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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是大运河的主要功能。所谓“漕运”，东汉许慎编著《说文解字》解释：“漕，水转谷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唐代司马贞所撰《史记索隐》记载：“车运为转，水运曰漕。”现代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在其所著《说文解字约注》中写道：“《汉书·赵充国传》：'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枚，皆在水次，冰解漕下。’颜注云：'漕下，以水运木而下也。’是漕之为用，不专于转谷矣。《玉篇》云：'漕，水转运也。’于义较安。”由此可知，漕运是中国古代社会官方利用运河等水道转运官粮、物资的一种形式，用以满足京城等地的用粮与其他需求。漕运物资以粮食谷物为主，也包括木材、砖石、食盐、茶叶、织物、香料及各种土特产等物品。漕运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尤其对推动商品流通、刺激商业发展、促进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自隋代大运河开通，至元代京杭大运河贯通，直到清代后期多地河段断航，大运河长期是中国古代南北漕运的主通道。大运河好似一条商路联系起全国南北各地，更连接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跨越千年的时间里，经过大运河运输的粮食以及其他货品难以计数。漕运兴盛时，大运河沿线的商贸活动一度繁荣。《旧唐书·崔融传》中记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大运河沿线的诸多城市与市镇因运而兴，发展为商贸重地，例如开封、临清、张秋、天津、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湖州、杭州等。大运河沿线的大城市大都表现出“市井百货屯聚，买卖昼夜不歇”的特点，商贸气息浓郁。元代诗人朱德润在《十月初五日泊齐州飞虹桥》中描写了山东大运河名城济宁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明代的小说《金瓶梅》中也提及：“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大运河漕运兴盛给运河城市带来的商贸繁荣以及市井文化发展，可见一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运河商贸的辉煌景象，终因漕运的废止而逐渐衰落。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运河的发展历史也是一段中国漕运兴废与商贸变迁的历史。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一统，各地的粮食以及财物，很多都要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输送往都城。开凿运河、保障漕运，成为了国家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秦朝定都位于关中平原的咸阳，但是经济中心却在东部的定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西北)。咸阳临渭水，定陶临济水。当时东方的济泗、鸿沟、江淮下游等江河流域都是农业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出产的粮食等产品，经由济水、邗沟、黄沟、鸿沟等水道，漕运至关中。为了保障漕运，秦代在荥阳（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古荥镇）兴建了用于漕粮储藏的敖仓。在湘桂的湘水和漓水之间开凿灵渠，沟通了中原和南越地区，促进了帝国南北商贸经济的交流。汉代，漕运规模进一步扩大。汉武帝时期，因为长期征战，漕运任务加重。大司农郑当时觐言汉武帝开凿漕渠，汉武帝同意此建议，“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漕渠运河开通后，渭水与黄河进一步连通，山东一带的漕粮、商品由水路直抵汉都长安。对此，班固在《西都赋》中盛赞道：“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东汉时期，迁都洛阳，建武二十三年（47），引洛水开凿阳渠，沟通黄河，将洛阳、山东、江淮区域的水运系统加强联系，南北漕运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全国性的运河修建以及漕运工作逐渐转向地方。如，魏文帝时开通讨虏渠，使汝水和颍水连通，自中原入淮，通向东南。东吴孙权开凿了西起句容、东至丹阳的运河，通秦淮河，与太湖水网连接，大大增强了太湖流域至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的漕运能力。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北方与南方开凿了大大小小众多运河渠道，极大地促进了漕运事业的发展。江淮和江南地区，依托水源充足、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等天然条件，以及河网密布等水利条件，在农业、手工业等方面快速发展，成为农业发达、商业繁荣的富足之地，中国经济的重心逐渐南移。这些都为隋唐大运河漕运的南北连通、大运河商贸的起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唐：连通南北的运河的 开通、改造与发展
