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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9年上小学。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需要学习的英雄成批涌现，雷锋、王杰、刘英俊、欧阳海、麦贤德等等，有点学不过来。“思想革命化”，“备战备荒”，“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火红的口号植入一届届学生的大脑。如今我满头白发，如果还经常出现一些不着调儿的行为，那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学英雄学得太当真了。
诸多英雄形象里，有一位越南南方的英雄阮文追。他在抗击美帝侵略的战斗中被俘，宁死不屈。南越伪军杀害了阮文追的战友后，带他看空棺材，拉开枪栓让他看推进枪膛的子弹，意在威胁恐吓。阮文追不为所动，慷慨赴死。我认真拿阮文追对照自己，简单的理解就是“不能怕死”。
当时没去琢磨越南人的姓名问题。后来知道，“阮文×”是越南常见的名字。
1 1968年我下乡到云南省澜沧县惠民农场二队。干了三年活儿以后，被调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念稿子。
1973年1月，《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签署。美军于同年3月撤出越南南方。和谈期间，美方在已经决定撤离之际，于1972年12月出动B-52、F-111对越南北方进行了连续12天的大规模轰炸。播送“踏着敌人头颅前进的声音”的《河内之声》广播电台成为废墟。
中越双方对此早有沟通安排——《河内之声》广播电台转移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继续工作。实际上，《河内之声》广播电台的大部分人员在1972年底就到了昆明。几乎在《河内之声》广播电台被炸毁的同时，该台所有波段的节目改由云南台的发射塔发射播出。
云南省广播事业管理局成立“73.1办公室”，负责中越双方对口衔接。《河内之声》广播电台在华代号是“59团”。
当年省广播局和省广播电台都在昆明市的五华山光复楼里。昆明人民广播电台没和省台分开，人员是同一批人，发射波段不同而已。我们播音组负责的节目就包括《市台新闻》。五华山上还有一个昆明电视台，云南电视台的前身。
1972年底那几天，局台各级军代表纷纷换上了便衣。局里的总代表、副总代表穿上赶制的毛的确良中山装出来溜达，顾盼自如。“73.1办公室”的接待组有一位女的专管人员，成天背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包（那时候没有坤包），装着成条的云烟、红塔山，接待外宾用。下面人管那包叫“油水包”。
我们播出部占了光复楼三楼整整一层，五间录音机房腾出三间，供“59团”使用。云南台除了普通话播音，还有景颇语、傈僳语、拉祜语、德宏傣语、西双版纳傣语等五种兄弟民族语言播音，《对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广播》要用昆明官话播出，所以录音机房不够用。这就又在五华山北面球场边警卫连住的二楼，把两间以前的备用录音室整理一番，给云南台用。备用录音机房多年不用，空气相当差，进屋前要开几分钟抽风机。
