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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姬传（左）、许源来（右）与梅兰芳合影  京剧剧本结构的特点和警句 许姬传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梅先生应苏联专家的邀请，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作了《京剧的舞台艺术》的报告。现在摘录他介绍京剧剧本结构的部分∶ “京剧剧本的结构以往都是分场的，分场的好处是把故事、人物集中、概括地加以描写，挑除了烦琐的、不必要的叙述过程，集中表现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就生活的真实要求艺术地表现出来，那么舞台戏曲艺术的表演规律，就是通过上下场的形式来表现生活真实的。上下场的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主要还是由于剧本的不同主题，不同的剧情，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环境来决定的。场子与场子间的衔接能同时表现情景和人物，使写情、写景和写人物是一致的。” “京剧剧本的台词都是以概括、简炼的诗歌、具有音乐节奏、适合朗诵的语言组成的。这种语言的特点也是多样化的。有抒发剧中人思想感情，或介绍剧情、经历的独唱、独白，也有表现人物日常生活中对话式的对白，还有'背供'。 '背供'是表现剧中人在独自思考问题，自言自语地说出心里的话，表现形式往往是抬手举袖，与同台的剧中人表示隔开，他们是互相听不见的。这在外国戏中也有，举例来说，果戈里《钦差大臣》剧中，有一幕描写市长向假钦差纳贿时，市长∶'这笔钱如果他收下了，以后的事就好办了。’这句话就是在假钦差身旁，但又不作为对话说的。这种情形和中国戏的'背供’很相似。”
“中国戏的歌唱、念白根据中国的文字是单字发音，也就是能中国文字是一字一音的，除用鼻音时外，一般听不见字后的子音，如'猫’就念mao，不象英文 cat 有子音。因此每个字都有严格的音韵规律，并且都具有音乐性，而唱念的时候，却又是整体结合起来的。比如京剧《捉放曹》中两句唱词，'秋风吹动桂花香，路上行人马蹄忙’。每句虽是七个字，但唱时，则作'秋风——吹动——样花香'，实际上只分成三节。腔不能打破节拍，节也不能把句子打乱，句子又不能离开人物的中心意思。京剧唱词，基本上以七字句，十字句最多，尽管有长达十几个字的一句唱词仍不脱离二一二一三，或三一三一四的基本格式。多余的字，等于衬字。 念白除'京白’比较接近生活语言一些外，一般韵白都比较整齐，偶数句较多，念起来抑扬顿挫，很有节奏。好的念白也和唱词一样，要精炼集中，套言不叙。李笠翁讲宾白要'意多字少为贵’，是极有经验的见解，传统剧目中往往有一两句震荡人心的句子，足以点清主题，出色地刻画人物。 如《狮子楼》当武松向县官控告西门庆，县官不准，反将他杖责，他念道：'我兄长的冤仇无日得报了’，随从他的护兵（原剧本是土兵，因对国际朋友讲话，故改作护兵）忽插入一句白：'二爷，那西门庆难道说还胜似那景阳岗的猛虎不成！’这一句话，就震动了武松，也震动了整个的戏，使武松下决心去杀西门庆，多么有力量。” 1954年《狮子楼》电影片段 盖叫天饰演武松 京剧《群英会》“回书”选场 袁世海 饰演曹操 郑岩饰演蒋干 梅先生认为戏中的“警句”，如同菜肴里的“味精”，能够提味开胃，又如饮佳茗名泉，能使芳留齿颊，舌本回甘。在《群英会》“草船借箭”里，曹操下了场，蒋干的独白：“吓，怎么又坏在我的身上，哎呀，这曹营中之事，实在难办，吓，难办的很吓！”这句话的妙处，在于点清了曹营的“着着让人高”，中计失败后，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形，怎么又坏在我的身上的“又”字和前面的“盗书”紧密呼应，同时也十分形象地描绘了蒋干的尴尬狼狈、无以解嘲的“洋相”。所以是典型的“警句”。 《穆桂英挂帅》第五场里，穆桂英表现思想斗争胜利后所唱“难道说我无有为国为民一片忠心”一句，是他反复修改过的。梅先生能∶“如果不用这种口问心的句法，就会大大冲淡气氛，影响表演。” 最近，我在周信芳先生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的盛会中看到周老演出的名剧里，都有令人难忘的“警句”，如《义责王魁》里，王中念∶“我家相公平日言语柔和，今日为何这等模样？唔∶中了状元了。”这句台词很好，而周老念得更妙，给我的印象是，这位老王中没有看见过状元，他以为中了状元就会改脾气，周老用幽默的神情语气来嘲讽当时这种一朝身荣耀，忘却旧糟糠的衣冠败类无耻文人是入木三分的。
《义责王魁》周信芳饰王中 齐英才饰王魁 （1961年12月12日 北京 首都剧场） 这如同名画家老年的作品，着墨无多而神韵独绝。可惜梅先生逝世了，他如果听到这种“警句”和看到这样精彩的表演，一定会拍手叫绝。 这些警句是怎样来的呢？当然首先是和剧本的结构有关，有才华的剧作者根据剧情发展才能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像《狮子楼》武松正在犹豫不决时，才逼出土兵这句话；《群英会》曹操中了孔明借箭之计，拿蒋干出气，才把蒋干的牢骚话引出来；《义责王魁》里王魁中状元后，神情有异平日，王中才有这点疑问。而穆桂英如果没有这个思想转变过程，也就很难能出这句符合爱国女英雄的气概的心里话来。 但梅先生也说过，有些剧本言言得当、句句切题，即使没有上述的警句，仍不失为佳作。为警句而警句，不一定能增添剧本的光彩。 周信芳、梅兰芳二位艺术大师，他们早年同在“富连成”搭班，解放后一同参加革命，所应行当虽不同，但演出各种类型的人物、吸收各方面的营养来丰富创造，却是一致的。 梅先生以他四十多年的艺术积累，成功地塑造了晚期穆桂英的典型形象，周先生集中了他一生所演的衰派老生——院子苍头戏的经验，出色地完成了王中的典型形象，我认为这两个戏是他们二位晚期的代表作。而听以给人这样深刻的印象，又是和他们精选题材、善用所长密切相关的。（未完待续）【来源：《剧本》1962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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