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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剑党  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陆军的中心人物，宇垣阀（准长派）首脑宇垣一成陆军大将 裁军风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结束之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建立了国际联盟（一九二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消灭战争而战，其结果所产生的国际联盟就是力图永久确保世界和平的一个国际机构。 因此，国际联盟准备限制作为战争工具 的各国军备，以消灭国际纠纷的因素。限制军备问题成了战后国际联盟面临的最大问题。旧敌的德国差不多被禁止存在作战力量，所以当时一般舆论认为要想维护和平，战胜国自身也必须平衡地限制军备。 为处理东亚及太平洋问题而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也根据上述的观点达成了协议，规定美、英、日三大海军国的主力舰比例为五：五：三，同时限制西太平洋方面的防务，订立了海军条约（一九二二年）。空军在当时尚未具有显著的意义。海军唯一的攻击力是主力舰，所以限制主力舰就是限制海军军力。在这个武力背景下，决定了政治问题，终于订立了太平洋四国公约与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及其决议；同时取消了英日同盟，并且以善意来对待中国方面的要求。 为了要消灭战争，在巴黎签订了禁止以战争作为实现政策的工具的条约（一九二八年八月）。这就是凯洛公约，又称之为非战公约。这都是基于尊重现存条约的观点，企图维持国际关系的现状。华盛顿会议之后，国际联盟更进而开始解决包括陆军的军备限制问题。战后欧洲国际问题的焦点，也还是限制军备问题。法国担心德国的复兴，因此站在相当困难的立场上，致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蒙受了无可挽救的打击。一个国家为自卫而保有必需的防卫力，这无论在国内或国际观点上，都应看作必要的，但是在当时企图过分地限制军备已成为一种当然的趋势。而这种限制军备潮流，不幸地多少又被不切实际的世界和平运动所煽动。当时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沉浸于和平与安逸的气氛中。 当然应该承认限制军备的观点是对的。拥有超过必要的军备，从政策上看不但是愚笨的，而且是危险的。在日本，随着海军军备的限制，陆军也在继田中大将之后的山梨及宇垣陆相的主持下，依据政党内阁的期望，陆续限制陆军军备。由于轻浮俗论的流行，限制军备的气氛立即引起了一般轻视军人的倾向。在另一方面，一般不愿意限制军备的军人，对先辈也发生了感情上的激变，其结果对政党产生了极坏的恶感。  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 财阀的跋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因英日同盟之谊参战，日本军攻占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胶州湾，对欧洲方面向地中海派遣有力的驱逐舰队，以防卫印度洋的运输线，同时日本增加生产力，给同盟国以经济援助。但是，这种经济援助促使了日本的商业势力向海外扩张，也意味着日本对外贸易的急速扩张。当时日本只知有自由贸易而不知统制经济的意义，将刚刚发展的轻工业产品无限制地输出到世界市场上，因此种下了战后抵制日货的种子。总之，因这种战争繁荣而致富的，不只是明治以来的政治商人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而且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的大小商人也迅速地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因此，战后的日本，出现了暴发户泛滥的时代。战时获得的财富虽有一半因后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与东京大地震而失掉，但大多数的大小新旧财阀仍能保持其繁荣并施展着新兴资本家旁若无人的骄横态度。这种暴发户的风潮，打着自由主义的幌子，给社会带来了难以名状的坏影响，国民道德低落，风俗糜烂，极端的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到处横行，因此金权势力理所当然地立即左右了政治。  大正、昭和两朝重臣，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次子牧野伸显伯爵 派阀政治 明治时代的藩阀政治经过民主政体的逐渐改革，到了大正以后演变成政党政治。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潮已很明显，但是日本社会的机构大多数仍未能挣脱旧的桎梏。在明治维新时代，封建制度托庇于贵族的特权而保留下来，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脱离不了派阀的或者感情用事的习惯，而不能依照意志合理地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民主政体取得胜利，世界各地都在讴歌民主政体。而日本只吸收了民主政体的糟粕，当时得势的政党政治，只是追逐社会生活潮流并走到不自觉不负责的路上去了。应该作为国民代表的政党只是斤斤计较党的利益，经常把国家的利益摆在次要位置上。更有不仅为了政治资助而向新旧财阀低头，而且利用这些资金来培养政治家的个人势力。经济界的繁荣并不是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结果，而是和当时政权相勾结的财阀势力扩张的结果。大小财阀靠着国家与国民的协力而发达起来，又和政党勾结操纵了金融，致使巨大的财富很少使用于一般公共事业上，而是大部分耗费在私生活方面，或用在博取政治上、社会上的声望以及扩展自己的势力方面。