那段时间，在光复楼三楼老看见笑嘻嘻的越南播音员。走廊里错身而过，语言不通就点点头。中方给他们一人做了两套毛的确良西装。“59团”大概是文革后期昆明大街上第一批穿西装的人。他们是国家广播电台，来了九十多人，共30多个语种对东南亚和世界播出。播音员和编辑是专家，录音员和增音员是工人。这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这边很平等。越南人普遍比我们洋气，“女同志”烫发，“男同志”搽头油，锃光瓦亮。不像我这样穿着补丁裤子进播音室。
越南录音员虽是工人，也比我们“小资”。那几个小姑娘不忙的时候就冲窗口唱《哎呦，妈妈》，当然是用越语。那天我走在楼外面，听了会心一笑。1973年，这在中国是不折不扣的黄歌。唱了以后至少要在团支部会上接受批评帮助，还得再重温一遍“老三篇”什么的。
一次我和刘长平各夹着两大盘录音带去光复楼三楼录音。刘长平原先是和我同一个农场的知青哥们儿，河北北京中学“老初二”，曾在北京市少年宫话剧组和布谷鸟合唱团呆过。他容貌标致，嗓音极好，表演天赋过人，没事儿就学着未来老丈人的山东口音编演话剧小品。他在北京广播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期间，去鞍山实习，是中央台播音员齐越带的，得了播音界大师真传。这么说吧，后来在昆明电视台基础上成立云南电视台，调刘长平过去，他就成了云南的赵忠祥。要是拿我和刘长平比，我就是卖西瓜的。 
1970年代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的部分人员。后右六，刘长平。后右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方明，本名崔明德，短期来云南台进行业务交流指导。后右二，宗明华。后右三，本文作者。 刘长平声貌俱全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那天进了录音机房，前一个节目还在审听。我们俩把胳膊肘支在一大排落地式大录音机的玻璃盖板上聊天。有人从我们身后搂住了我俩的肩。年轻人打打闹闹是常事儿，我们都没在意。可是我闻到一阵香风（别问我什么牌子的香水，我怎么知道？）就缩头躲开了。再一看，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越南女播音员。我一溜烟儿跑开，撇下刘长平被香风裹挟。
我没把哥们儿丢下不管，跑去报告军代表。省广播局的军代表来自比较特殊的部队，我们播出部的黄代表是法语专业的。那天黄代表法兰绒上衣领口里扎一条花格真丝围巾。这副绅士打扮儿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得知道那时候比“批林批孔运动”还早一年。
刘长平怎么被黄代表解了围，我记不清楚了。大不了用岔开话题，把越方人员引到一边的调虎离山之类的计谋。后来，有人解释说，那越南女播音员（越南语播音员，他们的台柱子。估计也可以讲一点法语）的丈夫是越军战斗机飞行员，不久前被美军击落云云。
因为水性不错，我有几次被“73.1办公室”的军代表叫去陪越南人游泳，安全保障的意思。
一次是去大观楼划船。“59团”团长是越共中央委员，胸前有好多奖章那种。团长五十多岁，负过伤，一条腿是假腿。他一条腿踏上船、另一条腿在岸上的时候，船漂开了。团长在船和岸之间做劈叉动作，临危不乱，面带微笑。众人慌作一团，赶紧把船拽回来，没出事儿。届时我二十来岁，对团长谦和安详的微笑很佩服。
还有一次是去东风游泳馆。东风游泳馆里是大理石砌成的温水游泳池，一个越南男录音员比较愣，一猛子扎下去，撞到池底，肩膀脱臼，我下去把他抄了上来。后来“73.1办公室”的军代表就对别人说，这是“我们救护队长”。其实他就顺嘴一说。实际情况是各部门叫来几个男女小青年，跟着越南人，别让他们出什么危险，没有救护队。
