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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第一塔已经不存了，只剩一丝塔影还时常在浮山僻静的丛林中和清冷的岩石上忽闪忽现，那是曾经放光动地的佛陀声，与山林湖泽同在的呼吸吗？ 它是一座八层舍利塔，曾是浮山的镇山之宝。枞阳县1994版《浮山志》（后文《浮山志》均指此）把它列为“塔志栏”首位。据其介绍，此塔已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倒塌毁弃，里面封存的金塔舍利子已不知去向，只有一些少量物件还保存在枞阳文物管理所。这是十分可惜的，一座灵山，失去了镇山之宝，它的灵魂还有归依吗？贾宝玉丢失了“通灵”，不就成了如醉如痴的癫狂者？ 这座舍利塔留给我们太多神秘了，随着塔影的渐行渐远，许多东西在人们的心中越来越模糊了！例如，这座塔为何人所建？建于何时？封存的宝物有何来历？中间经过了多少曲折？这舍利是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吗？94版《浮山志》除介绍了倒塌后发现的一些宝物外，也说了其中舍利是明末枞阳文士吴绍廉从江西庐山所得。吴绍廉是枞阳哪支吴姓？他从庐山何处得到舍利？是谁的舍利？这部志中还说，浮山舍利塔是明末由邑人麻溪吴应宾和吴道新二人，会同会圣岩和尚尔培主持修建的。真是这样吗？ 一切有待考证！毕竟明末到现在有近四百年的时光，时光会磨洗冲淡一切。许多历史人物，由于个性的原因，或有名或无踪，难免让后人脑补，产生些张冠李戴的幻觉。好在历史总会在后来的某个时刻，不期然崩出某些细节，让人抹嘴一笑！ 笔者就是这样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触摸到了有关浮山舍利塔的塔影。 此塔还有一位真正的主建者呢！他就是枞阳马埠吴氏人吴国琦，有他创作的《浮山建舍利塔后序》（后文简称《后序》）一文为证。这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浮山舍利塔建造的时间、过程，参与的人物及舍利的由来和建塔的意义。下面让我就这篇文章所叙及网上一些可信资料一一为你打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新版《浮山志》编定者应该是严谨的，许多说法应该来自旧浮山志书。正如《志》中说，此塔舍利有二十二颗，来自江西庐山金轮峰下，为浮山文士吴绍廉所得。这与吴国琦文章所说一致，不过吴文说得更为详细。他在文中开头即说：“万历己卯琦叔父自归宗掬舍利塔中沙土，还汰之，得舍利十黍，圉者再汰之，得十二黍。贮以小金，合作银浮屠，高四寸许，供琦休休居居。”吴国琦父辈同胞只有二人，吴国琦父亲，名叫吴绍清，其弟就是吴绍廉。得舍利的时间是万历己卯年，即明神宗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由于带回的是沙土，回家后经过了两次淘洗，共获得二十二颗舍利子。作者在文中还着重提到了最后一次淘洗的“圉人”，是他洗出了十二颗。这是十分详尽而公正的，不能埋没他人的功劳，虽然“圉人”在当时地位低下。“圉人”本意指犯人，这里应该是指喂养牲口之类的仆人。需要指出，吴绍廉带回舍利子时，吴国琦尚未出生，吴国琦是出生于万历癸巳年，即1593年，可以说，从庐山获得舍利到吴国琦二十岁成人，舍利子在吴国琦家已经保存了三十多年。后来，吴家人制成了一只四寸来高的金银合成“浮屠”，即佛塔，贮藏舍利子，供吴国琦闲居礼佛时使用。从此，金舍利塔似乎成了吴国琦专属了。吴国琦从小爱好静处读书，笃信佛学，虽然没有出家，但一有机会就研读佛经不辍。与他深交三十年的同乡友人姚康说：“自其垂髫迄今，无冬夏，兀然一室，手不释古人书。一蒲团，一旧砚，萧萧静对。”吴国琦在《后序》中也描述了一次自己在桐城投子山寺携带舍利金塔闭关静修的情形，当时还有一位来自西域的叫“叭啰摩钵哩”僧人也在，他写到：“琦居数年，名山人座，梵呗缭绕，琦坐舍利香光中，几不知有人间世矣！” 