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1917—1993），生于天津，我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善于模仿各种方言、市声、戏剧表演。他以“把笑声和欢乐带给人民”作为奋斗目标，深受全国人民喜爱。新中国成立后致力相声改革。他还注重培养年轻演员，当前活跃在相声舞台的名家中不少都是他的学生。相声界有一句话“侯宝林对相声有功”。他开创了一代“侯式幽默”，也让相声登上了曲艺最辉煌的舞台。对相声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1980年6月17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季镇淮来到位于什刹海的南钱串胡同，把一张“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客座教授”的聘书送到侯宝林手中。“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就是人们熟知的北大中文系，从京师大学堂的“中国文学门”开始，北大中文系名师辈出，林纾、严复、陈独秀、鲁迅……那天，又多了一个侯宝林的名字。对于这样的认可，在侯宝林看来也有些惊喜：“一个相声艺人登上讲台当了教授，这是破天荒的事。我觉得惶惑，也觉得高兴。”毕竟在数十年前，“说相声”还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行当，而在他之后，相声却成为风靡中国的一门语言艺术。
侯宝林只念过半本《六言杂字》、上过三个月小学贫民班，却有着数十年的相声演出经验。几十年来，即使是成名之后他也始终生活在群众之中。他接待山南海北的来访者，帮助同行克服艺术、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跑到学校、机关去给青年们作报告，为青年人的自学奔走呼吁。晚年时分，已是艺术大师的侯宝林为他的住所起名“一户侯庐”，有人说这“一户侯”是仿唐朝大诗人李白“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意而用之，不过侯宝林幽默地解释：“没那么深沉，其就指的是—这个院里就住着我一家姓侯的。”
撂地而生的侯派曲艺
1922年，在从天津开往北京的一列慢吞吞的火车上有这么一个孩子：他穿着蓝布大褂儿、小坎肩儿，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在一个成年男子的怀中昏昏沉睡。这位成年男子叫张全斌，从17岁起就开始给著名京剧演员程继先管理服装及做一些杂务，俗称“跟包”。他怀里的这个孩子是他的外甥，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打扮有些滑稽的孩子，会成为一代相声宗师。
侯宝林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什刹海畔。地安门内织染局、龙头井32号、羊角胡同、东煤厂胡同、尚勤胡同、藕芽胡同2号、扁担胡同、福寿里19号、南钱串胡同6号旁门，直到1983年，他才搬到复兴门外的木樨地居住，后来又搬到了东四一带。他来自天津，又长在北京，加之过去有“京油子，卫嘴子”一说，意思是北京人懂得人情世故，天津人能说会道，因此难怪会有人说，侯宝林天生就占了说相声的“便宜”。
不过，与天赋相比，勤奋显然更加重要。侯宝林从一懂事就饱尝了艰辛，幼时的他拣过煤核儿（把煤做成煤球的形状用来烧火 剩下的残渣中有时会有一块一块没有烧尽的煤，这个就叫做煤核儿），卖过冰核儿（冰核儿亦作“冰胡儿”。供暑天食用的洁净小冰块）和报纸；十多岁时拜师学京剧，两年的时间里学了二三十出戏，学戏3个月就开始在北京天桥“撂地”演出；后来他又拜师学演相声，在天桥、鼓楼、西单商场等地“撂地”表演，甚至一度离开相声界去演话剧；他闯过“关东”，待过天津，最终又回到了北京。丰富的生活经历不仅大大增加了他的生活阅历，也让他学会细致观察生活中人们的种种举动，以至于在后来的时间里，他把许多生活细节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演变成一段段令人惊艳的相声。相声《卖布头》中有这么一段：“在北京，做小买卖的吆喝最多。比如说卖糖葫芦的，东西南北城还都不一味儿。北城怎么吆喝？'蜜来哎冰糖葫芦哎’；到了西城，就'葫芦儿冰糖的’。南城更省事儿，'葫芦儿’，到了东安市场摆摊的，吆喝'刚蘸得的’，连葫芦俩字都没有啦！”
在人们的印象里，侯宝林的相声主要是传统背景或是根据传统相声和笑话改编的段子。其实，侯宝林既重视传统题材的挖掘和利用，也强调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反映，他长于“翻旧为新”，相声作品常常取材于丰富的民间传统习俗，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根据传统相声或笑话改编而成，如《改行》、《关公战秦琼》、《戏剧杂谈》和《三棒鼓》等等。加上幼年学戏的经历，他的相声中充满了音乐之美，“唱”成为侯宝林相声的一大特点。老舍先生曾在1961年发表题为《健康的笑声》的短文，提到相声的艺术流派中就有以侯宝林为代表的侯派相声艺术，“侯派相声”因此得名。