第一次中越文艺联欢是在光复楼三层楼挑高的大厅。省外事办什么的杂七杂八来了一堆。先是越方报幕员让我们目瞪口呆。不到三十岁的法语播音员，混血儿，真——漂亮，我等惊为天人。私下还不敢多议论，只敢说人家舞台风度好。那时我们都要学作“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嘛，所以对人家的美貌当然要装看不见。然后是越方的电吉他演奏，还是夏威夷式弹奏，《长江，红河》，文革前的歌曲。又让我们目瞪口呆。当时国内只有样板戏，又晚了好几年才播出电吉他演奏的纪录片《潜海姑娘》背景音乐。
当时还没有《阿佤人民唱新歌》，云南台这边是表演唱《大寨，亚克西》，斗笠舞。云南台少数民族语节目的人员编制叫“第二编辑部”，“第二编辑部”的傣族舞很不错。云南台播音组男声小合唱比较牛，当时在昆明连军区的国防文工团都不怵。几支歌里有一首阿尔巴尼亚歌曲《战斗吧，越南》。结果没几天上面来通知，“不要唱第三国的歌”。见鬼，我们这些念稿子的，哪儿知道当时苏、越、中、阿是什么复杂的关系？后来只好现学越南歌。
那天最后是两边人搂着肩膀唱《越南中国山连山》，共同演出竹竿舞。总的感觉好像是越方文艺水平比我们高一点似的。云南台的小青年沉不住气了，觉得没发挥出来，卯着劲要和越方再杠一回。于是拉来省广播器材一厂、省广播器材二厂的人。大家知道，文革中部队师一级都有文艺宣传队和球队。其实，各单位招工调人，也侧重文艺和体育专长，在单位弄个文艺宣传队、篮球队什么的。所以第二次中越联欢，一厂、二厂的“文艺骨干”踊跃加入，歌舞器乐服装都加强，排场也大，两边大致旗鼓相当，中方略胜一筹。
那个“第三国”的阿尔巴尼亚歌曲《战斗吧，越南》，让我和阮文强搭上了话。播音员夹着录音带往录音机房走，一般进播音室之前，一路上都要溜溜嗓子，那天我就唱这歌。走过拐角，正遇上阮文强从楼梯上三楼，笑嘻嘻地夸赞“唱得真好”。
他用汉语普通话告诉我，他是他们台的粤语播音员。天，他们还分得这么细！还什么粤语播音员！后来一起看电影版革命现代芭蕾舞《白毛女》，阮文强对我说，“大春儿真英俊。”他的对手（男女对播）个子不高，叫小丁，相貌姣好，冷艳无语。既然颇冷艳，我也就没请教人家的芳名。
“59团”也请云南台的人看越南电影，一般在郑庄招待所或翠湖宾馆100号。你想，人家那边几十年战争不断，1954年才产出第一部纪录片，电影艺术手法比较单一。有一次散场出来，同去的北京一〇一中学“老高三”的宗明华说：“什么呀！”“么”是重音，而且拖得较长。“什莫——呀”当然是对人家电影不以为然。没几天军代表就发话，不要说人家电影的怪话。我和宗明华一分析，想起当时冷艳的小丁走在我们后边，肯定是小丁向他们领导汇报了。听说小丁原来家在广州，文革中被红卫兵抄了家。连“什莫——呀”的含义都听得出来，这汉语水平不低了。
“59团”/《河内之声》广播电台在昆明工作将近一年。他们回国的时候，省广播局组织人去南窑火车站送行。好像省外办也组织了不少人去，有省歌舞团、省话剧团的。因为那年头，只有文艺团体的演出服里有西装领带和少数民族服装。看着省歌、省话的人西装领带地在绿皮火车窗下挥舞塑料花，我身边一个小青年忽然冒出一个糟感人的词儿：看，一帮“业余华侨”。
至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我们日常播出的稿件里都很明白，中国协调召开了“三国（柬老越）四方（越南南方）会议”，越南人民军和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节节胜利。1975年春，西原、顺化—岘港、胡志明市三大战役后，越南全境解放。1976年南北方实现统一。