《后序》中“归宗”一词，据网上可靠资料，“归宗”即庐山著名的“归宗寺”。原为王羲之所建别墅，后来王离任江州刺史，便将此别墅赠给一西域僧人为寺，后称归宗寺。归宗寺是庐山第一座寺院，它的第一任住持（当时不叫住持）达摩多罗比后世被尊为禅宗一祖的菩提达摩还早一、二百年。归宗寺背负“金轮峰”，这与《浮山志》说法一致，所以归宗寺是浮山如来舍利子的具体来源。由此看来此舍利是哪位高僧呢？莫非就归宗寺第一位主人？实未可知啊！如果舍利是达摩多罗的，那可比禅宗一祖达摩菩提更值得尊崇啊！ 浮山舍利塔的建造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至少有整整十六年，从天启癸亥年（1623年）筑第一层安置舍利金塔开始，一直到崇祯己卯年（1639年）才完成八层“无缝之圆相”。用吴国琦的话来讲，在山中建舍利塔是要讲究因缘的。因缘未到，一切努力都是枉然；因缘一到，百事和顺。因此，《浮山志》仅仅说此塔为某些人所建，过于笼统。十六年时光，中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根据《后序》描述，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五个阶段。
吴国琦在《后序》中明确说，一开始建塔他跟从“家宫谕”，与红桃、天安二位律师谋划在浮山建塔的。点到了三个人，其中“家宫谕”应该是本家长者。“家”是古人自称家族长辈的谦称，如“家父”“家母”，后文还提到“家文学”。据清末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桐城麻溪吴氏“东有布政、宫谕、司马”，这里“布政”指吴一介，“宫谕”指吴应宾，“司马”为吴用先。所以，在建塔初期，毫无疑问吴应宾是主持人，他是浮山的主人，年轻的吴国琦只能跟随配合参与。“家文学”是一群人，文中明确指出了一个代表人物吴应宓应该是也麻溪吴氏人。在律师和吴应宓等人的建议下，他们最终选址在有着“智者安禅之处”之称的“天池之阳”。 这一阶段从筑基开始，时间是天启癸亥年腊月初八，即公元1623年。选好了地址，就马上着手筑基建塔了。古代在偏僻的山顶建塔，受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估计主要是资金问题，大家决定先建好第一层，安置好舍利子金塔再说。于是，很快就建好了第一层。应该指出，这时距1579年获得舍利子已经过了46年。也就是说，舍利子在吴国琦家已经保存了近五十年。此时舍利子最初带回者吴绍清应该有六十五岁左右了，已古人如此高寿还亲自“擎旛散花”导行，安放舍利金塔的仪式是十分隆重的。仪式上，吴国琦共提及三人，除他叔父外，还有方拱乾，他仅比吴国琦长一岁，桐城望族桂林方氏人，也是青年才俊，吴方俩家是密切的姻亲关系。方拱乾，字坦庵，崇祯元年（1628）中了进士，也就是在参加浮山舍利塔奠基仪式五年后就考取了进士，只是可惜，后来在清顺治辛酉科考大案中因受涉案儿子方章钺的牵连被流放到今黑龙江牡丹江市所在的宁古塔。 也许出乎所有最初建塔动议者所料，塔在建好了第一层后，就停摆了，一拖就是八年。也许正如吴国琦所说“因缘未至”吧。总之，在塔筑基八年后，即崇祯辛未年（1631）依然还仅是一层。这一年，明朝大学士、今枞阳青山人、吴国琦恩师何如宠听到了这件事，非常的悲伤，于是发下弘愿，愿捐三百金，力促完成此事。可是，八年的时间，会发生多少人事变迁呢？谁来操盘此事呢？何如宠，国事缠身，自然无法担当；吴应宾可能也垂垂老矣；吴绍清，我们已无法知其去向，《马埠吴氏宗谱》中没有其生卒日期的记载，估计此时已亡故也未可知；方拱乾已于三年前中了进士，肯定到外地做官去了；吴国琦自己在这一年苦战科考，终于得偿所愿，考取了进士，况且他的家已不在桐城，随父官职的变迁移家太平府了，即今芜湖、马鞍山一带。又怎能分身管理此事呢？吴国琦在《后序》中不无遗憾的写到：“然难任事之人，自辛未至丙子，又阅六年，仍为画饼。” 应该指出，何如宠是吴国琦的恩师。何如宠曾在给吴国琦一部诗文集所作序中，话语殷殷，令人动容。他从古代读书人“三不朽”事业出发，对爱生提出了谆谆教诲，寄予殷切希望。