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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三千年思想文化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毛泽东特别钟情于春秋 战国之时诸子百家自由讨论热烈争鸣所涌起的波光浪彩…… 先秦诸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的主体，“百家争鸣”是先秦诸子创立和传播学说的广阔平台。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名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列子》《孙子兵法》《墨子》《管子》《商君书》《鬼谷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 先秦子学开辟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 先秦子学在年深日久的流传中，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约定俗成的文化心理。 哲人常讲：儒家拿得起，道家放得下，墨家挺得住，法家做得彻，兵家干得成！ 人们常说：入世则孔孟，出世则老庄；儒家重修身，道家讲炼养；儒家治世，道家济世。。。 一生中从先秦子学中不断汲取精神营养的毛泽东，评论“百家争鸣”和先秦子学也是他口中笔下的经常话题。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两千四百余年前“百家争鸣”的学术运动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百家争鸣”学术方针，有一种血缘式的内在联系。 1956年夏初，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史称“双百方针”）这一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所以能够提出，其前提包括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历史经验。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个历史过程。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年，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是“百家争鸣”。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4月2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做总结讲话，正式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一项基本方针。 其中他讲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 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四天后的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总结讲话中又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作为提出“双百方针”尤其是提出“百家争鸣”的历史借鉴，毛泽东在四天的两次讲话中，都特别提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 这是为“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寻求历史根据。换句话说，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活动，为当今提出“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性提供了历史佐证。 毛泽东谈历史上的“百家争鸣”，讲清了三方面内容： 一、“百家争鸣”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情。 关于“百家争鸣”发生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有两种提法： 一种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 一种说发生在战国初期到西汉中期汉武帝时。 这两种提法，只是后一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在时间上后延了八十年（秦统一到汉武帝继位，前221—前140年），只是“百家争鸣”结束于秦“焚书坑儒”，还是结束于汉“独尊儒术”？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百家争鸣”经历了三个阶段： 1；春秋末战国初为发轫期。 随着老子、孔子、孙武子在此期的出现，随着《老子》《论语》《孙子兵法》的编撰流行，儒家、道家、兵家开始创立成型，这一时期各家主要是创立学说，互相辩驳的情况并不明显。 2；战国之时为兴盛期。 此期儒家的孔子诸弟子、子思、孟子和荀子，道家的庄子和列子，墨家的墨翟，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兵家的吴起、孙膑和尉缭子，以及名家、农家、杂家、阴阳家、小说家、纵横家的各类代表人物纷纷登场，各家争相授徒讲学，著书立说，辩驳攻讦，激浊扬清，高潮迭起，持续不断。 秦、齐、楚等大国发动统一全国的争霸战争，使鬼谷子、苏秦、张仪、鲁仲连等纵横家登上历史舞台，纵横之术左右学术历史几十年。 齐国“稷下学宫”的出现，使文化精英东移，汇聚齐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和鼎盛时期。 3；秦统一到西汉中为衰落期。 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遭到重创，百家萧疏，法学独秀是凭借专制的力量而得以短暂的独尊。汉初与民休息，用黄老之术，实际上是道家崛起，领袖学术。汉武帝用董仲舒之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独领风骚成为“在朝”学派，其他各家被打入冷宫成为“在野”学派。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过渡时期，由于封建主义经济和私有制的发展，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的演变，以及士阶层的形成，在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灿烂时代。 这个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诸侯国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激烈，代表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于是出现了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百家争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 参加百家争鸣的各种学派，史称“诸子百家”。其言“百家”，形容学派之多、著作之众，并非实数。 鸣，指有所抒发或表达。 “争鸣”，指自由论辩，各抒己见。 “百家争鸣”，指我国古代春秋末至西汉初儒、道、墨、法、兵、名、杂、农、阴阳、纵横等各家在政治上、学术上展开的各种争论，形成其诸子蜂起、学派并作、学术繁荣、自由论辩、相互争鸣的盛况和局面。 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思想家评述过“百家争鸣”： 庄子探讨了诸子百家的成因和特点，有论述为：“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庄子·天下》） 荀子亦言：“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是说“百家异说”的出现，实则因为“诸侯异政”的现实需要。 庄子和荀子只说“百家”，并没有区分哪一家。《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对其所论及的学派，都是只举人以为代表，而未标家名。若以后来所分家数核之，二者所论皆不外儒、道、墨、法、名五家。 直至西汉太史令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概括为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并对各家学说之短长进行了剖析。（《史记·太史公自序》）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据刘歆《七略》，又将百家分为十家九流，除六家外，增加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除小说家外实为九流。 班固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 班固并就十家的起源及其学说的优劣短长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百家争鸣”是说大家自由争论 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主要围绕“古今”“礼法”之争和“天人”“名实”之辨展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以及哲学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各个领域。 战国早期法家商鞅就反对儒家《诗》《书》《礼》《乐》文化。商鞅反对儒书与儒术是很突出的。《韩非子·和氏》说：“商鞅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显然，商鞅变法时就烧过《诗》《书》。