遍及全国的拜金风潮，终于波及到政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贫富的悬殊更恶化了思想问题，农村处于极度的贫困。至此，滥用财富的弊病急速地表现出来。政友、民政两个日本大政党不但不能担负民主政体的领导责任，反而由于它们与金权势力的关系，终于变成了政治腐败颓废的主要原因。 日本人的自大心理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在西太平洋俨然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在世界和平中处于重要地位，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就是从对日本国家的将来发展、日本人自身的进步方面考虑，也不该忘记明治以来辛辛苦苦的努力，而是更应充分认识本身的地位与责任的重大。只有常常反省和继续努力，才能完成这繁重的任务。然而，日本的国家与国民听任拜金潮流泛滥，徒有其表而无内容与实力。日本地位的跃进只能靠日本国家与个人谦虚的态度与努力，才能有大的成就的——这个极容易明白的道理也完全忘记了。这是袭入了一股非日本化的、过分追求物质文明的浊流，只顾眼前的利益，缺乏正确认识个人及国家的久安与理想所致的。这就是昭和动乱的原因，也是在运动乱中所看到的不幸现象。  对军人的蔑视 军阀作为日本藩阀势力的延续在日本政治上社会上已经构成了传统的一大势力。随着自由民主风气的盛行，政党想打倒军阀，而军阀也起而对抗并防止其势力的衰退。战后轻视军人的风气立即在军部以外的人们中蔓延。政党长期受军部横暴欺压，想乘机削减占国民负担大部分的军事费，借以推倒军部的势力，其首领们也会在议会上公然诽谤军部。一般国民起来剥夺军人的特权，这是过去不敢做的事。他们这样蔑视军人，自以为就可以呼吸到自由阔达的空气了。多年来阀族军人蛮横所激起的狭隘复仇心也在起作用。这是由封建时代经过藩阀刚踏进资本主义时代，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国民情感的暴露，也是政治及政治势力脱离一般国民及舆论的现象。军部自认为是特权阶级，立志继承藩阀势力，而政党也无视国民的委托，埋头于扩张私人势力与利益。两者都沿袭藩阀时代的作风，缺乏自己是国家及国民的一部分的共同观点，更缺乏自己负责处事的责任感。 军人到处受到轻视与侮辱，军人乘电车也被认为是不应该的。例如，当着军人乘客的面前，起劲地谈着“军人为什么要坐电车”。军人的长剑也被乘客认作讨厌的东西。而军部反对这种轻视军人的风气的做法，也相当恶劣。军队中不论任何阶级，大部分是农村的子弟。农村是形成军队的背景。农村因城市的繁荣与腐败而疲惫衰落，从而危及军阀的基础，于是军人提出对此不能熟视无睹。  军人的愤慨 军队直属于天皇，一旦有紧急情况，军人有以死卫国的责任与义务。军人是维护国家的，而且认为是发展国家的力量。而这种纯粹忠心构成建国基础的军人被人轻蔑的空气，是由于政党的专横与金权势力的跋扈而产生的。他们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社会堕落的直接原因。这种风潮的流行，领导日本的上层人士是有责任的。因此，逐渐在狭隘的军人中充满了一种反动的思想：必须铲除这种腐败分子才能医治国家的疾病，诛戮国贼为什么要踌躇呢？在参谋本部，陆军省以及地方军队中，有不少的上级及中坚将校也鼓吹这种思想，士官学校的学生与青年将校都兴奋起来了。 血气方刚的青年将校认为，古时大化新政就是由中大兄皇子天剑一挥，在殿中诛杀了苏我人鹿而得到实现的。为实现昭和新政，使用非常手段为什么要踌躇呢？这才是忠君爱国的至诚，杀身救国的时机。因此他们之间相互以诛戮国贼、革新国政为目的，纠合同志，从东京向全国各地军队发出檄文。各师团与镇守府的青年将校以血书来参加盟约，宣誓挺身为国家革新献出自己的生命。青年将校这种以直接行动为目的组织的秘密结社，自称为天剑党。 昭和时代的革新思想，还本着复古主义，依照一千三百年前的历史时期的习俗，以暗杀作为手段，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青年将校 天剑党中的青年将校，都是年青的尉官、见习官以及士官学校的学生，也都是具有单纯救国精神的青年。同时把所有精通军务的年青的优秀将校也吸收进来。他们既然有舍身的觉悟，许多人连对于结婚成家的日本传统也置之不顾。他们的主张和决心是：“日本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要断然革新把它挽救出来，为此我们先要牺牲自己。” 军队首脑部虽对这种趋势表示忧虑，但只是阻止他们进一步的行动，而再没有积极的措施。不但如此，军部当局反而善意地或恶意地利用以青年将校为中心的军队内部的形势，作为帮助军部跋扈的推动力。 这些青年将校的目的始终是以直接行动铲除国家的病根，是单纯的破坏活动，而他们作为革新的急先锋则打开了革新的道路，至于破坏后的建设，他们没有什么计划方案，也没有那种力量。建设方案只有等待外部提供。他们准备委托他们信赖的前辈来实行建设事业。事实上军部中的中坚将校是利用了这种形势，制订军部独特的计划而付之实现的。 当然，军部以外的各行业的右翼或左翼团体以及浪人，也对这些青年将校或支持或操纵，进而予以煽动。  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创立者北一辉 北一辉 对天剑党的活动提供思想基础最有力的人是北一辉。他生来就是革新者，也是阴险计划的实行家。他年青时曾漫游中国，投身中国的革命运动，从他的《中国革命外史》及其它著作中，可以了解他当时的情况。 北一辉在中国最有密切关系的人物是国民党的左翼革命家宋教仁。直到来被袁世凯暗杀为止，他们两人一直共同活动。因此，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革新计划站在怎样的基础上，是可以设想到的。他的最终目的虽然不清楚，但可以知道他的计划是完全混合了左右思想而编造出来的。 北一辉写的关于国家改造的著作，无疑地已成了天剑党的青年将校及军部革新计划者的教科书。他的客厅成了对这些人灌输革新思想的课堂，他对青年将校的控制，在后来发生的“二·二六”叛乱事变（一九三六年）中表现得最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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