他说：“独予所期于雪厓者，亦终不能割立功一案。夫立言者，在取其快;立功者，又在能忍所不快，此又作管葛与作马班之别。雪厓念之，无令人得以申屠嘉、条侯亚夫相千秋文士也!”雪厓，吴国琦字，他承认吴国琦文才出众，善“立言”，但他希望吴国琦不要成为西汉两位武士功臣申屠嘉和周亚夫眼中看待的文人，要多“立功”。也就是说，他希望吴国琦成为一个言能传世，功能经国的济世大才。吴国琦的“忘年交”好友、明末文学家姚康也在《怀兹堂集序》中记载了何如宠与吴国琦的关系：“其师青山何先生深湛名理，与他人言，多不解，雪厓则一一达其标旨，甚重之。” 如今，老师发下了这样修建浮山舍利塔的弘愿，吴国琦怎能不谨记在心？一旦因缘际会，自然义不容辞。 因缘终于再一次降临浮山。崇祯丙子年，即公元1636年，这一年九月初七，吴国琦母亲赵氏在太平府去世，为给父母“虔修佛事”，吴国琦再次来到家乡，得以隐居浮山一段时日。这时，机缘巧合，他的好友姚康也与他一同归隐浮山，可以说此时的浮山，鸾鸟翔集，祥云流荡。话题中自然提及舍利塔一段公案。浮山“隐律师”再次约见吴国琦，请他出来主持修完舍利塔事。想到六年前，恩师何相国的夙愿，那亦未尝不是自己的夙愿啊！吴国琦义无反顾，承担起了这一久拖未决的造福后世的功德事业，我想，这也应该是吴国琦为父母“虔修佛事”的要义所在吧。 这时的吴国琦，早已不是佛塔奠基时一枚闲静青年，而是正值壮年的政府官员。经过几年官场的历练，吴国琦已是一位处理政务的干才。据同乡后人、翰林学士何采在给他作的传记《太仆公传》中介绍：他中进士后初授浙江兰溪知县，到任三个月，“县中有玉兰瑞，殊之异，兰溪县人刻石记之，歌咏不衰，以为美谈。”所以，他处理起浮山修建舍利塔事就显得从容多了。他多方募集赞助，姚康向他推荐了堂弟姚昌祚，他自己推荐了表弟刘士朗，让姚刘二人极力负责钱粮事务，至于具体修建佛塔事，就交给了浮山的“隐律师”！现在《浮山志》中说，舍利塔是一个叫“尔培”的禅师主持修建的，我想，吴国琦文中所说的“隐律师”就是指此人吧！吴国琦在《后序》中说：“其中精微运用，则隐律师所不能辞。” 在吴国琦这一切雷厉风行的操作后，浮山这座舍利塔才正式大肆兴建起来。其中的艰辛，我们后人是无法体会了，这一时期又延续了四年。 时间很快来到了崇祯己卯年，即1639年。此时的大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如怒涛卷壑般冲击着大明江山。李自成兵锋所指，直抵长江流域北岸。在两年前的1637年，大明政府为抵挡李自成农民军的进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临时增设了军事组织——安庆巡抚，统一掌管太平府、庐州府、池州府、安庆府及周边河南、湖北、江西部分地区军政要务，首任抚军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史可法。已处建设尾声的浮山第一塔，命运又将如何？人们不能不忧心起来。恰好，这一年冬天，已升任朝廷兵部主事的吴国琦携儿子吴弘安回祖居地今枞阳县项铺镇石溪村祭祖，而刚刚接替史可法担任安庆抚军的郑二阳，即斋名为潜庵的也在安庆布防，闻讯后，即赶到石溪拜会吴国琦，吴国琦晤见了他，向他谈起了浮山建塔一事，郑抚军听后欢喜踊跃，当即表示一定严加保护，助其完工。这就又为此塔能在乱世建成增加了一重牢固的保护网（郑二阳简介见“维基百科”关于“安庆历任巡抚一栏”）。吴国琦对此不禁感叹道：“此舍利塔因缘时至也！”返回官署白门（今南京市）后，吴国琦还一再嘱咐负责具体事务的“隐律师”做好建塔的收尾工作，收集浮山建塔的因缘资料，刻成文字，印刷成册，广泛宣传，永久保存，并督促负责钱粮事务的姚刘二人负责完成此事。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吴国琦的这篇《后序》就是为出版这部书而作。可惜，几年后，郑抚军因桐舒之地陷落李自成张献忠之手而被明庭追责，押解京城。不久后，大明王朝也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呐喊声中落下了帷幕。