隋开皇九年（589），杨广率军攻破南陈国都建康。汉末以来国家长期割据的局面结束，隋朝再次开创了我国大一统的历史时期。隋朝建立后，因形势的需要，政治与军事力量集中于北方。但是，由于战乱，北方黄河下游破坏严重，经济重心已经转向江淮地区。当时的江淮流域，社会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迅速，已是天下富庶之地。隋文帝统一北方后，为了攻打江南地区的陈国，在隋开皇七年（587），于春秋时期所开凿古邗沟旧址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长约150公里的山阳渎，以开漕运。将淮河南岸的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和长江北岸的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重新连接，连通了淮河同长江水系。山阳渎的开凿，为隋灭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漕运保障，在隋朝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隋朝开通南北大运河拉开了序幕。隋文帝期间，国家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口增长，国力渐强。隋炀帝继位后，国家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至洛阳。基于当时大军东征等军事形势，南方大量的军粮需要运往北方的涿州、辽东地区。为此，隋炀帝命主管工程建设的大臣宇文恺开凿运河，以解决南北漕运的问题。宇文恺到黄河、淮河、长江等流域进行了大量实地勘察。在宇文恺勘察设计的基础上，大业元年（605），尚书右丞皇甫议主持开凿通济渠，在洛阳将洛水和谷水引入黄河，在板渚（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将黄河水引入汴水，再从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将汴水引入泗水，最终通于淮水，淮河以南将山阳至扬州直至长江的运河河道进一步拓展。隋炀帝集全天下之人力、物力建设大运河，仅河南、淮北一带就有100多万民众被征集开凿运河，加上勘察设计合理，又能充分利用原有自然与运河河道，工程进展很快，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到扬州的通济渠数月便已完成。隋炀帝又于大业四年（608）下诏，开凿黄河以北至涿郡（今北京市）的永济渠。永济渠分两段：南段从沁河口北上，经过现在的新乡、汲县、滑县、内黄、魏县、大名、馆陶、临西、清河、武城、德州、吴桥、东光、南皮、沧县、青县，到达天津；北段从天津向西北，经过现在的武清和廊坊，终抵涿郡。大业六年（610），隋炀帝敕令疏浚贯通江南太湖平原的江南河。据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江南运河至此开通。隋炀帝历时6年，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开凿，终于建成连通南北的大运河。这条大运河全长约2700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为了方便漕粮和其他物资的储存和转运，大运河沿线设立了很多大规模的漕运粮仓，如洛阳的回洛仓、含嘉仓等。以洛阳为中心，大运河成为了南北漕运的大动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南北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开始带来大运河沿岸商贸的兴盛。隋代开通大运河，惠及千秋，但是终因国力消耗过大，大运河建成后不到十年，公元618年，隋炀帝死于他为之倾心的繁华运河城市——大运河畔的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大运河水依然流淌，迎来了我国古代社会历史上最强大、最繁荣的王朝之一唐朝。唐朝充分利用大运河在交通运输及水利灌溉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了大运河沿线以及更广阔区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全面发展，这使得唐代大运河漕运与商贸极大发展，漕运历史进入了空前发达的一个阶段。唐代在隋代大运河的基础上进一步疏浚，各河段走向无较大变化，部分名称有所改变。长安至潼关的广通渠称为漕渠，通济渠称为汴河，永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沿用隋时旧称。唐朝建都关中长安。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起初，因朝廷用物节制，漕运事务并不繁重。但是，唐高宗以后，随着国家的发展，中央机构规模逐渐增大，国用渐重。每年的漕运负担不断加大，大运河上“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唐代初期，南方的大运河漕船大都是由江淮经过汴河进入黄河，通过洛水，将漕粮及货品运送至含嘉仓等库仓，从洛阳再改陆运过三门峡，最后经渭河航运抵达长安。洛阳因位于大运河中心，地理位置优越。江南的漕粮和商品先由大运河运到洛阳，再由此转运关中和北方各地。