虽然以姓氏为派别取名，但来到北京之前的侯宝林并不姓侯：“我也不知道我原来姓什么，到这一家来以后姓侯。我们家住在地安门里织染局路北一个门里，里院的一间东房。”那个时候的侯宝林也没有大号，只有个小名叫“小酉儿”，直到他入了相声门，师傅朱阔泉给他起了个“宝”字，名叫“宝麟”，后来由他将“麟”改为了“林”。
“柳活儿”和方言演出侯派特色
传统相声讲究说、学、逗、唱，而候派相声的一大特点就是“唱”。在相声中，这种学唱为主的相声又被称为“柳活儿”。“柳活儿”源于清未相声撂地演出时为招徕观众而演唱的“门柳儿”，主要学唱的是弦子书、莲花落、滑稽二黄等，这些说唱类的语言段子大多结构松散、格调不高，充斥着荤、贫、粗、野的糟粕，因此，也被称为“洋闹儿”。在不少人看来，相声中带一些“洋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学唱主要靠歪唱逗乐儿，理不歪笑不来嘛”。
侯宝林不同意这种说法。在他看来，有些缺乏京剧基本功或嗓音条件不好的相声演员，为了博得廉价的笑料，才用歪唱、出怪相等丑化的办法来哗众取宠，而有条件的相声演员，应当用正经的“学唱”，让观众听到流派纷呈的唱腔神韵，看到优美潇洒的动作，使观众受到京剧美感的感染，这才是相声仿学艺术的真谛。侯宝林嗓音亮，吐字清晰，因此能学唱各种流派的特色，学得形神兼备，即便是学别人的唱腔，也能受到“原型”的赞叹，1940年侯宝林在天津表演《四大须生》时，学唱马派名剧《四进士》里宋士杰唱的“三杯酒下咽喉把大事误了”，不仅得到观众的欢迎，就连在台下坐着听相声的马连良本人也对其赞许地说“了不起”。另一位相声界的前辈马三立看了侯宝林的演出后说:“他学什么都惟妙惟肖，每唱一番，都有满堂好，形成了个人风格。为了不糟践艺术，没有加工的'柳活儿’我以后不使了。”
相声大师侯宝林（左）、刘宝瑞（中）、马季（右）同台演出
这点对于许多相声演员来说，都是无法做到的事情。侯宝林的唱功出色，跟他的经历密不可分。1929年，不到12岁的侯宝林就拜阎泽甫（另一说“颜泽甫”）为师学京戏，每天到天坛溜嗓子，练“云手”、“起霸”等京剧表演程式，先是在天桥，后来因种种原因又转至鼓楼一带演出。侯宝林回忆：“在鼓楼市场这地方，我唱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我跟人家搭班唱戏，比我在老师家学的戏要多得多。我学了几十出戏，所有我们那场子唱的戏，几乎没有我不会唱的，而且生、旦、净、末、丑都会。唱《辕门斩子》，我一个人唱两个角色，一会儿在这边，是杨六郎；一会儿跑到那边，就唱老旦。比方说《牧虎关》这出折子戏，我从高来、杨八姐、鞑婆、老旦、小生，一直唱到高旺，没有一个我不会的。我唱青衣差一些，因为我的嗓子不行。我是在20岁以后才会唱青衣、小生的。”1982年，侯宝林在《平地茶园》一文中，曾提到他学唱越剧的艰辛，他说：“北方相声演员学越剧，我是第一个。开始绍兴话听不懂，很难学，但无论怎么困难，我也想办法学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语实行规范化，北京话成为标准语音，相声也就成了推广普通话的一种有力工具。出生在北京的侯宝林，很早就跟着相声艺人常宝臣等学习了相声，经过刻苦学习，练就了善于模仿的能力，他以独有的对语言特质的敏感，加之深谙北京语音和词汇，形成了他相声语言中独特的地域风格。侯宝林的一批改编和创作的相声作品，如《戏剧与方言》、《普通话与方言》、《戏剧杂谈》等，都是从语音入手，以方音与正音所形成的种种误会、巧合、谐音曲解等制造笑料。在相声《戏剧与方言》中，侯宝林通过地道的北京话、精炼的山东话、上海话、河南话来分别表现兄弟二人在夜晚的对话，对话中地道的北京土话共用300多字；精炼的北京话4句，每句4字，共16个字；山东话用4句，每句3字，共12个字；上海话用4句，每句2字，共8字；河南话用4句，每句1字，共4字，通过形象的对比让人们了解到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语言艺术。单从其相声语言艺术来看，侯宝林的功力并不比一般的语言学家逊色，而说唱结合、雅俗共赏、博取约出、言谐意深，段子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灵魂，正是典型的“侯派相声”。
文明相声的一代宗师
在侯宝林之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相声都是口头创作，随意性很大，只图逗笑观众，不问艺术追求，即便是有“柳活儿”也难登大雅之堂。侯宝林非常清楚，过去的相声是“撂地”的玩艺儿，如果要把一种“玩艺儿”变成一门艺术，必须清除原有的糟粕，提高艺术品位。因此，侯宝林一方面注重相声“翻旧为新”，另一方面自觉追求通俗艺术的品位，力求清新雅致的艺术风格，用民间的语言讲民间的故事和民间的感受。1949年之后，侯宝林更以净化、美化相声为己任，以至于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说：“侯宝林说的是文明相声，教授们也可以欣赏。”