不知浮山的建塔者们，还愿不愿、敢不敢用文字宣传郑公为浮山第一塔所做的善果因缘呢？我们更无从得知吴国琦最后想为浮山建塔者出书立传的愿望是否落空，反正吴国琦的这篇文章如今只是静静躺在明人刻本《怀兹堂集》中，蒙着厚厚岁月的灰尘，少有人问津。难道这就是吴国琦等人不见于《浮山志》的根本原因吗？ 吴国琦虽然在《后序》中没有明确指出该塔竣工的确切时间，但从其文字流露出的情绪来看，浮山舍利塔应该在大明王朝晚钟声里基本完工了，虽然稍迁岁月，也算没有辜负多年来渴望用自己的功德造福家乡人民的贤达们的夙愿了。吴国琦在文末的赞词中最后写到：“浮丘一局棋，迄今不曾散。是则无缝塔，无古亦无今。”他把此塔与“因棋说法”的浮山古老典故联系起来，盛赞此塔天衣无缝，冠盖古今。山林有知，足可告慰吧！据《浮山志》记载：此塔高3米，占地面积9平方米，雕刻精美，后世的浮山人多据其外形，称其为“花塔”，花，永远是美好的象征。可惜，这“花”在风中摇曳了三百来年后，终于凋零了。何时，这“花”影能重现浮山，重现华夏山川呢？有时，我想，我们虽无法责怪葬“花”人的残忍，但一定要记住那些为了妆点山川而插“花”的人。 浮山上的这朵“花”到底为何人所插？ 读吴国琦这篇《后序》和翻阅有关浮山花塔的资料，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插“花”人就是文中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明末先贤们。没提到名字的，我们自然只能用智慧的灵光脑补他们迷离的影像；提到名字的，我们适当时候可用理性的笤帚拂去岁月厚积在他们身上的灰尘，尽力复活他们的旧影。这是研究历史的乐趣，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人”未必就不能是古人吧！
《后序》中大致提到了如下四类人：只有称谓的而讳其名号的人，如作者叔父、家宫谕及浮山“隐律师”；称其字号的人，如何青山（如宠）、方坦庵（拱乾）、姚康伯（康）、郑潜庵（二阳）等；称法号的僧人，如红桃、天安律师，还有一位西域僧人——叭啰摩钵哩，他与浮山无关；直接称呼其名的人，如“姚昌祚”“刘士朗”“吴应宓”。 结合其他资料，我们不难探究出作者叔父叫吴绍廉。至于《后序》中多次提及的“精微运用”建塔事务的“隐律师”，对照《浮山志》，他极有可能是浮山会圣岩法号叫“尔培”的和尚，但他排在《浮山志》“法谱”最后一位，且说是“清人”，应该明末清初人吧！“红桃、天安律师”我在“法谱”中找不到对应名称，无从得知了。 在这些人当中，官职最大，影响力最显著的自然是何如宠，他是当朝大学士，是作者恩师。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浮山舍利塔的修建，但对塔建的关注，他超过一般人，他是建塔的早期捐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建成此塔就是为了完成他的弘愿 而他的弘愿，正代表了当时热爱浮山的文化人普遍心声：弘扬佛事，造福一方。可以说，何是浮山建塔者的精神导师。后来浮山把何如宠列为大护法之一，是有道理的。 还有一位影响力非常大的人，就是浮山的实际主人“家宫谕”吴应宾。吴应宾进士出身，又是浮山著名的华严寺创办者，浮山佛事兴盛主要从他开始，又是长者，所以，吴应宾应该是建塔初期实际的倡导者和主持人，这毋庸置疑，但吴国琦家族作为塔内封存宝物的实际拥有者，他与吴应宾虽同属吴，但不是一个宗派，吴应宾是麻溪吴氏，吴国琦是马埠吴氏，似乎有点像现代工程甲方乙方的区别。而吴应宾只参与了初期倡导和筹划不久就去世了，1636年大规模兴建就与他无关了。吴应宾出生于1564，卒于1635。 也许由于个人志趣、遭遇和能力的原因，吴绍清、姚康、方拱乾只能算是热心参与者。 至于《浮山志》上说的吴道新，《后序》中只字未提，他对建塔的贡献不好下定论。这里需要指出，吴道新，字汤日，是与浮山隔湖相望的另一名胜白云岩发掘者，也是吴国琦的好友之一，吴国琦在许多诗题中，提到了二人交往情况，如《闻雁有怀汤日旅次豫章》，如果吴道新参与其中，吴国琦文中不应该不提及。 我觉得，前期筑第一层时，真正的主持者应该是吴应宾，后期则完全是在吴国琦主导下完成的。