洛阳一度成为唐代最为重要的漕运物资集散地，商业极度繁荣，甚至在长安经济困难时期，唐代的统治者会率领群臣前往洛阳就食，史称“移都就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运河漕运对唐代城市商业经济的重要影响。开元十八年（730），宣州刺史裴耀卿向唐玄宗建言推行漕运改革，在大运河漕运中施行新运输法：“今汉、隋漕路，濒河仓廪，遗迹可寻。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开元二十一年（733），裴耀卿为京兆尹，再次向朝廷建议大运河漕运新法：“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唐玄宗接受了裴耀卿的建议，“乃于河阴置河阴仓，河清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唐玄宗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推行大运河漕运新法。三年间，由大运河运往关中的漕粮就达到了700万石，节省了陆运费用30万缗。漕运给长安和关中带来了丰厚的物资，这些物资又通过长安发达的交通网络运往西北各地。著名西北考古学者王炳华在《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一文中写道：“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处，主要只统计了1972—1973年清理的墓葬，所见出土唐代带墨书题记的布、绢，即涉及唐河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剑南道，包括今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浙江等省区，这反映了唐代国家高度统一，新疆和内陆省区间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从侧面佐证了唐代大运河漕运对我国西部同其他地区的商贸往来的有效促进，以及对民族经济融合的重要影响。江淮地区的粮食、布帛等物产可以通过大运河永济渠运往北方的涿郡等地，使得北方很多沿运城市富足起来。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迅速，如东北幽州在天宝年间，人口较唐代初期增长了两倍有余。大运河漕运对国家南北商贸的推动，加快了淮河以南地区经济的大力发展，江淮地区成为了唐朝的财富中心与经济命脉。大运河的改造和漕运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唐朝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强盛，开元和天宝年间，唐朝一跃步入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此后，河北、山东等地藩镇割据。连年征战，黄河下游地区人口骤减，经济陷入萧条。战争也使得运河严重受阻，大运河已经不能发挥其全部漕运作用。唐代中期以后，大运河漕运再次改革。唐代宗宝应二年（763），转运使刘晏上任。刘晏考察了黄河、汴河、泗水、淮河等主要水道水情，进而疏浚河道，保障通航。此外，刘晏改革漕运制度，推行分段运输的漕运法。他在汴河与淮河交汇的清口、黄河与汴河交汇的河阴、黄河与渭河交汇的渭口等处兴建粮仓，采用科学的漕运方法，“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此法至今仍为水上运输的重要方法之一。尽管刘晏的漕运改革卓有成效，但是因藩镇阻扰，大运河漕运受阻严重，大大影响了漕粮以及其他货品的运输量。刘晏改革后，漕运的年运输最大量只有110万石，仅占裴耀卿时期的六分之一。大运河已经难以起到沟通南北漕运和商贸的作用，唐朝国运渐衰。唐宪宗以后，接连的战争使得富庶的江淮地区也遭受到严重损害。大运河水路多处决口，最终无法通航。随着大运河南北漕运与商贸开局的落幕，李唐王朝在大运河溃决的污泽中淹灭了。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宋朝吸取唐朝地方藩镇割据造成国家分裂的教训，加强中央集权，并将国都设于靠近东部的开封。开封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中部的枢纽，在此建都有利漕运。宋代开封的水运交通十分发达，城内有四条水路呈放射状向外分布，分别是大运河通济渠之汴渠、向南通往淮河之惠民河、向东通往山东的五丈河、向西通往荥阳的金水河。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水运条件，为开封在宋代的漕运兴盛以及发展成为商贸大都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宋代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河道整治，并且对漕运制度进行了深入改革。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 —1054），朝廷对汴渠及其与黄河交汇口进行了全面疏浚。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汴渠再次被大规模整治，并且在这次整治中关闭了汴渠通黄河的汴口，改由洛水注水入汴。此举减少了汴渠的泥沙含量，令其通航能力大大增强，对宋代漕运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继承了唐代建立的分段运输漕运制度。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时任江淮两浙都大发运使的杨允恭改革漕运制度。