我并不安心广播工作，不爱念别人写的稿子。那时候所有消息的第一句都是一样的，千篇一律。你信吗？统统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过了一阵子，变成“在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凯歌声中”了。这一天到晚的，谁受得了呀？哪儿有什么新闻哪？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学离开了云南台。宗明华考上了昆明工学院。后来留校，多年前就听说当了副院长，那时昆明工学院已经升格为云南理工大学了。 2 我毕业后去报社工作。《河内之声》和阮文强、小丁等等人和事已经翻篇，退到记忆深处。
1985年10月到11月，我参加全国记协采访团，去云南省麻栗坡县采访老山对越自卫还击防御作战。记者们开玩笑，把《工人日报》的何金武叫“越共”。作战双方都是共军，解放军跟人民军打。
我随一个记者组到承担老山主要防御任务部队的休整地带南温河采访了十几天。南温河采访结束后，本来采访团已经回到落水洞集中，这时得到获准随侦察部队行动、采访潜伏捕俘作战的消息。
记者想上前沿或采访作战行动，不容易。要看部队指挥员愿不愿意担这个责任。
我曾想跟着换防的分队和军工队去前沿。10月20日在曼棍洞指挥所采访女兵电话班，听说一位副师长次日凌晨1点要送一支小部队上前沿，我要求跟着去。副师长在饭桌上说：“喝了再说。”他发动邻桌的步兵团、炮兵团的几个首长过来敬酒，我上前沿心切，喝就喝。《报日人民》记者魏巍数着，总有十来杯。到凌晨１点，我可着大岩洞找副师长，见不着人了。
告诉我这个采访机会的是《光明日报》摄影记者吴力田。我和吴力田11月1日从八里河东山赶到邻县军供站，等待和侦察大队二中队会合。
下午4点，二中队两辆指挥车和三辆卡车开进军供站。这批军人下车、卸车，无人喧哗，动作敏捷准确。有些人穿着当时还很少见的迷彩服，其他人干脆穿便衣，没一个人戴头盔。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85式消音冲锋枪和79式微型冲锋枪。1985年部队没配发迷彩服，侦察部队和正面防御阵地的突击队的迷彩服都是从浙江民营公司做的。
二中队是营的架子，军官高职低配。34人的前出捕俘队，营、连、排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帮人参加过80年代初的华北大演习、1984年阅兵。跳伞、驾驶、通信、爆破、多种轻武器射击、格斗，样样熟练。照中队长马振祥说的，“就剩不会开航天飞机”。
马振祥是这次作战的指挥员，就是他敢带记者上战场。他和我同岁，我们成为终生朋友。1993年武汉市最后一次“7.16渡江”活动的时候，马振祥担任当地武警总队总队长，准许我参加武警部队的红旗方阵渡江。
1998年长江抗洪，8月16日沙市水位45.11米，高于1954年分洪水位44.38米，国家和湖北省两级防总都做了荆江分洪的准备。我在荆江分洪区北闸爆破点碰到了马振祥。他正指挥武警部队埋设炸药。20吨炸药已经埋放在2800米长的北闸防护堤上，两套引爆系统敷设完毕。一旦上级下令，即炸开北闸外围的防护堤，北闸提起闸门，实施荆江分洪。17日凌晨，副总理家宝温飞到沙市，沙市水位45.13米。凌晨2时，中央在最后一刻选择“暂不分洪，继续严防死守”。马队长用车带我回公安县城。荆江分洪区公安县56万人已在几天前离开家园撤进安全区。沿途所见，广袤大地村村空无一人，偶尔看到几个巡逻的民兵。家家户户门窗敞开，这样过洪水的时候，房子不至于倒塌。
马队长在军供站宣布登车时间以后，部队解散，老兵们换了便衣进县城买烟。还有一位老弟竟然买了一只活鸡，杀了炖好装进塑料袋里带进潜伏地域。或许他觉得部队配发的高原食品太单调了吧。
2日零点登车，没有集合哨音。九十来号人，带着装备登车，鸦雀无声。只有熄着灯的三辆卡车和两辆指挥车发动机突突响。
从军供站出发，车队在群山里闭灯行驶两个多小时。
在颠簸的指挥车里，通讯员杨玉华在嘴里并排抿上三支烟，点燃了，递给司机一支，司机身边的马队长一支，我一支。车里漆黑一团，我花两分钟熟悉了一下杨玉华的79式微型冲锋枪。
