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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旅读视界 ，作者王竹宝  义县，辽宁省锦州市以北50公里的一个小县城，今天看来是广袤中华大地上极不起眼的一隅。从最近的省会城市辽宁沈阳出发，也需要3小时车程。 如果要给专程来这个称得上偏远的小城找一个理由，那必定是为了一睹这座距今1000年历史的巨大辽代建筑。  中国古建筑，在国人心中是陌生的。 这不仅是因为近两百年来全球化洗礼下，中国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全盘习得，使木构古建为钢结构高楼所取代； 同时也因为建筑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向来不被要求具有永恒长存的属性，而更胜为一种道德观和规矩典制的体现，如同不同场合的服制，强调实用意义和身份的象征。 建筑，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居所，反映着一方土地上的处世哲学。 现代的人们越来越读不懂中国古建，正源自人们对这片土地上的先人生活方式的陌生。 了解和欣赏古建筑，便是一个重新捡拾起我们与祖先纽带的机会。 他与吸收和融合世界的新动向不但不冲突，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望向世界的先决条件——唯有记得来处，才能在激荡的文化洪流中保有精神之独立，扎根在自身的需求上寻求具有实在意义的创新，而不是如飘萍一般随波逐流，成为空泛的形式收集器。 于是，来到义县的理由变得充分起来： 如果要练习如何去欣赏一座中国古建 保存完好的奉国寺是再好不过的范本 往事 公元1020 奉国寺是现存最大的辽代大殿，恢弘的气势甚至盛于故宫太和殿，九五规制，皇家气派。 这样一座大殿，怎么会坐落在小小的义县呢？ 公元1020年，正是中国的北宋，黄河以北的土地，是另一个王朝——辽的天下。 此时掌权的皇帝，正是那位与自己的母亲萧太后共同亲征北宋，并在宋家门口檀州与之订立“檀渊之盟”的辽圣宗，耶律隆绪。  澶州（又称澶渊，今河南濮阳）（图片来源：网络） 1005年辽与宋签订的这个盟约，约定宋每年向辽进贡，而辽则承诺不再来犯。这个盟约为分裂的中国带来了200年的和平。 也正是这一次会盟之后，耶律隆绪开启了辽帝国的全盛时期，在1007年建中京，最终奠定了辽“五京”的格局。 而义县，古称宜州，位于中京以西，地位显要，又是耶律隆绪的母亲萧太后曾经生活的地方，因此得到契机敕建这座宏伟的皇家寺院。 后人评价这位辽代帝王，称其是一位接受汉族文化较深的统治者，在位期间大量吸收汉族王朝的理政经验，将远落后于汉族社会的契丹社会的改革进程大大提升。 而在治世的表象下， 必定是这位帝王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刻理解。古人称其“道、佛二教，皆洞彻其宗旨”可见其汉文化修养颇高。 帝王对汉文化的这种认同，将在我们参观奉国寺大殿时再一次被印证。
殿，是一种中国古代建筑形式，常作为帝王居所或供奉神佛的建筑空间，作为古建遗存，殿的单体结构一般都是整个建筑群中最宏伟的。也正因为结构巨大，完好保存的几率很低。 庆幸的是，奉国寺大雄殿几乎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成为奉国寺中唯一的辽代原构建筑。 如何看懂一座大殿的结构，在中国古建中需要去了解一套有趣的建筑语言。 “间” 古人用“间”作为外立面规格的丈量尺度。所谓“间”是外立面两根柱子之间的连接空间。  奉国寺大雄殿正立面 拿奉国寺举例，大雄殿就是一座面阔（正立面）九间（约50米），进深（侧立面）五间（约27米）的巨殿。 而9和5，在中国文化中向来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所谓九五之尊，足见大雄殿作为皇家殿堂的地位。 “高台” 高台在中国建筑中的使用可说历史悠久，最有名的高台例子当数唐长安大明宫的含元殿，台基13米，虽然已不复存在，依然能从时人“仰观王座，若在霄汉”的描绘中感受观者的震撼。  大明宫含元殿复原图（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古建高台，常常被我们的眼睛忽视，但稍加观察便会发现，高台在建筑中“抬高”建筑物，形成一种仰视感和崇高感的作用非常重要，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材料——砖石，为木构建筑弥补了高度上的缺憾。  远观大雄殿 大雄殿台高3.2米，将整座大殿从林立的古树中抬升起来，远远便可望见硕然铺开的宏伟屋顶，令人第一眼则赞叹大雄殿与众不同的豁然气象。 “殿顶” 辽与宋，是承接唐而来的朝代，而大唐盛世，则将包括建筑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推向完备的巅峰。 有趣的是，作为继承者，辽和宋的殿顶造型产生了偏好上的差异。 我国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先生认为，辽人喜用庑殿顶，宋人喜用歇山顶，不同的选择恰恰是其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反映。  （图片来源：网络） 悬山顶：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形制简单，等级较低。 庑殿顶：等级最高的屋顶样式，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又称五脊殿。 歇山顶：有九条屋脊，又称九脊顶，由一个悬山顶和一个庑殿顶上下叠加组合而成，等级略低于庑殿顶。 居于北方的辽人更偏爱简洁、雄浑的庑殿顶，更忠实的继承了唐代建筑“豪劲”的特点； 身处南方的宋人，则开始在唐人的基础上将歇山顶的精巧与优雅发挥到极致。 从今日观者的角度，我们当感谢辽代建筑的这种“忠实”，让我们得以一撇唐构的恢弘；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创新的能力来源于对传统深刻的理解，而刚刚接触汉族文化的辽，显然尚不具备这种创新能力。  古树掩映下，远远便能看到大雄殿巨大的庑殿顶。 与同为庑殿顶、面积更大的紫禁城太和殿相比，大雄殿殿顶坡度更加平缓，出檐更宽，视觉上产生了无边无际的蔓延感，古朴的青灰色瓦盖更显其厚重的分量。 甚至有人说，单凭眼观，大雄殿要比太和殿更加气势恢宏——这正是唐代建筑遗风的魅力。  故宫太和殿 斗拱/铺作” 铺作，是中国建筑独有的结构，既是形式上最精妙的建筑构件，又充分满足了木结构承托沉重屋顶的功能性要求，更为人熟知的一个名字是——斗拱。 千百年来，铺作的样式经历了复杂的演化，也因此成为建筑断代最直接的构件。  铺作位于立柱和屋顶之间，围绕建筑一周。在四角处称“转角铺作”，柱头上称“柱头铺作”，其余穿插在中间的称“补间铺作”。 构成一个完整铺作需要许多固定的构件，如同搭积木一样层层相扣，古人为这些构件一一取了名字， 而最重要的四大类构件，也成了衡量铺作等级和为铺作命名的标准：  拱：形如弯弓，弓背朝下，两头朝上。 斗：在两拱间起连接作用，安装在拱的两头或中央，与拱彼此楔入。 跳：外立面的垂面上，相邻两斗之间的距离称为“一跳”。 一套铺作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斗拱自下而上层层累叠，越往上拱越长，形成一朵绽放的花蕾。 这个大花蕾的最大“跳”数，就是描述一套铺作大小的等级单位：一跳称四铺作，以此类推，两跳称五铺作，三跳称六铺作…… 杪：又称华拱，是拱的一种，也是唯一与外立面垂直的拱，它是将屋檐重量传递给立柱的最重要构件，是一组铺作的灵魂。 （下）昂：由杪承托的长条形构件，以杠杆作用配合一组铺作的支点平衡屋顶外檐和室内部分的重量。 由于杪和下昂的重要功能，他们也就成了铺作等级的又一命名标准。 按照这些标准，奉国寺大雄殿的转角铺作等级就可称为：七铺作双杪双下昂，在现存的铺作中等级非常高。 粗厚的一等材（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中最大的型号）构成硕大的斗拱，有力的托举起大殿的屋檐，如上古神鸟的巨翼，神圣而雄壮。 “立柱布局” 现在我们走入这座现存内部空间最大的辽构，最不能忽视的是触手可及的粗壮立柱——他们与外立柱和屋顶枋梁共同构成一座中式建筑的骨架，同时也蕴含着古人对空间运用和空间审美的巧思。 一座中式建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外壳，他的空间设计须完全贴合建筑的用途。 大雄殿作为佛殿，最首要的用途当然是供奉和参拜，为了满足这两种用途，设计者们采用了较古法更为灵活的“减柱法”。 通常为了使支撑柱的受力均匀，建筑空间内的立柱是均匀排列的，出于安放7尊大佛的需要，大雄殿的中央一行立柱被去掉。 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实际意味着立柱之上更复杂的梁架结构变化，从而在不均匀受力的情况下重新安排各部件的承重任务，保证屋顶坚实不摧。 聪明的设计者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营造法式》一书中记载了两种大殿构架法——殿堂式和厅堂式 殿堂式：内外柱等高，共同承托一根房梁。