在各路设转运使专职漕运，对漕粮征集的数量、时间、地点、分工等进行了详细规定。经过改革，宋代的漕运事业极大发展，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运抵京城的漕粮就已达每年700万石。至北宋的中、后期，年漕运量甚至达到了800万石。漕运的发达，给北宋带来了商贸的极度繁荣，汴京成为了当时最为重要的商业大都市。张择端所作风俗名画《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北宋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汴渠运河岸上繁华的商业胜景。正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所述：“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公元1126年，北宋灭亡，南宋与金朝分据淮河南北。隋唐大运河被分割为南、北两段。南宋依托长江，将两湖、江西、四川、安徽等地的漕粮和物资漕运至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再经江南运河运抵杭州都城。山阳渎、淮扬运河等大运河河段则可将漕粮等运往南宋北部的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以备战需。南宋政权偏安江南150余年，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漕运事业功不可没。两宋大运河漕运和商贸的发展，为元代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演奏了序曲。元朝于公元1271年建立，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元代初期，京城所需物资主要来自于淮河以南地区。但是，元大都深入北方，南北河运并非完全畅通，多有不便。元初名臣伯颜经过勘察大都至江淮的河运航道，向朝廷建言：“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属，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载，比之车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元世祖忽必烈采纳了伯颜贯通南北漕运的建议，在山东境内开凿一条南北流向运河，与原隋唐大运河的南段（淮安至杭州）和北段（通州至临清）的河道相连，开通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济州河于山东南部开凿。济州河南起济宁，引泗水和汶水，向北与济水相连。仅用时一年，济州河便竣工。自此，淮安北上的漕船可由泗水至济宁，经过济州河直达大清河畔的安山，再改从陆路或者海路运输。陆路从安山北行约100公里到临清，改水路入卫河（御河）到天津至京。海路可沿大清河入渤海湾，过海河，经天津抵京。至元二十六年（1289），济州河继续从安山向北开凿120余公里，经由寿张、聊城，最终达到临清，与卫河连接。元代山东境内的新运河建成，史称会通河。此后，漕船可由南方经大运河北上直达京城附近的通州。至元二十九年（1292），都水监郭守敬（1231—1316）主持开凿通州至京城内积水潭的通惠河，历时两年完成。至此，元代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全线贯通，这就是闻名世界，后世所称的京杭大运河。这条大运河贯穿浙、苏、鲁、冀等省，全长1797公里，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规模之大、工程之复杂可谓世界运河史上之最。△今会通河临清段（本文作者摄） 元代开通的从江南直达首都的大运河，更加便利漕运南粮北运，会通河“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元代大运河的贯通，大大促进了南北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大运河沿线各地的商贸活动也更加活跃起来。据史料记载：“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皆由会通河以达于都，……始开河时，止许行百五十料船，近年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贪嗜货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官民舟楫，如于沽头置小石闸一，……及于临清相视宜置闸处，亦置小闸一，禁约二百料之上船，不许入河行运。”“都水监元立南北隘闸，各阔九尺，二百料下船梁头八尺五寸，可以入闸。愚民嗜利无厌，为隘闸所限，改造减舷添仓长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皆五六百料，入至闸内，不能回转，动辄浅阁，阻碍余舟，盖缘隘闸之法，不能限其长短。”由此记述可知，元政府于会通河设立沽头、临清二处石闸。闸口限制，载重二百料（一料约一石）以下的船，才许入运河。但是，很多商人为了牟利，私自改造五六百料的大船，进入闸内，经常搁浅，阻碍运河交通。这样的史料从侧面反映了元代新开大运河之漕运繁忙，以及大运河对南北各地商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元代诗人傅若金所作的诗歌《覆舟叹》中有与元代大运河商运活动有关的内容：“吴中富儿扬州客，一生射利多金帛。去年贩茶湓浦东，今年载米黄河北。远行香火倚神明，从来风水少遭惊。近日船行御河里，顺流日日南风喜。”可见，当时大运河航行的商船，不但贩运漕粮，而且还贩运茶叶以及其他商品，大运河俨然成为了商运南北的黄金水道。