凌晨３点10分，部队下车。黑黝黝的大山里秋虫鸣唧。马队长分别向各分队、组最后明确一次作战方案。３点30分，炮兵分队、高机分队、前出捕俘队、指挥组、观察组先后出发。我被指定随指挥组行动。估计进行了近２小时强行军，顺着马帮踩出的小道穿越山岳丛林。
约5点半，指挥组到达潜伏地域预定位置，隔着一条深谷同越军阵地遥遥相对。在一堵巨大的岩石下挂起一张伪装网。玉米秸上铺一层军毯，打了地铺。
大概因为经度偏西的关系，将近６点了，天还没亮。不久，851步谈机传来各分队到达潜伏位置的报告。前出捕俘队下到河边，准备第二个黑夜进入伏击位置。中队各分队、组的主要人员都背着851步谈机，戴着耳机和喉头送话器。一人讲话，整个作战地区各单位都听得见。
天亮以后，两个战士咣咣地砸开铝壳背箱，支起一具40倍炮兵观察望远镜。动静不小，我直怕越军听见。
马队长开始“问”望远镜那边的越军：“嘿，伙计，吃的什么，咱们换换？”
远处山对面的两名越军没搭理马队长交换食品的建议，根本听不见。
我们这边伪装网下，用固体燃料加热软包装高原食品——配好的炒米饭还有几种现成的菜。后来我在中国军队最南的哨所——华阳礁高脚屋巧遇在八里河东山打过仗、后来军校分配到海军陆战队装甲营排长陈寿斌，在海上他请我吃的也是这玩艺儿。
“那台阶上是什么？是鸡吗？”我盯着望远镜里的越军哨所问。
“不，是鸽子。”马队长说。
这天，指挥组赵参谋的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越南《河内之声》广播电台的声音。嘶嘶啦啦地听不太清。
这一年，老山防御阵地前沿的两个哨位出现过一次易手。战区有几十个高地，每个高地由多个哨位组成。哨位对高地而言，大致相当于支撑点，一般包括一个猫耳洞和几个单兵工事。越方过来攻占两个哨位，中方准备一段时间以后，再拿回来就是了。这在军事上很常见。就在中方短期少了两个哨位的当口，《河内之声》大肆宣传，说“收复”云云。越方电台广播，刺激了中方，一下子两边围绕两个哨位展开激烈争夺，构成1985年度老山防御作战的主要情况。
我到麻栗坡县的时候，中方已经收复那两个哨位。我在南温河休整地带了解到关于两个哨位的情况。
越方电台广播这个细节使我意识到，1973年在翠湖宾馆100号吃猪肉包子吃得拉稀的那帮越南同行，现在正在南边河内市里对华广播。目前我和他们的站位很敌对，我们的稿件也针锋相对。
在海拔1200米的高度，我和穿着裤衩和军绿衬衫的越军隔着河遥遥相望。第二天就要交火。我被历史的戏剧性弄得啼笑皆非。沧海桑田，河东河西。很魔幻。 3 11月２日白天过得飞快。因为闹肚子，一天只吃了一块压缩干粮。没怎么出太阳，一身单衣有点顶不住，幸亏有个战士借了一套迷彩服给我。
天黑之前人们走出隐蔽位置活动了一下。这一夜，不知哪钻出来的跳蚤闹得没法睡。
我们对面约800多米，是一堵极高的悬崖。这天夜里，前出捕俘队将爬到悬崖上沿，接近那里越军哨所附近的一条小路设伏。对面群山时常有汽车前灯移动，再微弱一点的，就是手电光。
11月3日凌晨4点半，步谈机的蜂音响了。马队长相当劳累，我推醒了他。前出捕俘队到达５号位置——设伏位置。设伏地点植被极矮，隐蔽条件比预想的差得多。
天亮时二中队进入阵地。指挥组和高机分队阵地在一起。观察组在左翼50米处。100毫米迫击炮分队阵地在我看不见左后方。
７点40分，步谈机里观察组报告：“两人边走边搜索”，“后边一个带枪”。
马振祥在851步谈机里断断续续通报情况。前出捕俘队又分成捕俘组（含捕俘班）、火力支援组和救护接应组。捕俘组下的捕俘班在山坡上一条小路的下边，10个人，配有几支79式微冲和56式突击步枪。第一捕俘手、第二捕俘手都安排已定，指挥员王中良是捕俘组副组长，在部队是一名副连长。在他们左侧20米处一个土包后面，是捕俘组的四名冲锋枪手，两支56式突击步枪，两支85式微声冲锋枪。其中有捕俘组长赵云福，也是一位副连长，他和这三名枪手在一起。火力支援组和救护接应组在捕俘组的右侧后面约80米。救护接应组配有通讯、医疗人员，组长是薛副营长。1985年尚未开始第二次授衔，薛在34人中任职最高。