全部立柱上的铺作因此同高，形成“铺作层”。 厅堂式：内外柱不等高，内柱随屋顶坡度增高，因此房梁不连续，柱头的铺作也就不等高，因而没有铺作层。 大雄殿的设计者巧妙的将这两种架构法结合起来，支撑中央五间的六柱采用厅堂式，形成挑空，给巨佛安放提供了足够的高度空间。 梁架纵横交错，编织出一张长17米的精密巨网，在高达1米的纵深高度上圆满完成了屋顶的承重任务。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力与美结合的最佳范例，如同一座建筑的中枢神经，成为它千年屹立不倒的毅力源泉。 为七佛量身定做的空间实现了佛造像与建筑的融合统一，使建筑中的每一个元素紧紧相扣，融为一体，焕发出神圣而持久的生机。
义县当地及周边的人们，更常称奉国寺为“七佛寺”或“大佛寺”。每一个来过奉国寺的人都会欣然明了这些俗称的意义。 与建筑本身相比，宗教建筑中的造像往往才是一座建筑真正的主题，而作为世界最大的泥塑彩绘塑像群，奉国寺的七佛初次展现在人们眼前，其震撼程度不言而喻。 在大殿中央，“过去七佛”按成佛的顺序依次排列，以大约三层楼的高度扑面而来，居中央的毗婆尸佛高达8.6米。 （过去七佛：迦叶佛、拘留孙佛、尸弃佛、毗婆尸佛、毗舍浮佛、拘那含牟尼佛、释迦牟尼佛） 这些千年前的辽代原塑，拥有同一张面孔，同样的坐姿（跏趺坐），以不同的手印区别身份。 虽然头脸与胸间铺满尘衣，依然难掩华美的服饰、繁复雕镂的背光、绚烂的色彩。 佛塑的安排充满着文化融合的意味： 唐代造像法相庄严的特征被忠实的继承，代表着契丹文化对中原佛文化的接纳； 而北方民族“人王即法王”的传统观念则体现在七佛同现的布局上，分别对应了从建造者耶律隆绪向前追溯的7位契丹人王。 如果说七佛的伟岸最令观者震撼，那么七佛身边的14位胁侍菩萨则以其近乎绝对的美征服观者。 在佛学世界中，菩萨是更接近于人的化身，是沟通佛界与人界的桥梁。 造像中的菩萨因此往往不用像佛像一样严格遵守统一的规制，神态各异，身姿灵动。 大雄殿中的胁侍菩萨均呈侧身站姿，无一直面观者，他们手持佛七宝和各种法器，或虔诚仰望大佛，或含笑关切着人间，目光炯炯，神态自若。 其中一件手持降魔杵与摩尼宝珠的菩萨上身前倾，右肘后曲，侧身倒向身边的大佛，头部以一种尽现天真的角度仰着，肩部与背部的雕造与上色均肉感真实，最为生动。 胁侍菩萨成了庄严大殿上最柔和的一抹亮色，给予观者最温暖的关照，世俗的美中杂糅着优雅的神性，牵引出精神上的提升，令人不自觉的升起爱意与崇敬。 除了大佛和胁侍菩萨外，两边身高3.5米、威武的天王像，以及大佛莲座下栩栩如生的神兽，也同为辽代原构（部分修复中），这些雕塑构成一个完整的佛教雕塑群，这也许是我们最接近一座完整“唐代”皇家佛殿的机会。
这是大雄殿中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艺术品，却也是最难得的艺术遗存。 古代中国建筑讲究雕梁画栋，如今我们却几乎无法一见千年前栋梁上的彩画。 大雄殿数不清的梁架上，总面积2000平方米的辽代彩画幸运的躲过战火与翻建，飞天与彩凤齐飞，奇花异草飞蔓，堪称辽代建筑彩画之最。 其中42幅飞天彩画最为精彩，几乎可作为飞天彩画研究的范本。 飞天婀娜的身姿、绵长的飘带，沿着梁枋纵向铺开，达成材料与绘画的完美结合，与欧洲教堂中的天顶画功能如出一辙。 ——本该在空中飘舞的飞天出现在建筑空间的制高点，营造出完整而立体的佛国世界。 （图片来源：网络） 除梁枋彩画外，左右两墙通高铺满辽代佛像壁画，共10幅，使这座辽代第一大殿成为集建筑、雕塑、绘画艺术于一身的不朽之作。 建筑群 中国的古建筑通常以建筑群的形式出现，平面布局和建筑群的规模是衡量身份地位与礼制的重要准绳。 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奉国寺的原貌，除了大雄殿之外，奉国寺的其他建筑都是晚近时期修复增补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们只能通过想象还原元代以前规模宏大，洞阁林立，僧房齐具的皇家气象。 也只能通过同时期同类的建筑，想象奉国寺曾经的建筑核心——尺寸远超独乐寺观音阁的宏伟高阁。 独乐寺观音阁 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千年建筑至为罕见，更难及全貌。 他们仅仅拉开了中国建筑史面纱的一角，就已经流露出令人心驰神往的魅力。 在详细参观诸如奉国寺这样的古建筑时，一种天然的对中国文化中美的理解浮现出来，无须转译，仿佛沉睡已久的精神重新注入血液。 建筑与民族基因的联系不必多言，相信每一个亲临此处的人，都能真切的感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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