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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大授衔，有一个原则是转入地方工作的干部不再参与评衔。周公、邓公带头不要军衔，两位开国元勋未授衔，如果周公参加评衔，应是排在朱老总之后的第二元帅。而邓公在元帅评衔中本已列入名单，居元帅第7位（后来罗荣桓的位次）。邓子恢、张鼎丞、滕代远、谭震林、李富春等人，也因为转入地方，未授与他们相称的大将。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到了地方工作，还是由于特殊原因授衔了：比如已经去管外交的陈毅，参照苏军惯例，依然授元帅军衔。乌兰夫一直在地方工作，由于有特殊贡献也授了上将。还有一个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转入川东行署工作，1952年评衔时任四川书记、1955年1月大授衔前夕，又刚当副省长，可以说是早已转入地方的干部。但是，大授衔名单出炉以后，主席亲自点名，把他补入开国上将，他就是闫红彦。闫红彦究竟做出哪些贡献，让主席亲自点名破例授开国上将？陕北根据地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陕北红军标志性人物，都过早献出了生命。在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先后有4位高级将领先后牺牲，分别是唐澍、杨重远、谢子长和刘志丹。唐澍是河北易县人，21岁考入黄埔一期，毕业后留校。1926年秋，应五原誓师的冯玉祥将军邀请，唐澍出任军政学校的主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被组织派往陕北组织起义。唐澍和杨重远、营长李象九、连长谢子长等领导了清涧起义，起义失败后，唐澍和刘志丹等又领导了渭华起义，刘志丹任军委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起义失利后唐澍在打游击时牺牲，年仅25岁。陕北红军牺牲的第二位高级将领，是刘志丹的左膀右臂杨重远。杨重远，原名杨敬熙，陕西绥德人。当过教员，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做兵运时结识了李象九、谢子长。清涧起义后，打入47军高桂滋部做兵运。1931年夏初，杨重远参与组建晋西游击队，不久西渡黄河与刘志丹汇合，创建了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1933年5月29日，杨重远在安定谭家崄战斗中牺牲，年仅39岁。在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是谢子长和刘志丹。谢子长是陕西安定人，先后就读于西安省立一中、榆林中学和太原学兵团。后来，回到家乡安定自办民团，不久到津、京参加反帝斗争。1927年初，回到家乡领导农民和土豪斗争。清涧起义，谢子长是连长，起义后任游击支队副指挥。渭华起义后，任3大队大队长（闫红彦是一大队大队长）。1931年10月，谢子长、刘志丹游击队合编为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谢子长是安定、延川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后任西北革委会主席，1935年2月，在河口战斗一线身受重伤，后因伤病恶化，2月21日在陕西安定灯盏湾溘然逝世，时年38岁。谢子长牺牲后，陕北红军的代表是被陕北民众称为“老刘”的刘志丹。刘志丹比谢子长小6岁，黄埔四期生，和吴中豪、段德昌、曾中生、胡链、张灵甫等是同学。渭华起义后，刘志丹任西北革委会主席，成为陕北红军头号人物，后来又领导了陇东太白起义。红25军到达陕北后，和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后任红28军军长。1936年4月，刘志丹在东征的山西中阳三交镇牺牲，时年33岁。刘志丹牺牲后，还有几位陕北红军的代表资格都比闫红彦更老。第一个就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山甘游击队的总指挥吴岱峰。吴岱峰是陕北瓦窑堡人，出身于富裕的大户人家，毕业于太原讲武堂，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0军驻郑州副官。1931年，吴岱峰回到山西和杨重远等人创建晋西游击队，任副大队长。9月，和阎红彦率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改编为陕甘游击队，吴岱峰任副总指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时，政委杜衡排斥异己，指定班长王世泰为军长，吴岱峰被降职为连长。1936年底，陕北红军被改编为4个军，红27军的军长是贺晋年，红28军的军长是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宋时轮，红29军的军长是吴岱峰（后李仲英），红30军的军长就是闫红彦。抗战时期，贺晋年、吴岱峰、李仲英和闫红彦都在延安担负保卫工作。解放时期和建国初，吴岱峰一直担任二级军分区司令员，建国后任陕西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授衔时在马列学院，没有参加评衔。第二个和闫红彦资历战功相近的，是“剿匪专家”贺晋年。贺晋年是陕西子长人，1929年起一直在陕北从事兵运工作，后任陕甘游击骑兵大队副大队长、支队政委、总指挥。1935年任红27军84师1团团长，后任红15军团81师师长。1936年底，陕北红军扩编为4个军，贺晋年、闫红彦分任27军、30军军长。抗战时期，贺晋年、闫红彦都在陕甘宁边区任警卫团团长、警卫旅旅长。解放时期，贺晋年到了东北，后任11纵司令员、48军军长。闫红彦则到了南线的晋冀鲁豫，任3纵副政委。尽管从解放战争来看，荣获三个“一级勋章”的贺晋年更有理由被授予上将。但是由于高岗的影响，受到审查的贺晋年评衔时仅被授予大校。后来在主席过问下，才改授少将军衔。第三个和闫红彦不相上下的，是抗战时山东的一把手郭洪涛。郭洪涛是陕西米脂人，曾任榆林特支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在太原被捕，被关押了6年，1933年被营救出狱。在谢子长和阎红彦影响下，到陕北创建游击4、5支队，后出任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政委。1938年12月，郭洪涛任山东分局书记，领导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郭洪涛和黎玉对整合山东八路军、山东纵队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10月，与张经武带领山东代表团赴延安参加大会。整风期间，高岗对郭洪涛提出了质疑，批评他在陕北时不欢迎红一方面军、杀害红军、在山东主持湖西整肃时破坏了军区团结等。郭洪涛从此离开军队一直在铁路部门任职，也因此错过了授衔。授衔前，陕北红军资格较老的仅有阎揆要、赵启民、崔田民、张达志等人，后来均被授予开国中将。但是，因为已转入地方多年，所以闫红彦的上将军衔也被一些人称是“捡来”的。但是，从资历和战功来看，闫红彦被授予开国上将名副其实。大革命时期，闫红彦和吴岱峰、杨重远等人创建了晋西游击队。留苏期间，又肩负重任、历尽艰辛给延安带回了密电码。红军东征时，闫红彦任黄河游击师司令，后任30军军长，政委是蔡树藩。抗战时期，闫红彦任警备3团团长（政委杜平）、警1旅政委（旅长文年生），具备上将资历。整风运动开始后，阎红彦因为揭发高岗履历造假、战场当逃兵，受到长期打压和误解。解放战争，闫红彦任晋冀鲁豫野战军3纵任副政委，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曾绍山。闫红彦对3纵战斗力的提升得到了刘邓认可，挺进大别山、攻克宿县役和决战双堆集，闫红彦多次独当一面。建国后，闫红彦任四川书记，大授衔前刚当选四川副省长。但是“东北王”事件的发生，反而证实了10年前闫红彦的质疑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主席和周公都做了反思。1955年9月，重回军队的闫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膺三个“一级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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