捕俘组趴在小路下边，伏击地段与小路平行延伸６～７米左右。这６～７米安置了两具叫做“鬼子懵”的自制装置。“鬼子懵”是马队长发明的声光发射器。用一支电筒，把灯泡在砂纸上磨破一个小孔，从小孔灌进火药，再装回电筒，电筒的反光碗也放满火药。这样改装之后，手电通电之后的情况可以大致猜到——突然的爆炸声响、火光和烟雾，但是没有弹片杀伤。遇到这种情况的人无从判断，只有就地卧倒，这时捕俘手扑上来就方便多了。
“四个彝族姑娘健步走过主席台！”马队长在851中说。９点多的时候小路上已走过好几拨越南边民。捕俘组被人发觉的危险越来越大。马队长的顽皮话语实际上是想消除大伙的紧张情绪。“冻了一晚上，浑身发僵。可别到下手的时候拿不出动作来。”
10点10分，马队长突然说：“……来了两个。前一个穿军装，后一个穿黑褂子，都带枪。赵云福，目标出现，看见没有？离你还有100米，前100米没人，后有三个老百姓，一男两女。这两个人很利索，看见没有？回答！”
“通知炮兵分队准备！”851步谈机之间相互听得见。而我只听得到马队长的声音。
“赵云福，他们前头50米有两匹马。你们前后没敌情，放心大胆地干。准备——”
“同志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又是半开玩笑，以消除前出捕俘队的紧张感。
10点15分，我们这边看到对面的大山的一处爆开一片白烟。
接着竟是一阵密集的枪声。
原方案，如果偷袭得手，连枪都不用打，拖着俘虏回来就是。这下是打响了。打响和偷袭在撤出战斗的方式上完全不同。
即使在现场，个体的视线仍受一些限制。以下是现场情况结合战斗总结会上各组人员回忆的叙述。
“11.3”战斗中方参战人员只有一名轻伤。炮兵分队接到改变射击方向的命令，一个战士移动100毫米迫击炮，把滚烫的炮管扛上肩时，脖子让炮管烫掉一块皮。倒是轮战结束后不久，有一位军官——副连长王中良因癌症去世。王中良在“11.3”战斗中是捕俘组副组长，位置在捕俘班，负责指挥捕俘班行动。
总结会上王中良关于“11.3”战斗的发言：
“11月2日晚利用地形通过敌人哨所，互相拉拽，绕了个大弯路。休息时只能在小路上，路边有雷。（3日）1点40到达位置，植被差。选择位置在预定位置右侧。改造植被，俩人警戒，其他人找相同的草。3点30分潜伏完毕。坡度较大，站不能站，蹲不能蹲，坐不能坐。肚皮贴着陡崖，坚持了７个多小时，直到目标出现。5点30分艾头哨所方向来了两个小孩，在我们头上说话。后来老百姓也开始过，想咳嗽，捏捏嗓子眼憋回去。
“……后来四个人没判明（身份），只有放过。不久，队长说：'来了两个。’大家来劲了。事先早挖好了踏脚孔，这时都蹬好。听到队长说'放心大胆地干。’
“两个越军一前一后拉开了十几米。走到我们头顶的时候，前一个快出'鬼子懵’范围，后一个还没进来。我一手发射'鬼子懵’，一手把第一捕俘手推上小路。”
“鬼子懵”一炸，第二名越军撒腿往后跑，跑出十几米，转身，单膝跪姿，举枪就朝小路打。
这名越军的位置正好在赵云福他们四支枪的火力范围，越军马上被击毙。
头一名越军往前跑，被跃上小路的第一捕俘手一枪击伤。两名捕俘手将他制服。
一时枪声骤起。越方迅速判断情况，展开兵力、火力追击。几百米外的越军艾头哨所集合了一个保安连，附近村里出来约60名民兵。越军在一个小操场集合的时候，马振祥命令炮兵分队两门100毫米迫击炮射击，炮击造成杀伤比较大。从指挥组这边看，火光烟雾先起，后听到爆炸声。爆炸的烟团升起得很慢。
王中良带捕俘班和赵云福四人向火力支援组和救护接应组靠拢。伤俘已不能说话，被四个战士提着四肢往山下跑。追击的越军一手提枪一手断断续续撑着山坡，迫近的速度非常快。对面山中越双方都在指挥组和观察组的正斜面，越军在山上边一点，中国军队在山下边一点，双方之间需要有效的火力拦截。打得不及时，双方距离近了，就没法打了。
