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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武经 曾湘荣 永兴有名的坦甚多。在便江镇湘洲村侍郎组北岸有著名的侍郎坦，这里遗存着数方珍贵石刻，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侍郎坦摩崖石刻群位于便江镇湘洲村侍郎组北岸，距永兴县城10多公里。 侍郎坦，古称侍郎窾，因韩愈经此并留手迹而得名。光绪《永兴县志》载：侍郎窾“在县东（应为东南，志载有误）三十里，唐韩愈谪阳山令，泊舟于此故名。岩上镌有'昌黎经此’四大字……”。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因其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故后人称之为“韩昌黎”。韩愈力倡儒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任，开宋明理学之先声。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先后任刑部侍郎和吏部侍郎，永兴人因此将他经过并留下手迹的这个地方命名为“侍郎坦”。 侍郎坦在碧塘乡（现为便江镇）湘洲村便江的右岸，为上覆下空的丹霞岩坦。坦高约10米，宽近30米，进深约8米，左窄右宽。窄处为石廊，长约10米，最宽处约3米，最窄处仅能容一人通过，是石刻集中处。右边宽处向便江倾斜并与河水相接，相接处现在修有台阶进坦。坦下一片竹林，四周竹林杂木丛生，环境清幽。  永兴侍郎坦 侍郎坦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第一，它下面的便江为重要的水上通道。古代，特别是唐代以前，从中原往返岭南的客人大都走这一水道。第二，它南去不远就是湘南重镇郴州，它与郴州有着难解的地缘关系。正因为如此，这里的石刻大都是从郴州来的官员留下的。 侍郎坦发现有16方石刻，韩愈手书“昌黎经此”的石刻二方，一方阳刻，一方阴刻。南北朝梁武帝时的石刻一方。唐代石刻除韩愈的以外还有9方。清代石刻4方。这16方石刻价值极高。为什么？因为这是在我省首次发现南北朝时期的摩崖石刻；首次发现唐代石刻群；首次发现韩愈的手迹。同时，还发现了清代著名书画家程恩泽的手迹。 一、关于南北朝时期的石刻 该石刻在石刻群的中右方，是梁朝梁武帝中大通七年的石刻，因年代久远，字迹大都剥落，可认得出来的字有32个； “……将军桂阳……刘乹……孱见于……便出守频……基序……实有心……在斯……于此……并……六……咸……中大通七年……二月”。就在这方石刻的左上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石刻佛像残迹。尽管这个佛像在清道光七年刻石时被磨去了，但残迹完全可以辨认，而且可以看得出，这石刻佛像与中大通七年的石刻文字是一个整体。无独有偶，就在清道光七年石刻的左边，发现了一方石刻佛像，佛像右下方有一排小字：“刘乹祚造佛”。这一重大发现正好对应了被清道光七年磨去的石刻佛像及中大通七年刻石文字中出现的刘乹[祚]（祚字现已不存，可能清道光七年时还有）。也就是说，清道光七年刻石者磨去中大通七年的佛像后，觉得不妥，又重新在左边补刻佛像，但仍然用“刘乹祚造佛”。  侍郎坦南北朝石刻 至此，我们就可以基本明确南北朝石刻的情况：第一，这是南北朝梁武帝中大通七年的石刻；第二，刘乹祚在石壁上刻了佛像；第三，石刻佛像右下方的文字是有关刘乹祚造佛的说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崇佛、信佛的皇帝之一，该石刻的出现正好是当时社会崇佛、信佛的一个佐证。 湖湘文库丛书中由刘刚主编的《湖湘碑刻》中说：“中大通七年（535）属于南北朝时的梁武帝时期，这是在湖南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南北朝时期摩崖石刻第一例。” 