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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周恩来、朱德找到粟裕，当面传达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要他到总部担任副总参谋长主管作战时，他推荐了陈赓，认为陈赓比自己更合适，但他未能如愿。 周恩来说：“主席和我们研究决定，要你到总参来工作。这个事我们酝酿了好久，大家认为还是你最合适。” 进入总参谋部不久，粟裕考虑要办一所高水平的军事工程学院，于是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批准后，粟裕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选一个合适的校长。 颇费踌躇之下，他又一次想到了陈赓，认为陈赓毕业于黄埔军校，战争年代又当过“红浦”——红军学校的校长，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这时候，陈赓还在朝鲜战场就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3兵团司令员、政委，但交战的中美双方正在断断续续和谈，前线已无大的战事，粟裕便向毛泽东、周恩来提议调他回国，马上获得了批准。陈赓随即马不停蹄，一脸征尘赶回国内，成为军事工程学院第一任院长。他没有辜负老战友的期望，尽管白手起家，也很快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初具规模。 钱学森后来赞叹说：“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性的军事技术学院，在世界上也是奇迹。” 1954年10月粟裕担任总参谋长后，陈赓以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之职兼任副总参谋长，多数时间在总参谋部工作，两人开始正儿八经一个锅里吃饭。 粟裕欣赏陈赓打仗的能耐，也念念不忘几年前自己的推荐，总参谋部分工的时候，他便让陈赓接管了自己过去的职责：分管作战。因故不在总参时，粟裕还经常指定陈赓代理总参谋长职责，替他主持总参谋部。外出后，一旦想到一些重要事情，他都放心地远托陈赓办理。 1956年2月，正在广州休养的粟裕获悉抽调30万部队参加国防工程的计划尚未落实，当即致电代理他职务的陈赓，再次建议采取这一项重大措施。 第二天，他又亲笔给陈赓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写信，信中最后说：“我仍再三建议，今年必须以30万人左右（或者20几万人）参加工程建筑，以便争取时间，加强国防，而防万一。”他特派秘书专程将信送往北京。陈赓马上将粟裕的建议转报中央军委，军委办公厅不久便将粟裕的信印发给了中央军委几位主要负责人。 朝夕相处之间，他们的感情更加融洽起来，两人之间无话不谈，相得益彰，成为合作共事的典范。 同为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他后来回忆说，很怀念和赞赏粟裕良好的领导方法，以及他对同志的真诚的友谊。 他还说：“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 粟裕主动为陈赓承担过责任。 一次，他要求总参作战部出面宴请苏联专家、作战部顾问鲍尔铭少将等人，由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等人陪同去全聚德吃饭。这时，许世友实际主管的华东军区要给一个师进行嘉奖，新华社准备发表这条消息，打电话给作战部，要求审查这篇新闻报道。因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等人正在全聚德，接电话的值班人员将电话传到了这里。王尚荣不便这时处理公务，要求他转告新华社，可以将新闻稿送给陈赓副总参谋长审阅。 新华社将稿件送到时，身体正有病的陈赓已躺下休息。他被叫醒后，听送稿者说稿件是经过作战部同意后才送来的，以为作战部看过了，便说“既然作战部看了，就可以了”。于是，新华社第二天发布了这则新闻。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少奇看到后，立即给粟裕打电话，严肃地说：中央军委已经有过决定，对师级（含）以上单位的表扬，只有军委才有这种权力，大军区级无权批准。他要求粟裕查询此事。 粟裕调查后才知事情原委。王尚荣等人表示承担这件事的责任，陈赓马上说是他同意的，责任应由他承担。粟裕则慨然说，他是总参谋长，应由他承担责任。刘少奇获悉后说：“你们这种精神很好，今后注意就行了。” 1961年2月，陈赓与粟裕一同在上海疗养。两人常聚在一块上下古今闲谈，共度病中时光。一个月后，陈赓在撰写《作战经验总结》一书时，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不幸撒手人寰。 箴言在耳，斯人已逝。不久前还谈笑风生，英气逼人的至交，转眼已是阴阳两隔，从此“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粟裕自然悲痛万分。他不顾羸弱的病体，踉踉跄跄赶往医院，见了陈赓最后一面。 在陈赓火化之后，他还坚持与李克农、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等人一起，到机场给运往北京的陈赓骨灰送行。一直到飞机消失在茫茫的云端，他仍久久不肯离去。 23年后，粟裕也到了天国。或许，他们又可以青梅煮酒，促膝长谈了。 参考资料：《陈赓与粟裕的莫逆之交》——张雄文 图为陈赓、粟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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