马振祥跳进14.5毫米高射机枪掩体，来不及指示目标，推开射手，拽一下枪栓子弹上膛，高机就响了，声音震天动地。那时不配发耳塞。
这一款高机正常预热是一个标准点射，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先按一、一二、一二三的节奏打一遍。马队长心里急，一下连续打出五六发子弹，高机枪管卡了壳。一个战士跳出掩体用捅锅炉的钢钎那么大的通条捅枪管。观察组那边一片喊，“高机！高机！”“高机不能停！”
高机分队有两挺高机，第二个高机掩体在马队长那挺高机的右边大约十米左右的山坡上。高机分队分队长李勇指挥第二挺高机继续射击，拦截越方兵力追击。
我记得战斗的激烈部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前出34名捕俘队带一名伤俘到达谷底准备过河的时候，越军停止了追击。只有火力追击，马队长说，对方也使用了100迫击炮和高机。
从潜伏阵地撤到越方火力的反斜面山坡，躺在草窠子里。等待、接应捕俘队的时间很长。他们用了近两个小时和二中队主力会合。一个个顺着山路爬上来，浑身湿透，几乎筋疲力尽。马队长和中队教导员曹志振站在路边，和捕俘队员一个个握手，给每人点一支烟。大家抢着把捕俘队员的装备背上，一起撤。
两小时山路行军到登车点，回到猛洞二中队驻地是夜里八点左右。留守人员跑出来迎接，七手八脚地卸车。军犬大黄跑来热情地用鼻子蹭人们的裤腿。一中队和三中队的领导也前来祝贺，大家在一个大棚子里喝酒，热气腾腾。
吃饭的时候，我听说了伤俘的情况。——阮文强，越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岁。
那肯定是同名了。《河内之声》的那个阮文强这时应该是三十多岁。
越南末代王朝是阮朝，阮姓人众多，胡志明也曾用名阮爱国。至于名字中间的“文”字，仅仅翻一下当代越南党政领导人的姓名，范文同、朱文晋、武文杰……“文”字多的是。尤其是阮文灵，和阮文追、阮文强就差一个字。
后经技术侦察证实，11.3战斗俘敌1人，毙敌17人，伤敌6人。其中高机毙敌4人、伤敌2人。
我写的是真实情况。但真实情况不一定都可以写出来。 4 1988年3月14日中越在南海赤瓜礁发生武装冲突以后，下半年我去南沙群岛永暑礁、华阳礁、渚碧礁采访。这次没和越军照过面。顶多是随575综合补给船航渡的时候，后边远远地跟着一艘不到1000吨的船，白色，575的人说，那是苏联的间谍船。再有，就是搭乘北拖717（拖船舷号）回大陆的时候，因为台风，北拖717有点偏航，被推到越占岛近海。 再看到越南人，就到2005年了。
我参加哈尔滨电视台大型系列纪录片《睦邻》摄制车队，驾车对与中国接壤的十几个邻国拍摄采访。从绥芬河口岸出发，逆时针行车通过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越南是最后一站。
上世纪90年代初，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老山轮战结束，中越边境局部地区武装冲突平息。中越党政关系正常化。边贸重开。
1999年底，中越两国签订陆地边界条约。
2000年底，中越两国完成北部湾划界。
2005年8月底，《睦邻》摄制车队到达越南。
大型系列纪录片《睦邻》分国拍摄的基本内容有几部分。一，所到邻国和中国的历史交往。二，所到邻国概况。其发展史、文化、经济，有代表性的、有特点的内容尽量不漏。每个邻国大约五至七集。
中越历史交往不好把握，说深了说浅了都不行。一路上请中国驻所在国大使聊交往史，介绍几句，都拣好的说，他们个个都能如数家珍。驻越南大使也是能说的说了不少，要是再说深了，就“私下聊可以”，不方便编到片子里去。