然而在那个时候，依然不断有人在北京市的戏曲界讲习班和报纸上批评相声“低级”和“庸俗”。侯宝林虽然一直致力于“净化”相声，但对于整个业界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侯宝林回忆：“哪个节目能演，哪个节目不能演，要有人领导大伙儿来评定，大伙儿真正发挥'臭皮匠’和'诸葛亮’的作用，把旧节目改好，去掉旧相声中不健康的东西，使相声事业发展起来。于是，我们决定建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1950年1月19日，由孙玉奎、罗荣寿、刘德智和侯宝林等11人为发起人的“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正式建立，这是一个群众组织，经济上独立自主，后来招收了一些学员，年轻力壮的相声演员演出挣钱来维持，然后聘请著名的相声老艺人如汤金澄和于俊波等人来教相声。
1949年底到1950年初，侯宝林配合时事写了两段相声《婚姻与迷信》和《一贯道》，但他的文化基础毕竟太过薄弱，要写出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事物、新变化等内容的相声实在有些困难。1949年底，当得知著名的文学大师老舍先生归国并下榻北京饭店之后，侯宝林和刘德智、孙玉奎、罗荣寿等几个相声演员到北京饭店去拜访老舍先生。当他们向老舍先生提出要求后，老舍先生慨然允诺：“相声是一种群众欢迎的艺术形式，不管我写得好不好，如果大家欢迎的话，我愿意帮忙。”这样，老舍先生给侯宝林等人建立的相声改进小组连续写了二十多段相声，并对《文章会》、《菜单子》、《绕口令》和《地理图》等段子进行了改写。1951年初，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一周年的时候，老舍先生在侯宝林等人主编的《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特刊》上写了一篇短文：“一年来，北京的相声艺人努力学习了新思想，并且以学习所得，运用在改进相声上，这是件值得表扬的事。……我希望他们积极努力，编出更多更好的段子来，除了他们自己演用，也给北京以外的艺人一些参考启示。”
侯宝林相声作品《夜行记·改行》黑胶唱片
1955年，侯宝林参加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几十年里，为电台、电视台录制相声200余段。他的相声制品行销海内外，荣获了中国唱片总公司的“金唱片奖”，他创作表演的《关公战秦琼》、《改行》、《婚姻与迷信》、《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卖布头》、《醉酒》和《夜行记》等200多个相声段子，使人听来既有捧腹之乐，又回味无穷。1979年退出表演舞台后，侯宝林专事曲艺理论研究，出版了《侯宝林谈相声》、《曲艺概论》、《相声溯源》和《相声艺术论集》等多部专著，并被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聘为兼职教授，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如今，侯宝林已是公认的相声艺术大师，他的弟子侯耀文、师胜杰、马季等人，同样也成为中国相声界的大师级人物。
《曲艺概论》
《相声溯源》
何为一代宗师？不仅是他的艺术成就方面达到高度，更因为他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具有突出的贡献。侯宝林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让相声从难登大雅之堂的段子变成了既文明又富有教育意义的语言艺术，他对相声艺术俗中见雅的追求，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通俗文化发展的方向。对此，许嘉璐为“侯宝林生平与艺术成就展”所作的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何谓大师？那是这样一种人：凭着勤奋和聪慧，把某一行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他自己的成就正是这个领域的标志。”
侯宝林是一个主张要“凭本事吃饭”的人，即使过去在相声艺人被视为“下九流”的境遇中，他也不自轻自贱，一方面立志做人，一方面下决心要让相声艺术登入艺术殿堂，同时以服务大众为己任。侯宝林临终时曾留下一封信: “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得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现在我难以了却这个心愿了。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侯宝林献给人民更多的欢乐。我一生都是把欢笑带给观众，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永别观众，我也会带着微笑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