二、关于唐代石刻群 唐代的石刻除了韩愈的手迹石刻外，还有9方，分别为： 1、有关李吉甫和李德裕的石刻。文字如下：“清河路□体仁朝议大夫，前守郴州刺史李吉甫，贞元十九年，岁次癸未，禾拾月戊寅朔贰拾四日辛丑，蒙恩除替，归赴（京）阙。长男绅、次男□（李德裕）缄从行，乡贡进士罗造□”  有关李吉甫和李德裕的石刻 2、有关梁褒先的石刻文。文字如下：“朝散大夫，持节郴州谐军事守郴州刺史，赐绯□□梁褒先，因行春经此石室，续勒于□元和贰年五月十日□记”。  有关梁褒先的石刻文 3、有关杨景復的石刻文。文字如下：“前监察御史杨景復、陕州参军杨必復、长沙县尉杨□右，率府□□杨师復，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待从□城曹约书安政兴镌”。  有关杨景復的石刻 4、关于安政恒的石刻文。文字如下：“安政恒元和十三年二月六日至此，阻水五日，故记”。  关于安政恒的石刻文 5、关于韩泰等的石刻文。文字如下：“朝散大夫、守睦州刺史韩泰子婿、乡贡进士裴殳、男师仁、男懿文，右泰，长庆元年三月，自漳州刺史授郴州。四年六月，转睦州，八月九日沿流之任，处士严行立同行，黄万书，安政兴镌”。  关于韩泰等的石刻文 6、关于宋祝的石刻文。文字如下：“前太常博士宋祝，大唐光化四年五月十一日经此”。  关于宋祝的石刻文 7、关于杨於陵的石刻文。文字如下：“於陵已纪题于北岩，不□□血正月，金丹亦同至此岩。衡山大德、诚盈续来攀登”。  关于杨於陵的石刻文 8、关于柳宗元的石刻文。文字如下：“河东柳从过”。  关于柳宗元的石刻文 9、关于曹□的石刻文。文字如下：“曹□从过”。  “曹□从过”的石刻文 唐代最早的石刻是贞元十九年（803）的，记述李吉甫携两个儿子（含李德裕）等人游览侍郎坦的情况。李吉甫，是唐朝的重要大臣，曾任郴州刺史，两度任宰相。他最大的贡献是著有《元和郡县志》，该著作在我国史学上有着重要地位。李德裕为李吉甫的次子，亦为唐代著名宰相。 第二方石刻是元和二年（807）的，记述郴州刺史梁褒先一行春游侍郎坦的情况。 第三方石刻是元和十二年（817）的，记述杨景復一行游侍郎坦的情况。石刻中记载的杨景復、杨师復，均是唐朝宰相杨於陵的儿子。杨景復曾任监察御史，位终同州刺史；杨师復位终大理卿。在新唐书和旧唐书的杨於陵传中均有杨景復、杨师復两兄弟的记载。 第四方石刻是元和十三年（818）的，记录安政恒在此被阻水五日的情况。 第五方石刻是长庆元年（821）的，记述韩泰一行游览侍郎坦的情况。韩泰曾任户部郎中、睦州刺史、漳州刺史、郴州刺史等职。新唐书、旧唐书有其情况的记述。 第六方石刻是光化四年（901）的，记述太常博士宋祝游览侍郎坦的情况。宋祝的情况，现无法考证。 第七方石刻是唐朝宰相杨於陵的题刻。题刻未刻年月，杨於陵也未刻姓氏。为什么推断这是杨於陵的题刻呢？理由有三：首先，侍郎坦的石刻除南北朝及清代后期的外，均为唐代石刻，从字痕看，这显然是唐代的石刻。其次，据旧唐书记载，杨於陵于元和十一年（816年）贬为“桂阳郡守”（桂阳郡治在郴州），只有他才能率领这么多人前来游览，并留下题刻。另外，前面我们介绍了元和十二年（817）的石刻，那方石刻记录了杨於陵的儿子杨景復等游览侍郎坦的情况，也说明当时杨景復几兄弟随父一道住在郴州。以上三点，可以说明石刻中的於陵就是杨於陵。 杨於陵是唐代的一个著名人物。他17岁中进士，在朝为官30余年，是唐代的高官、重臣。他虽被贬为桂阳郡守，但后来官至宰相。他在新唐书、旧唐书的传记长达1800余字，可见其地位的显赫。 第八方石刻是关于柳宗元的。这方石刻字写得很好，但字体较小，直排五字。“河东柳从过”，就是“柳宗元到此一游”的意思。 “河东柳”就是柳宗元，理由有三：第一，“河东”即指柳宗元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他的著作即称《河东先生集》，更何况此处的“河东柳”把他的姓氏也带进来了。第二，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多次来到郴州，并留下不少诗文。他游郴州万岁山，写有《植灵寿木》诗。他与郴州刺史杨於陵和唱咏答、互赠纸笔、诗文。他登上郴州北楼，思念老朋友李吉甫，留下了“郡楼有遗唱，新和敌南金”“今日登高处，还闻梁甫吟”的诗句。