与错位的记忆形态 现实与回忆的交织构成了《故乡》的主要内容。小说中“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少年神异图画”都是“我”对故乡的回忆。闰土和杨二嫂的出场也是回忆和现实交错进行的。记忆形态成为鲁迅构建故乡世界的主要形式。但是“我”对故乡的追忆不是简单地按照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的线性状态，而是以一种既平行又错位的记忆形态呈现的。 《故乡》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既往的生活经验的背离。“我”带着怀乡的情愫踏上故土，首先让我感到错乱的便是故乡的萧索、荒凉和暮气。完全的陌生环境让 “我”发出了叩问：“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这一巨大的落差造成了 “我”对故乡记忆的错位。 故乡风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个人的根性记忆。鲁迅一直注重乡土风景和文化精神寻根的融合。虽然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寻根文学的概念，乡土叙述却由来已久，并且乡土往往又和寻根具有内在关联。“我”在寻根心理的驱使下回到故乡，试图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但故乡是如此的颓败与凋敝。小说从一开始就在环境的陌生化书写中暗示了“我”与“故乡”之间已经无法逾越的隔膜。显然，“我”已无法从外在环境实现自我的“故乡想象”和情感慰藉，于是乡土情结便随着闰土的出场自然而然地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事实上，《故乡》里的人物安排采取了相当有意味的对称结构：“少年的我”与“中年的我”；“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过去的杨二嫂”与“现在的杨二嫂”；宏儿与水生。人物的现实出场与记忆都是以对称的形态出现的。听到母亲提及闰土，“我”脑海中浮现了对“少年闰土”的记忆。然而“中年闰土”在社会的打压下已变得麻木驯服，过去孩童的天真烂漫一扫而光，脸上写的全是苦难，闰土成为广大贫苦农民的缩影。一方面，“我”看到了套在闰土身上的封建传统的镣铐；另一方面，寻找自我身份认同也随之失败。同样，“我”和杨二嫂也无法在对方身上实现彼此的身份认同。杨二嫂试图让“我”回忆起和她之间薄弱的联结，但是“我”早已经遗忘了这段共同记忆，“我”对杨二嫂的印象也和现在“圆规状”的她无法获得一致性。甚至故乡乡民群体对 “我”的认知都是混乱的。“我”对故乡“人”与“空间”记忆的双重错位就导致“我”对现实故乡的幻灭。 可以说，《故乡》记忆的错位是小说的显性叙述，造成“我”的记忆形态产生错位局面的原因便在于“我”“闰土”“杨二嫂”三者之间的记忆从一开始就是平行又独立的。这就涉及“变”与“不变”的悖论。闰土的一声“老爷”成为我们一直以来批判其愚昧麻木的证据，人物的对称安排突出了“闰土”和“杨二嫂”的“变”，却遮蔽了他们的“不变”。事实上“我”和“闰土”之间的厚障壁从始至终都是存在的，只不过过去的“我”未曾意识而现在的“我”有所意识罢了。“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这句话就揭示了少年时的我们在阶级上已经分明，如今再次见到，闰土称“我”为“老爷”其实是合情合理的。从这一层面来看，“主人公并没有和故事中的任何其他人共享同一个世界，尽管他们都处在同一个世界中。事实上，小说中的所有人—— 包括闰土、主人公的母亲、杨二嫂，或许宏儿和水生除外—— 都彼此孤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不存在统一世界的分裂状态。”［1］这种状态说明“我”从始至终都是游离于故乡这一空间的。我们所处的不同阶级与境况导致了彼此间记忆的平行，共享一个空间，但是彼此孤立。这一平行形态就上升到了更深层次的意味与思考。 二、沉默与间断的失语形态 在《故乡》的阅读史中，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唤醒国民性主题成为我们鉴赏文本的重要内容。然而小说中个人“最终融不进或不愿融进故乡乡民'群体’或共同体，这才是《故乡》的真实情愫”［2］。《故乡》中“我”的现实体验主要依靠人物的对话来完成。小说中涉及“我”和闰土、杨二嫂的两次对话。然而在这两次对话中，“我”时常处于对话间断和无话可说的失语状态。见到杨二嫂，面对她的询问， “我”的反应始于“愕然”，继而“愈加愕然”，最终“无话可说”。如果说和杨二嫂的情感隔膜还情有可原的话，可当面对闰土时， “我”依然说不出话来，即使后来闲谈也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我”对故乡的想象和故乡人对“我”的想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也就导致我们之间的无法对话。对乡村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冷漠关系和情感隔膜的揭示是小说的基本母题。“我”的失语也一般被视作是面对故乡人日渐麻木、迟钝的合理反应。但是这一认知显然忽略了文本的深层内涵，并未上升到文本的复杂层面。事实上，失语现象可以说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叙事模式，在鲁迅其他的短篇中仍有迹可循。《故乡》中“我”面对他人的失语，实际上包含了更多的个人面对群体关系的叩问，隐喻个人面对传统的失语。“我”，作为具有进步意识的知识分子，虽然看到了封闭桎梏的传统文化对乡村与人性的禁锢，试图用现代启蒙话语来改造传统文化，唤起乡村的生命活力，然而“我”这一精英知识分子真正面对这些群体时，却无法做出任何行动，甚至回避和哑言。