“隐律师”是“精微运用”的实际建设者。 从现代工程管理常识来看，实体的拥有者才是该工程的主建者，比如，你想造所房子，自然你就是建房子的主持者。浮山造塔，就是为了封存舍利及金塔，而舍利和金塔的唯一来源就是吴国琦家族，从这意义上说此塔是吴国琦的家塔也是可以的，何况这一家族还出了这样一位名望和才干都十分突出的才杰呢！实际上，吴国琦也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修塔的主事人。另外，就现代工程实体建设而言，真正实施建设的人，不能称作主建者，只有决策、筹备、组织者才能称为主建者，否则，世界上所有房子都可以说是工程队队长建的。 因此，我们认为，吴国琦才是浮山舍利塔的真正主建者。吴国琦在《后序》结尾还说：“琦既负荷，更复赞叹。”负荷，就是担负重任的意思吧，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吴国琦去世后，他的长子、顺治进士、清第一位汉人翰林庶吉士吴弘安在一首游览浮山的诗中这样写道： 舍利峰头建，浮图事若何。 壮严天上少，功德世间多。 先子心如结，千秋业不磨。 只今金谷洞，犹念老维摩。 此塔修建贯穿了吴国琦一生入世功业，从青年的功名追求，直到明灭亡前，政声卓著，怎能不“心如结”呢？此诗后有一条作者自注写到“余家尝得舍利，先君幸为小塔于岩顶，迄今巍然。”这从侧面可以印证浮山舍利塔实为吴国琦所建。 可惜，一个和浮山因缘如此深厚的人，在如今的《浮山志》上，却找不到踪影，不仅塔志条文中没有，人物传记和诗文选中也没有，连这篇记录浮山第一塔兴建过程的序文也泯然不见于《浮山志》，这是十分遗憾的。难道吴国琦就是如此不堪？ 吴国琦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作为近四百前的人物，我们只能从一些家谱、方志和他留存于世的诗文中一窥端倪。幸好，吴国琦，作为当时一名实力派，在这些地方都能找到他的存在。 在枞阳马埠《吴氏宗谱》（1882版）里保存了一篇由何如宠孙儿何采写的一篇吴国琦传记《太仆公传》，《桐城县志》《安庆府志》《桐城耆旧传》等地方志中都有他的记载。其中何采写的《太仆公传》里记载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次，吴国琦一位旧日治地漳州普贤开元寺僧人寄来一封信及一瓣名香，信中大意是说，他那地方所有寺庙中都用檀木雕刻了吴国琦的像，人们经常祭祀他，至今各寺庙屡造兵火毁弃，但“公像巍然独存”。吴国琦看后，十分感念而不失风趣的回了一首诗：“四千里外一支香，遗爱思如流水长。惭愧我身犹肉食，琉璃钟声普贤旁。”这说的是吴国琦在担任漳州推官时，“疏沉怨八百余案”深受漳州人爱戴的事。 吴国琦留存于世的诗文很多。一部明代吕士坊镌刻的其子吴弘安编定的《怀兹堂集》几乎囊括了吴国琦所有传世诗文。此集中他人创作的序文多达八篇，基本上是当时社会名流。有相国何如宠，有深交三十年的文学名士姚康、有名联“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创作者曹学佺（能始），有当时书画名流陈继儒，等等，不一而足。通过这些人的描述和评价，我们足可见识一个多面的吴国琦。 当然，如果我们能直接阅读吴国琦诗文，更能深切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笔者近来多关注下了吴国琦，可对他作简介如下： 吴国琦，字公良，号雪厓，生于明万历癸巳年（1593年），卒于清顺治甲午年（1654年），明万历辛未科（1631年）进士。他的高祖就是被后世文人公认的“桐城诗学开山”马埠吴氏人吴檄。初授浙江兰溪知县，后升漳州推官，随升兵部主事。在国家多难之时，他曾撰写过“渡江九策”，“每策千余言，皆中事务”。最后官至太仆寺少卿，掌牧马政令。诰授朝议大夫。崇祯皇帝自杀那年，他掛官回里，从此“不出构楼”，成为明末遗民。他“学该坟竺，援据奥术，尤湛于经术”。一生好为山水之吟，晚年笃信佛学。著有《水香阁集》《小兵部集》《尚书音》等卷。 作诗“力去陈言，持择矜慎”，而诗风“亦在王、孟之间”。 