随着元代运河商贸的发展，大运河沿线出现了很多远近闻名的商业城市，如苏州、镇江、扬州、济宁、东昌（今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德州、直沽（今天津市）等。元大都城借助南北大运河终点的优势，成为了北方的商贸中心，商业和手工业尤为发达。大运河起点城市杭州，在南宋时就已经成为国际性商贸大都市，元代更加繁荣。《马可波罗行纪》中称赞杭州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并且对杭州大运河商贸的兴盛进行了详尽描述：“其地有船舶甚众，运载种种商货往来印度及其他外国……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挈消费之百货来此贸易……车船运货络绎不绝，运来之货无不售者……而其财富为世界其他诸城所不及也。”元代时期，杭州以及其他大运河商业城市的繁华程度，可见一斑。明清：大运河漕运由盛转衰 与商贸巨变
元代开凿的会通河是京杭大运河连接南北的关键河段。该河段在元代引汶水为水源，因设计不当，一直水浅且岸狭，难以通航大型货船，影响漕运效率。元代后期，漕运中相当一部分需要绕道海运。明代初期，南北大宗货物运输也多走海运。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在河南原武黑洋山一带决口，漫入山东东平安山，淤塞了安山湖，致使会通河漕运阻断。漕粮北运只能从淮河入黄河行至阳武，再转陆运到河南卫辉，入卫河，经由京杭大运河运至北京。到了永乐时期，明朝首都迁至北京，北上漕运任务日益增多。在此期间，河海兼运，京杭大运河漕运渐趋繁重。明永乐九年（1411），“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言:'旧会通河四百五十余里，淤者乃三之一，浚之便。’于是命礼及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往治之”。宋礼（1361—1422），字大本，河南永宁（今河南省洛宁县）人。宋礼受明政府任命，赴山东对临清至济宁的会通河河道进行了全面修治。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宋礼将会通河疏浚的重点放在了对引水水利枢纽工程的整治上。针对工程中水源供应的技术难题，宋礼走访各地治水专家，最后寻访到了汶上县白家店村的白英老人。白英（1363—1419），字节之，山西洪洞人，明代初期由山西迁至山东汶上。白英是汶上有名的民间水利专家，他常年在运河岸边生活，对当地运河沿线的水情和地势都十分熟悉，治水经验丰富。白英向宋礼建议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引山泉、修建水柜等治水方略。宋礼按照他的建议，确定汶上南旺作为大运河南北分水枢纽工程的制高点，谓之“水脊”。南旺周边分布了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等众多天然湖泊，用堤坝围筑就可成为水库用以蓄水。宋礼依照指点，在汶水下游的东平戴村建筑了一处拦水坝，就是著名的戴村坝。戴村坝拦截北流的汶河水，使其流向西南至南旺水脊，为南旺补充水源。白英从南旺向南北分水，给会通河供水，在分水口设置有38座水闸。通过这些水闸的开合调度，调节水流，控制运河行船。这就是会通河和京杭大运河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南旺分水工程。△清康熙时期《运河图》中的山东南旺分水工程示意图局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 此后，“以汶、泗为源，汶水出宁阳县，泗水出兖州，至济宁而合。置天井闸以分其流，南流通于淮。而新开河则居其西，北流由新开河道东昌入临清，计三百八十五里。自济宁至临清置十五闸，以时启闭。又于宁阳筑堽城坝遏汶水，尽入漕河”。通过南旺分水工程的调节，南旺水脊所分之水，40%左右向南流向济宁入泗水，60%左右向北流向临清入卫河，元代会通河水源不足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因疏浚会通河有功，宋礼受到了上方的大力奖赏。白英老人随宋礼进京复命，但是终因在治水中劳累过度，于途中不幸去世，葬于彩山之阴。为纪念他为大运河“引汶济运”所作的贡献，明清两代都在大运河畔为其建庙立祠，并加封其为“功漕神”“永济神”“白大王”等，为后世敬仰。
明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为了改善淮安河道的漕运条件，在淮安城西开凿清江浦，引管家湖水入淮，“就管家湖筑堤亘十里，以便引舟。置四闸，曰：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以时启闭。浚仪真、瓜州（洲）通湖。凿吕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势。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筑高邮湖堤，堤内凿渠，亘四十里。淮滨作常盈仓五十区，贮江南输税”，畅通了淮河与卫河间的漕运。宋礼与陈瑄为明代大运河治理和漕运疏通作出重要功绩：“凡漕渠在齐、鲁间者，宋礼功为多。在江、淮间者，陈瑄功为多。”元代初创的京杭大运河，在明代经过多次大规模疏浚，重新贯通，形成了北京至杭州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漕运系统。大运河河运成为了明代漕运最为重要的手段，除漕粮外，大量物资、商品都由大运河运通于南北。例如，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建造紫禁城。