这也就涉及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一个悖论：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试图用现代启蒙话语启蒙大众，改造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无法从乡土传统中逃离，他们的话语和传统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民间话语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现实关联。 如今对《故乡》的研究逐渐跳出“我”的视角，越来越多的人在声讨声中开始看到了闰土、杨二嫂他们的失语地位。事实上，《故乡》中“我”和闰土、杨二嫂之间呈现的是双向失语的状态。回乡的“我”无法在故乡这个空间找到应有的位置，“我”的现代意识为故乡的传统话语所拒斥。同时，在乡村秩序与民间伦理所压缩的生存空间中，闰土和杨二嫂实际上也处于失语的地位，甚至被禁语。闰土的一声“老爷”在《故乡》的百年阅读史中成了压抑国民性的话语符号，但沉默的闰土真如我们所言是昏睡的国民吗？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在“我”叫道：“阿！闰土哥，—— 你来了？……”闰土的反应是值得寻味的：“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闰土的神态是具有递进和层次性的，欢喜、凄凉、终于恭敬起来的态度，表现出了闰土心理的波动。闰土的恭敬和一声“老爷”恰恰是被禁锢在故乡的 “在乡者”在乡村传统社会制度中的生存隐喻。如果我们将传声筒交递给他们，他们能否为自己辩护与控诉，麻木的乡民真的如我们所批判地对自己受戕害的处境毫无意识，还是他们有所意识而又无法冲破枷锁而不敢言说呢？从这一角度来看，闰土的“老爷”恰恰是一个弱者在自身所处空间中不得不去遵循民间伦理秩序的正常表现，这一表现正说明闰土对自己所处的阶级与处境的清晰认知。“《故乡》叙事中隐含着独白与对话之间的张力，正是因为缺乏对话的传统和可能性，所以才让闰土们陷入无助以及让'我’沉默绝望的困境。”［3］除了一致性的言说之外，对《故乡》的解读，我们也要立足现代意识看到鲁迅对人与人类群体关系的深层叩问。 三、从“无”到“有”的观念形态 可以说《故乡》是“我”回乡寻找乡土身份认同的一次失败之旅。“我”虽然带着思乡之情回到故土，但是始终无法融入而处于游离状态，与故乡的这种隔膜最终让“我”再度离去，这一回乡之旅的叙写依然按照鲁迅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鲁迅笔下的“故乡”自此成为传统中国破败乡村的象征性缩影。“我”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无法跨越的高墙中逃离。“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我”最终在这离愁和别绪中彻底告别故土，真正成为一个异乡人。《故乡》并没有拘囿于传统的“乡愁文学”，在怀乡和批判性之外，小说最终指向的是“在绝望中呐喊”“在失望中寻找希望”的最终要义。这一走向正契合了鲁迅一直以来的创作底色。 在《呐喊》的自序中，鲁迅讲述了其走向创作的来由，和钱玄同的对话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铁屋子理论”。在这段对话后，鲁迅指出：“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4］《故乡》也恰恰延续了鲁迅对希望的这一番论见。虽然“鲁迅笔下的故乡世界在'坟’'铁屋子’等的意象表达中成为了一种具有围困、压制、吞灭、束缚等特征的否定性空间，想要融入而不得的焦虑，与想要逃离而不得的焦虑并存，共同成为故乡空间中散不开的情绪氛围，并由此揭示出各类人群于此空间中无处容身的现实生存困境”［5］。但是鲁迅往往直面惨淡，直面黑暗，又在黑暗和惨淡中仍不失却探索新路的勇气。《故乡》中对“路”的议论表现出了鲁迅在失望中的“希望学”。“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从“无”中生“有”的信念奠定了《故乡》的最终基调。虽然故乡的失落使“我”再次回到了自我的独语中。然而这一次失败之旅也使“我”进行切身地自察自省，正视自我的局限。离乡的船越来越远，而“我”的眼前又展现出了海边沙地的图景。这次对于故乡的画面和最初“我”的联想是不同的。最初的故乡图景是带着身份认同的目的而引发的故乡想象，它是过去时的，仍然禁锢在故乡的地理空间中。而最后“我”离去时的故乡想象则是对于未来的愿景，它已经超越了地理上的故乡，成为精神原乡的雏形。这一雏形某种程度上就揭示了“我”在既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基础上，对未来重建自己精神家园的思考。 在对《故乡》的解读中，王富仁提出鲁迅写了三个“故乡”：回忆中的、现实中的、理想中的。这三个故乡分别代表着三种时间状态：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同样《故乡》中的三种形态事实上也遵循了时间的这一线性状态，展示出了鲁迅自我体认的过程:从过去的记忆和现在失语的现状中“出走”。这一“出走”后将会怎样，这就又走向了《故乡》中鲁迅所展现的“希望学”。 参考文献： ［1］王钦.“乡愁”与希望的政治学：重读鲁迅《故乡》［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2）. ［2］黎保荣.鲁迅“异乡人”情结的成因、表现与转化［J］.鲁迅研究月刊，2020（2）. ［3］杨森，张全之.从“害怕”到“呐喊”：鲁迅《故乡》隔膜主题的现代性启示［J］.鲁迅研究月刊，2021（7）. ［4］鲁迅.呐喊［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6. ［5］王淑娇.彷徨于故乡与异地：鲁迅小说中的空间模式与生存焦虑［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116081）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22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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