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胜败左右战局走向！中国军事要塞是怎么来的

文 ｜ 张文静

读过金庸小说《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的人，肯定对襄阳这座城不陌生。小说里，郭靖、黄蓉夫妇在襄阳抵抗蒙古军队数十年，于城破之际双双殉难，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悲壮传奇。

其实，对襄阳的军事争夺不仅存在于文学想象中，也发生在真实的历史中。

公元1273年，在困守襄阳六年后，南宋守将吕文焕被迫投降蒙古军队。此后，蒙军势如破竹，南宋再无回天之力。

这场战争中，攻守双方为何都对襄阳如此看重？襄阳一城的胜败为何能左右整个战局的走向？在中国古代，还有哪些与襄阳类似的兵家必争之地？对这些问题，《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一书作了详细的解答。

郭靖黄蓉守襄阳的历史原型 

公元1267年，正当忽必烈意图攻宋时，南宋降将刘整给他出了个主意——以重兵进攻位于鄂西的襄阳，在中路取得突破，如此既能西应巴蜀，又可顺流东下，直取临安。忽必烈采纳了刘整的计策，将襄阳作为攻宋的重点。

为夺取襄阳，忽必烈放弃了过去游牧民族抄掠袭击而不久驻的传统，而是采用了长期围困、持久作战的方针，修筑围墙、城堡壁垒和各种路障，阻断襄阳与后方的水陆交通线，同时大造战船、操练水军，多次向襄阳地区增调援军，聚重兵于此。南宋军事重镇襄阳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虽然蒙古军大兵压境，但易守难攻的襄阳却没有轻易被敌军攻破。《元史》记载：“然城中粮储多，围之五年，终不下。”

直到1273年，在蒙古军的重炮之下，襄阳主将吕文焕见势穷援绝，被迫出降，经历数载的襄阳保卫战至此宣告结束。

蒙古灭宋战争中围攻襄阳的战役，前后历时六年，蒙古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才攻陷了这个枢纽要地。此后，蒙古军“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元史》），于1276年进入临安，俘宋恭帝，结束了南宋的偏安局面。

在《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宋杰看来，襄阳对于江南政权的屏蔽作用，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襄阳为何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宋杰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原因。

从地理因素上看，襄阳自春秋时期以来就是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几条陆路、水路在此交会，使其成为沟通南北、承东启西的重要枢纽，因而在军事上具有极高的地理价值。

此外，襄阳周围的地形和水文条件也有利于军事上的防御。襄阳城北邻汉水，与樊城（后与襄阳合并）隔江相对，江流湍急，难以泅渡。

民族学家徐益棠曾说：“襄阳群山四绕，一水纵贯。”鄂西北地区多为低山丘陵，襄阳城面向汉水、背依岘山，周围东有桐柏山、东南有大洪山、西北为武当山余脉、西南则为险峻的荆山山脉，构成了四边的屏障，便于设防而不利于车骑与大军的行动。

正因如此，历史上守襄阳者多次借城池山水之固，挫败来犯的强敌。

襄阳在历史上长期被作为军事枢纽，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当地的自然环境相当优越，利于垦殖，能为前线的屯军提供充足的粮饷。

这些因素都使襄阳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备受兵家瞩目，成为南北对抗双方激烈争夺的热点地区。

最有代表性的地理枢纽

在宋杰看来，襄阳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地理枢纽之一，与之类似的还有函谷关、洛阳等。

“函谷关在战国、秦朝和西汉数百年内都是重要的关塞，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关’。'关西’'关东’的地理划分概念从战国一直延续到唐代，经历的时间非常久远。

洛阳则位居'天下之中’，即处于东亚大陆的地理中心位置，南来北往、四通八达，可以说是宋元以前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宋杰说。

中国古代战争中的地理枢纽地区数量众多，宋杰自觉时间、精力有限，其研究无法穷尽，于是他从每个朝代选择了一两处级别最高，即对当时战争影响最大的枢纽地区进行分析，如襄阳、函谷关、洛阳等。