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了解吴国琦，我提供几篇他的诗文节选供大家欣赏。 首先看他描写桐城东乡风光的《梅里行序》他写道： 去予居六七里，居之东十余里，为白云岩，怪石天开，绝非人境，为青化岩说法处。岩有青鸟，闻钟磐声则出，惟飞鸣此岩，或间往来于浮渡，他有高崖深林，未尝一至也。 石溪自西北来，经浮渡南，绕予居，推为湖，湖二三十里，多荷花。居南隔溪，一峰卓入云表，与柳峰如宾主者，则拔茅也。 作者用十分简洁的笔触，寥寥数语，就勾勒出来白云岩的美丽和神奇的景色。作者在写完家乡山水后，又由近及远，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驰骋想象，融情入景，十分真切表达了对家乡山水的热爱： 再来欣赏下他的《怀浮山东湖六首》，诗歌语言不事雕琢，新奇活泼，在对颇富家乡特色的情事描写中，结合当时战乱的时代背景，深情地表达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 《怀浮山东湖六首》 （原题过长，作者据原题修改） 一 定有一岩奇未卜，石溪明月笑人忙。 烦君为我栽松桂，闲弈小年山月长。 二 雨生云冒拔茅峰，社酒白杨酣阿农。 舟到莲花冲里去，大夫古慕松成龙。 三 荷香白鸟东湖深，棹入烟波不可寻。 近有云岩远九子，渔歌似谱渊明琴。 四 西邻水灌东邻苗，杨柳青青着晚潮。 莫说兵戈今满眼，故园粱稻雁鸿骄。 五 一荐芹泥酒一卮，世儿行处老夫知。 牧牛放豕将无乐，嚷鸭喧鹅勿太欺。 六 桃花水长客盈门，绿竹行藏别有轩。 昨夜雷讶风又雨，腾霄百尺起龙孙。 后世人评论其诗作“力去陈言，持择矜慎”。“诗亦在王、孟之间。”是非常准确的，他的诗颇有王孟田园气象，而语言更显质朴生动。 我也看过吴国琦的一些散文，真正体现了“学该坟竺，援据奥术”的特点，我尤其喜欢他山水游记散文，在勾勒景色的同时，常常能发掘出独到的理性之光。如他的《桐双溪屈大夫祠堂记》，在描写明代汤沟风土人情及屈原祠堂由来后，作者写到：“鬼者，归也。民，神之主也。”老百姓是真正的主导神灵的人。 还有一篇《潜岳移文》，这是作者同怀宁好友刘不夷兄弟游览天柱山的游记，刘不夷即刘若实，他的弟弟就是安庆明代唯一状元刘若宰。作者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畅游了一番天柱山之后，又驰骋想象，绘声绘色描写了游历所见的天柱仙境，最后却以耐人寻味的平常语作结，他说“实劳梦魂，遂为此文移山于笔端”，为劳梦魂，移山笔端，在谐趣中含着那么一点狡黠，令人咂摸不已，会心一笑。 另外，吴国琦学术研究也十分广博，对前辈文人如汤显祖、袁宏道兄弟、胡应麟、钟惺等人的文学地位都做过独到的评论，他直接参与了对胡应麟著作《诗薮》《笔丛》等重版的工作，并为重版《诗薮》作过序。 就是这样一位干才，一位文学才子，见于许多史志典籍，却不见于《浮山志》，不能不令人唏嘘。 处在历史鼎革时期的吴国琦，最终无奈的成为明朝遗民，“不出勾栏”十多年，与青灯古卷为伴，这应是他在有清一代，乃至后世逐渐被人淡忘的主要原因。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遗民身上，那才叫真正的一座山呢！吴国琦最终葬在太平府当涂县。 浮山塔影已然模糊，正如一首电视剧片尾曲唱道：“淹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 但岁月“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就让我们在浮山葱郁的林间，在幽静的石壁上，时时寻觅那古塔旧影，时时聆听佛国的钟磐声，因为舍利的佛光早已融进人的肌肤和毛发，这些佛光，总会让人在不经意间念叨起那些后人不甚熟悉而曾响亮名字。 作者：吴章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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