案头准备的大量内容一句两句不容易说透。越南公元前257年称瓯雒。前179年被秦兼并，设交趾、九真两郡。汉设南郡，其间发生过周恩来曾为之“道歉”的“二征起义”。三国为交州。679年唐设安南都护。939年脱离中国，968年建大翟越国。好在，历史可以简略一点，去说文化。越南立国以前和以后历代都遵从儒家文化，唐代还参加科举。宗教也是佛教，河内寺庙林立，而且也常见佛释道三教共存的庙宇。
经济方面，也必须说。我带一个摄制组到西贡／胡志明市。整个行程出发之前，我在胡志明市多个拍摄选题中就有一个得意的设想——“越南大米”。
我自以为这个“越南大米”题材张力大，信息充实，特点突出。
澜沧江／湄公河源自青海，流经六国，在越南入海。湄公河冲积平原河网密布，形成4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是东南亚著名的水稻高产区。西贡堤岸区是华人传统集中生活区，附近有米市。大米出口主要在西贡港。
1986年越共“六大”做出历史性决议，开展“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水稻大幅增产，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米出口国。
另有资料说，清军南下时，明将杨彦迪义不事清，率兵3000、战船50艘，着明服于岘港登陆。官兵融入当地，带去了先进的水稻耕作技术。
设想很丰满，画面很难找。水稻田容易找，想进港口拍传送带送大米装船，一时半会儿办不了进港证。“越南大米”选题一脚踩空。
说老实话，这种没有前期踩点的长距离多国行车拍摄，事前案头计划十有五六会踩空。不能在预定选题上吊死，就得在当地另找选题填充。越共改革后在农业的长足发展没拍成，改在河内拍染坊村、丝绸村和藤椅作坊，加上满街的丝绸店和旗袍，这些素材攒成一集片子不难。战后十几年轻工业、手工业和平发展，总算有所展示。
再就是拉动有限内需的民生经济，可拍的也仅仅是日用杂品商店。其他的，红树林越南南方游击队营地遗址、河内佛教寺庙等等文史题材再来几集，任务就完成了。
虽然越南那几年GDP增速持续在7%以上，但仍是一国之内原有产业的复苏。几十年战争过后，越南尚未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越南亟待外企进来办厂，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实现产业升级，融入国际市场。
2020年以后，世界产业链布局改变。一批国际知名企业从中国撤出，就近转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越南。日韩的大生产线就来了好几条，有东芝电器，有三星等等。越南二十多年发展缓慢的开发区七通一平的基础建设，突然加速，如有神助。这是后话。
作为100集大型系列纪录片的结尾，我们去下龙湾拍一个海上日出的画面，算是封镜。
封镜这天我见到同摄制队另一个摄制组的当地外联协作人员阿团。阿团二十几岁，长相很像、很像《河内之声》的阮文强，只比那个阮文强个子矮一点。我不动声色，天下长相相似的人多了去了。阿团姓什么、叫什么，我没问。另外，我们和越南人接触，双方都不提二十几年前的战争。《河内之声》广播电台就在河内，我想都没想是否去看看。估计那些曾和云南台的人勾肩搭背跳竹竿舞的同行们，也忘了在昆明五华山的日子。
时空无法穿越。走过，就回不去了。 2022年6月 本文由秦遥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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