建城所用的木料、砖瓦、石料等大部分都是通过大运河运送的，临清的贡砖、苏州的金砖等，纷纷顺大运河漂流至北京，为宫城建筑添砖加瓦，而且大运河上还漂来了江浙的丝绸、棉布、织锦，安徽的笔、墨、纸、砚，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等，可谓“大运河漂来了紫禁城”。清代初期的漕运一直沿用明制。嘉庆时，因洪泽湖泄水过多，致使大运河水位变浅，影响了河运效率。道光四年（1824），黄河在高家堰（今江苏省淮安市洪泽湖大堤）决口，淤塞了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带。道光五年（1825），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在天津设立海运局。道光六年（1826），试行海运。海运只试行了一年，便因为朝臣反对而停止。道光二十七年（1847），清廷为充实京城漕粮运额，再次推行漕粮海运，江南100多万石所征收漕粮由上海沙船直运天津。同治十一年（1872），改用轮船运漕。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兴办轮船招商局，“红顶商人”胡雪岩和李振玉等成为了招商局第一批投资人，购买了海晏号、丰顺号、永清号三艘轮船运送漕粮，即招商局轮船漕运。此后，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规模日渐增大。至同治末年（1874年前后），只有江北、河南和山东等地保留了部分运河漕运。大运河漕运的历史逐渐衰变。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商品粮市场逐渐壮大，交通运输技术也因工业的发展而有了极大的进步。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令：“漕政日久弊生，层层剥蚀。上耗国帑，下朘民生。当此时势艰难，财用匮乏，亟宜力除糜费，核实整顿。着自本年为始，各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至此，漕粮改征折色，在我国古代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漕运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漕运的发展带动了明清时期大运河商业的一度兴盛。据史料记载，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和娱乐业的兴起。苏杭的丝织业名满天下。明代时，临清的手工业已经规模惊人，城中的81条街巷中与手工业有关的就多达31条。临清民谣有唱：“临清宝，真不少，瓜干枣脯千张袄。陈家剪子毕家刀，王一摸镰刀不用挑，竹油篓，柏木筲，桑家秤杆灵又巧，甜酱瓜，百籽糕，进京腐乳味道好。”运河商业社会的饮食男女多数崇尚市井文化，追求现世的生活观，催生了勾栏瓦舍等运河城市民间娱乐场所的产生和发展。杭州、苏州、扬州、无锡、济宁等城市因运河商业而发达，成为商贾辐辏、贸易不休、市井繁闹之地。这些沿运商业城市犹如珍珠般熠熠生辉，串联于大运河一线，勾勒出明清盛期时大运河的繁华景象。《金瓶梅》、“三言二拍”等文学作品都对明代大运河商业市井生活和文化有过细致描写，清初诗人孔尚任（1648—1718）在《有事维扬，诸开府大僚招宴观剧》中的描述“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橘黄橙香者橼，蔗仙糖狮如茨比。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是对清代运河城市商业繁荣的生动展现。
相较传统中国厚重的农耕文化和士人文化，大运河文化中，因商业逐利而掺杂了浓郁的市井烟火和浮华之气，具有商业文化的气质。农耕文化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崇尚节俭，注重礼仪，相对思想保守而缺乏创新意识。士人文化推崇经典，注重德行，追求内在修为与审美情趣。商业文化则讲求利益，追求开放，具有敢于冒险、不断创新的精神。大运河流域在发展中，将农耕文化、士人文化、商业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多元统一的大运河文化精神。以临清为例，元代会通河开通以前，农耕文化和士人文化是临清本土文化的底色，如清康熙年间的《临清州志》所述，可谓“家习儒业，人以文鸣，农桑务本，户口殷富”。大运河漕运带来了临清商贸的发展，商业文化与本土文化互动交融，如清代雍正年间《山东通志》记述：“临清州，俗近奢华而有礼，士虽务名而有学。文教聿兴，科第接踵，衣冠文物甲于东方。”以临清为代表的大运河商业市井生活中，因漕运活动和商贸交往而聚集各色人物。他们因商业需要而游走于运河上下，极具开放与冒险精神。长期于一地经商，又使得他们潜移默化地融入本土文化的厚重氛围，逐渐养成“俗近奢华而有礼”的民风乡俗。农耕和士人文化，作为母体性的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将大运河商业文化包容起来。以文化之，将“雅俗并存，富而知礼”融入了每个运河人的血脉之中，随着运通南北而流淌着，大运河漕运兴废与商贸变迁历经千年而一直流传，经久不衰。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基本科研项目“长城、大运河和长征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管理体制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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