柳宗元还有一篇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的文章《童区寄传》，写郴州牧童区寄智杀人贩，英勇自救的故事。第三，与他同时代并且与他交往甚密的一些人，如韩愈、李吉甫、杨於陵等人都游历过此处，并留下题刻。作为朋辈好友，在此留下题刻亦属合情合理。 湖南省文物交流鉴定中心研究员李智勇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的《湖南永兴侍郎摩崖石刻书法》一文中，将“河东柳从过”与柳宗元在龙城的刻石相比较后说：“此5个行楷字体精练瘦雅，但字体流畅，书写自然。将元和十二年（817）柳宗元在龙城刻石比较，虽也只仅存23个字体，从风格上看应出于一人之手。” 第九方石刻记述曹×游览侍郎坦的情况。因关键的一个字字迹不清，无法考证。 三、关于“昌黎经此”石刻 “昌黎经此”石刻有二方。一方阳刻，一方阴刻。阳刻直竖，阴刻横排；笔迹相同，皆为行书；字径皆大尺五见方，苍劲有力。这到底是不是韩愈的手迹？是谁镌刻在此？为弄清这一问题，先浏览一下清道光七年及清道光八年的两方石刻。 清道光七年的石刻为：“侍郎窾为永邑古迹之一，临江石屋粉书'昌黎经此’四字。体势森严，风骨遒劲，历千百年而未损，此真事属创见。岁丁亥，予宰是邑。公余之暇，间至其地，见其仔树密茂，古洞幽深，昔贤遗迹宛然在目。惜未刻之壁上，能搨摹此宝也。爰命工镌于左。大清道光七年嘉平月，知永兴县聊城王晋庆跋”。 清道光七年的石刻 清道光八年的石刻为：“侍郎窾石屋，有署曰'昌黎经此’无款及年月，波砾崚嶒，非唐法，言宋人所为。白垩书而未刻，历久弥新，亦一奇也。知永兴县事王□晋庆抚刻，面传之壁，使过者式为，且便毡蜡，意良善。大清道光八年夏四月古歙程恩泽跋”。 清道光八年程恩泽跋的石刻 上述两方石刻，实际上都是当时的永兴县令王晋庆所为，具体内容就是介绍阴、阳两方“昌黎经此”石刻的来历。道光七年的石刻是王晋庆自己写的跋，记述了他发现韩愈手迹，并将它“拓摹”，刻于壁上的情况。阴刻“昌黎经此”四字，每字周围刻的方格及每字上方中心刻的中心点，就是当时拓摹刻石时留下的痕迹。 阴刻“昌黎经此” 道光八年，王晋庆可能觉得拓摹刻下手迹固然好，但不如将原迹阳刻下来更好，即永久保留了原迹，也便于后人毡蜡。然而此事比拓摹更为重大，因而特意请当时的著名书法家程恩泽写了道光八年的跋，再将原迹阳刻于壁上，这就是今天看到的阳刻“昌黎经此”的来历。道光八年程恩泽写的跋，大体内容与道光七年王晋庆写的跋差不多，但他怀疑“昌黎经此”四字不是韩愈手迹，称其“非唐法，言宋人所为”。 阳刻“昌黎经此” “昌黎经此”四字是不是韩愈的手迹？我们倒比较同意王晋庆的看法。仔细察看侍郎坦的每一处石刻，观察侍郎坦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察看了有关史料，认为基本可以确认“昌黎经此”四字为韩愈手迹。理由如下： 第一，韩愈多次往返侍郎坦。韩愈少年时随哥嫂赴韶州、中年时贬官到连州阳山当县令、晚年又被贬到潮洲，每次往返都是走水路经过侍郎坦下的便江。特别是贞元二十一年（805），他和同时被贬到临武当县令的张署一起，在郴州待命，滞留达三个月之久，完全有游览、题字的机会。当时的郴州刺史李伯康陪同他们游览郴州的名山胜水，肯定不会忘记郴江口至便江一带的大好风光。更何况就当韩愈在郴州待命之前的前两年，即贞元十九年（803），曾任郴州刺史，后任唐朝宰相的李吉甫就曾游览了侍郎坦，并留下了石刻以作纪念。韩愈酷爱山水，必然到此一游，并题字纪念。 第二，2005年12月28日，湖南省文物局由何强副局长主持在湖南省博物馆召开“昌黎经此”手迹的专家论证会。与会的专家们从书法等角度与广东阳山韩愈的手迹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的手笔极为相似，认可“昌黎经此”为韩愈手迹（会前组织了专家前往广东阳山考察韩愈手迹）。 第三，我们仔细察看了整个侍郎坦，发现唐朝以后的五代十国、宋、元、明及清代早期均没有新的石刻，一块也没有。也就是说，唐以后的千百年来，或因道路阻塞，或为别的原因，几乎没有人再到这里活动。