至于反对儒书与儒术的实例，《商君书》中不胜枚举。如《商君书·农战》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这是说儒家的书《诗经》和《书经》都有害于重农重战两个政策，不利于法治。《诗》《书》《礼》《乐》，都是儒家的教材。商鞅为了贯彻他的农战政策，决意反对这些。 战国末期法家韩非也反对儒书儒术。《韩非子·五蠹》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正是继承商鞅反对儒书儒术的主张。法家以儒家为对手，道家也是如此。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道家书《庄子》杂篇有庄子后学所作《盗跖》一文，专攻儒家鼻祖孔子。这则寓言故事是以义军的领袖盗跖与孔子的对话为纲目，在往返对话中，盗跖慷慨陈词痛斥孔子的虚伪和尧、舜、汤、武的罪行，其主旨则在于抨击儒家所推崇的古代圣贤的作为，批评儒家提倡的礼教规范，讽刺世俗儒士对荣华富贵的追逐，反衬道家尊重人的自然本性，提倡顺天之理，轻利全生思想的正确性。 墨家与儒家争鸣毫不含糊，痛快亮出旗帜，《墨子》中设《非儒》上下篇。墨子借晏婴丑诋孔子的话说：“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又说：“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由于儒者“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就会不可回避地“陷于饥寒，危于冻馁。”（《墨子·非儒下》）因此，“儒之道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 战国中后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都城临淄成为学术中心。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拥有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优厚的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齐国稷下学宫的建立，又为百家争鸣繁荣文化创造了客观的有利条件。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王（前356—前321年）初年，学宫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招纳天下贤士荟萃于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到齐宣王时，“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到齐湣王、齐襄王时期，荀况“三为祭酒”，“最为老师”。 学宫之终结，大约在齐王建时期。前后绵延近150年，最盛时竟聚集数千人。稷下学宫广招人才，各家各派兼收并蓄。 战国诸子之主要学派都有重要代表人物出入学宫。 如儒家前有孟轲，后有荀卿，另有颜斶、王斗、田过、公孙固等； 道家及黄老学派有环渊、接予、季真、慎到、田骈、彭蒙等； 墨家有宋钘、告子等； 名家有尹文、田巴、兒说等。 法家有慎到、田骈等亦属法家，或称道法家； 阴阳家有邹衍、邹奭； 纵横家有淳于髡、鲁仲连等。 学宫诸子荟萃，各展其说，论辩自由。 《史记正义》引《鲁连子》曰：“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此论辩之盛可以想见。而徐劫弟子、年仅十二岁的鲁仲连以田巴之言空洞无济于实事，斥之曰：“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竟使田巴叹服而“终身不谈”。 孟子是天下知名雄辩学者。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时期，孟子两次入齐住十余年时间，在稷下学宫讲学，都曾受到重视，被授予“客卿”的礼遇。百家争鸣，孟子所以好辩善辩，也是出于捍卫儒家学说的需要。孟子认识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杨朱和墨家学说的兴盛，严重威胁到儒学的命运和生存。孟子批判杨墨“为我”与“兼爱”的学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拒杨墨，同时也批评其他学派的思想。他关于“性善论”的思想，许多就是在对告子“性恶论”思想的批评中阐明的。 孟子批评兵家说：“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这显然是反对兵家重战、备战、善战学说以及法家“奖励军功”和农战政策，从而确立儒家非兵休战的思想。 孟子批评农家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说明社会发展必须有分工，治国者不能兼事生产，其思想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现实。许行主张无分贵贱君民并耕的理想是好的，却不合乎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只能流于空想。 孟子在与不同意见的辩难中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批评争鸣可以看出当时的学术风气。 “百家争鸣”既表现为诸子的分歧，也表现为诸子的融合。“百家争鸣”的自由论辩，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各家思想学说的相互汲取与融合。 各家对于先秦的学术都有所损益，因而都有所创新，同时也有所继承。 诸子百家互相发难批驳，欲证明对方错自己对，就要认真探明辨清对方的弱点，以图击中要害；又要看准对方的长处，经过汲取加工，为我所用。因此，当时的思想界虽然分为各种学派，但又始终存在着“道为一体”的观念，走向融合。 战国晚期儒家代表荀况，长期熏陶于稷下学宫，其时社会发展明显趋向于政治统一的历史趋势，与稷下学宫各家思想相互撞击、汲取、交融的学术环境，在荀况的思想学说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荀况并不偏激，他注意分析各家学说的短长。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体，兼取道家、法家、名家之长，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荀学思想体系。 墨子虽然尽力非儒，但墨儒毕竟有着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和同源共生的文化根基，这使两家在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上渐渐趋同。如墨子主张“兼爱”“爱无差等”，并以之批判儒家的宗法道德观念。然而，在不少方面，墨家的价值取向几乎与儒家如出一辙，墨家把父慈子孝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作为天下丧乱的原因。 在《尚贤中》里，墨子认为：“入则不孝慈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由此可以看出，墨家与儒家虽然对立，但他们仍有不少相通之处。 稷下学宫的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大融合。这种融合在杂家著作《管子》中有充分体现。 根据现有资料判断，《管子》中的某些篇章反映了管仲的事迹和思想。战国初年，“田氏代齐”，夺取了齐国政权，继承和发扬了管仲的思想，实行变法，形成了管仲学派。 《管子》其书绝大部分是管仲学派的文集，也掺杂了其他稷下学者的论述。 《管子》其书内容异常丰富，近人罗根泽《管子探源》说： 《管子》……在先秦诸子，裒为巨帙，远非他书所及。 《心术》《白心》诠释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 《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 《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 《轻重》诸篇又为理财之语； 阴阳则有《宙合》《侈靡》《四时》《五行》； 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 地理则有《地员》； 《弟子职》言礼； 《水地》言医； 其他诸篇亦皆率有孤诣。 各家学说，保存最夥，诠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 可以说，《管子》吸纳先秦诸子的精华，兼有道法两家之长而无其短，又掺以儒、兵、农、阴阳各家学说，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杂家，任何一家的思想均不足以涵盖此书的丰富内容。 任继愈认为，管仲学派是战国时期齐人继承和发展管仲的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派，它介乎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二者之间，对宗法制采取半保留、半否定的态度，主张把宗法制和中央集权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礼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强调以法律来加强王权，又重视用宗法道德来巩固封建统治。说到底，它是百家争鸣诸子融合的产物。 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变革。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其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纵向延续和横向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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