在选择这些地区时，宋杰主要考虑的是国君和军事统帅对这些枢纽地区的重视程度、战时双方的激烈争夺情况、其得失对战争的发展趋势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等因素。

书中呈现的这些地理枢纽，都对当时的战争成败产生了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成为战争中的地理枢纽又改变了这些地区的发展格局。

宋杰介绍说，某些地区一旦成为地理枢纽，受到古代政权的重视，往往会给当地城市、乡村的发展带来浓重的军事化色彩。国家除了修筑城垒营寨等防御工事外，还会出于备战需要，采取若干妨碍民生的措施。

比如，将城乡居民内迁，为了在战时减少粮食消费，会把原来居住在边境枢纽区域的百姓迁到内陆，有时甚至会把当地的城市逐渐变为纯粹的军事要塞。

这类措施要数曹操做得最为彻底，赤壁之战中他先后把江淮、江汉及汉中、武都等地大量居民内迁，造成了绵延数千里的隔离地带，只留下军队和若干要塞。

枢纽区域内的生产活动也有军事化的倾向，例如蜀汉在汉中的屯田，曹魏、孙吴在江淮间的屯田等。

从“时间”视角看地理枢纽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一书洋洋60万字，凝聚了宋杰几十年的研究成果。

宋杰对该领域的兴趣起始于读书时代。几十年前，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时，就听过历史学家宁可讲授的《中国历史的地理环境》一课。老师纵论古今形势的演进，屡出妙语灼见，令宋杰印象深刻。

宁可曾推荐宋杰阅读英国学者麦金德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认为可以结合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对立和南北对峙局面来研究军事枢纽问题。

宋杰由此得到启发，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拟为《先秦战略地理研究》，奠定了他研究这个领域的决心。

在查阅过众多史料与前人的研究文献后，宋杰发现，以往的研究对地理枢纽的“空间”情况关注较多，而对其“时间”概念，即各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对枢纽地区的战略价值造成了何种影响重视不够。

在宋杰看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过程里，随着生产、科学及军事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政治重心地区的转移，各个枢纽地区的作用、影响也会发生变化。

不同的朝代往往有不同的兵家要地，他认为，可以从“时间”出发，探索中国古代军事枢纽的分布和变化，并剖析其社会背景和转移的原因。这成为本书的写作宗旨。

在书中，宋杰从夏商时代讲起。他认为，华夏、东夷民族集团的角逐与融合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主流，甘、韦、阑、管所在的今河南郑州地段，位于两大历史民族区的接壤处和交通冲要，曾经频频引起军队统帅的关注。

他的论述止于南宋末年。元朝建立后，由于政治向心性的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和统一国家的巩固，中国大地再未出现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那样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

另外，元末以来火药、火器在军事上得到普遍应用，采取火药爆破和火炮轰城的攻垒战术相当有效，使城堡的防御作用大大降低。

因此，蒙古和南宋的襄阳之战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较弱一方凭借几座城垒和险要地势长期抗拒强敌并最终获得成功的案例。

当然，冷兵器时代结束后，地理枢纽仍会对战争产生重要的影响。宋杰介绍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交通运输方面。

“占领这些区域，可以利用那里的水陆干线向各个方向投放军队和装备、给养；轰炸、破坏对方枢纽区域的交通设施，则会使敌人的军事运输瘫痪，给前线部队的后勤补给造成严重困难。”宋杰说。

不过，他补充道，地理枢纽的作用只有在地面战争中才能得到发挥，而现代战争和以前不同，是立体化的战争，尤其是空中力量的作用非常强大，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甚至单凭空军的轰炸就能消灭敌人的大部分武装力量，破坏其基本的民生设施，从而决定战争胜负，迫使敌人投降。

“像上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战争，胜利的一方没有踏上敌国领土，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地理枢纽的作用就变得微乎其微，乃至无足轻重了。”宋杰说道。

编辑 | 李芸

排版 | 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