这一点，也是韩愈题石能够保存下来的重要条件。设想一下，要是来的人很多，题刻很多，韩愈的题石是肯定保存不下来的。 第四，侍郎坦称为石屋，上覆下空，形成高10余米，宽20余米，进深约8米，左窄右宽的一条石廊，且周围树木繁茂，很难受到风雨的侵蚀。这是题石得以保存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第五，书写的材料为白垩，即白土。这种材料似土非土，似石非石。用它书写的字迹如果没有外力破坏，它会与岩体结成一体，是可以长久保存的。 第六，我们察看了有关史志，侍郎坦的名称由来已久。明代兵部郎中李永敷咏侍郎坦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昌黎闻说此经过”“坦号侍郎终不朽”。清乾隆时重修的《永兴县志》记载：“侍郎坦在县东三十里”“侍郎坦旧载山川目，今查有韩文公遗笔，不得仅以山川概之”。侍郎坦有两方有关唐代三位著名宰相的石刻，但它不叫“宰相坦”或别的名称，而叫“侍郎坦”，实际上就是因韩愈手书“昌黎经此”四字而得名的。 我们从上述6个方面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分析，认为基本可以肯定“昌黎经此”四字为韩愈手迹。但是，道光八年的跋是清代著名书画家程恩泽写的，他的看法也不可忽视，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四、关于程恩泽的手迹。 道光八年的跋是清代著名书画家程恩泽的手迹，约一米见方，80余字。字迹清晰，每个字都可以认出来，是难得的极为完整的珍品。该手迹为草书，十分潇洒飘逸。 程恩泽（1785—1837），安徽歙县人，字云芬，号春海，是清乾隆进士、侍讲学士程昌期的儿子，出身书香门第。他自己是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道光时官至户部右侍郎。他善书画，工篆法。诗文雄深博雅，于金石、书、画考订尤精。清阮元在《研究全集》中评价他的常识超乎流俗，六艺九流皆好学深思，以知其意。清赵光的《退庵随笔》评价他的书法说：“篆字必须正锋，须用饱笔浓墨为之。近人率用秃笔，或竞剪去笔尖，不可为训。王虚舟篆、隶结构甚佳，惟用剪笔村豪，不足以见腕力。今人中惟赵谦士侍郎、近惟程春海侍郎得其法，而春海笔力尤壮。昔人言篆之善者，就中视之，必有一线浓墨在每画之中，豪无偏倚，此岂剪笔村豪之所能为哉”。程恩泽著有《程侍郎遗集》，《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六有他的传记。程恩泽在侍郎坦留下的手迹，实为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我们在考察时却感到现在的侍郎坦前途堪忧，红色的丹霞岩壁风化、粉尘化十分厉害，科学保护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些游客乱写乱刻，这些都将给侍郎坦造成毁灭性的灾难。侍郎坦虽然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我们更认为这是国宝中的国宝，应尽快制定保护方案报国家文物局，赶紧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据说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已有成功经验）。这里再补充一下，苏仙区神仙寨石佛寺的元代石窟造像面临同样严峻的问题。这些古老而珍贵的历史文物毁了便是彻底消失，再不可生了。 本文选自谢武经、曾湘荣所著《丹霞濒危文化——为郴州申报<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名录>而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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