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发生在老上海厨房间的那些事（作者：胡道轨）

黄之中 2022-09-04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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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上海老底子情

六十年代发生在

老上海厨房间的那些事

胡道轨

上海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房子，很多是几家合用一个厨房。

厨房把大家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于是，邻里之间，就有了互相的帮助，众多的温馨。当然，避免不了种种的矛盾。

想起发生在厨房里的陈年旧事，也是趣味无穷。

六十年代初期的兄弟姐妹：后排右起，大姐、作者。其余右起，五弟、八妹、七妹、九弟、六妹

1964年，厂里为父亲争取到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地址在裕德路逸村。房子在小区的第二排，是由橡胶厂的倉库改造而成。只有一层楼，屋檐不高，由于屋顶中间有一排凸起的气窗，所以层高很高，可以搭一人多高的阁楼。

我们这一门号，方方正正地隔成六间。每间十二个平方米。东面二间是我们家，大家称我们为宁波（籍贯）人家。西面二间是阿牛家。当中的后面一间是启东人（籍贯江苏启东，我们就这样称呼）住，当中的前面一间，就是我们三家合用的厨房了。厨房间朝南（向着弄堂）有一个大窗户，窗边有一扇门，三家都从厨房进出。

厨房间里事真多

我们是第一家搬进这个门号的，当时家里是八个人：父母，我和二个弟弟、三个妹妹（大姐支内去了河南开封，二姐早逝，四妹被人领养，都不在其中）。

第二个搬进来的是西边那一家，二夫妻，四个女儿和一个最小的儿子。儿子小名牛牛，刚刚会蹒跚走路。长得虎头虎脑，十分讨人喜欢。所以，那一家我们就叫他们牛牛家。牛牛的大姐和我家八妹一般大。

最后搬来的是启东人，虽然只有一间房子，也要住五个人：父母、大姐二姐和小弟。

这样，一个门号，要住整整二十个人。即使这样，我们三家，比原来的住房改善了许多。

厨房间靠墙放着三个煤饼炉。到了休息天，热闹异常。

那个年代，和现在相比，在生活上有两个显著的区别：一个是大家物质不富裕，老百姓吃的东西较差。另一个是强调口味，没有健康食品的概念。我们都喜欢吃油炸食品，尤其喜欢油煎梅童鱼（酷似小黄鱼），面拖蟹等，还喜欢吃油煎肉皮：把新鲜的肉皮切成麻将牌大小，放到油锅里炸，炸得两面黄黄的，胖胖的，咬起来特别有劲。

要是谁家油炸梅童鱼，整个厨房“烟雾”缭绕，鱼腥味弥漫。遇到下雨天，没干的衣服都凉在厨房半空，烟雾和气味更难散发出去。

当然，也会有“享受”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家买了一大包鸭脖。六妹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母亲用一个大号的铝锅来烧煮。加上了酱油、茴香、桂皮等调料，要烧不少时间。揭锅的时候，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牛牛的大姐，正在一旁，用铜吊给热水瓶灌开水，脱口而出：“好香呀！”我朝她在的方向看去，看到她的身后躲着一个小孩，探出圆圆的脑袋，瞪着两只大眼睛，朝煮鸭脖的锅里看。原来是牛牛。我看鸭脖已经熟了，拿了一个小碗，用筷装上二根，递给牛牛。他竟然回过头，摇摇晃晃地跑进屋里去了。我想：这可能是搬到一起的时间不长，不够熟悉的原因吧。

要说干净，启东人家，是我们三家中最最干净的。你要问：干净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一件事就明白了。他们家妈妈，整天在家里忙个不停。连锅盖也擦得干干净净。最最让人服贴的是：擦桌子的抹布，每天用完，都要擦上肥皂，用力搓，再用开水泡。所以一直保持雪白雪白的。

他家的湿衣服，从不挂在厨房里，而是挂在自己家的房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不让小孩子到邻居家串门。

他家的二女儿（称老二），个子矮小，但长得很白净，头发不多，扎着二根细细的辫子。圆圆的脸上有两个深深的小酒窝。她和六妹是好朋友，很聊得来，会时不时地“溜”进我家，和六妹聊上几句。

我们三家的房门都连着厨房间，而启东人家的门又离我们家的门很近。如果他们家的门开着，老二要想从我们家回去，必定会被她妈妈发现。好几次，老二叫我拿衣服到厨房里用力抖动，让衣服发出抖动的声音。不出几下，他们家的门就会关上，老二就可以安然无恙地离开我们家了。这个原因，我不说大家都猜到了。她妈妈听到抖衣服的声音，怕扬起的灰尘进到她家里，急忙把门关上。

每家，都在自己的灶头上方装了一个电灯。平时，只要一家开灯，其余二家都“借光”了。小年夜，三个电灯一起打开，厨房间亮亮堂堂的。

过年了，我们家最忙的是母亲和六妹。母亲负责烧菜，六妹负责洗漱，八妹会搭手炒花生和瓜子。七妹平时做些缝纫活，过年反而插不上手。

七十年代回乡投亲落户的六妹（右）和参加过上海知青慰问团的四妹

我们和牛牛家把备用的炉子拿了出来烧。有炖老母鸡的，有煎肉丸的，有贴蛋饺的，有炒花生和瓜子的。一时间，三户人家五只炉子忙个不停。

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聊的都是：今年准备了一些什么菜，怎么烧法，哪个菜好吃。毕竟，鸡和肉丸等美味佳肴，一年只能吃上一回；还聊些准备到七大姑八大姨家拜年的事。厨房里洋溢着浓浓的年味，洋溢着浓浓的邻里情谊。

我和五弟厨房的活不用干，干一些粗活：到店里买煤饼，借辆推车，自己运回来；拿铅筒到给水站拎水（厨房里没有自来水），给水站离家有三十多米远，这活也不轻。还有就是到给水站门前去洗衣服或被单。九弟基本不用干活，跟着我来来来回回就行了。

大年夜，厨房间稍稍安静一点，都在准备年夜饭。吃完年夜饭，大家又要在厨房里忙上一阵。不知道什么时候传下来的习俗，年初一不能动刀，不能扫地。所以，年三十要把初一的事情全部准备好。

大雨之中邻里情

我们逸村，弄堂的地面要比厨房和房间高出十厘米左右。厨房的门槛只有五厘米高。遇到大雨，弄堂积水非常容易流到厨房里面。1967年，初秋的一场大雨，积水没过门槛，进到了厨房。我们家里的人，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都不在家。牛牛的父母正巧休息在家。他们一看，厨房里的水要是再升高，就会泡到我们二家叠着的煤饼。下面的煤饼要是泡烂了，上面的就会全部倒在水里。他们赶紧进行分工：牛牛的父亲和小姐姐转移自己的煤饼；牛牛母亲负责把我们家的煤饼搬到小桌子上。

回到家里，看到滿头大汗的牛牛家人，再看看小桌子上一大堆煤饼，我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事，心里是滿滿的感激之情。

渐渐的雨停了，外面的水慢慢退去。我赶紧用脸盆向门外刮水。等九弟回家了，我和他轮流刮。

水刮得差不多了，就用拖把把水吸干，再把地拖得干干净净。这时候，我才发现九弟的裤脚管湿透了，额头上挂着汗珠。我关心地问他：“吃力不吃力？”他不说话，只是嘿嘿地笑。或许，这就是战胜困难的喜悦吧！

星期天，天放晴了。我和九弟一起砌高了厨房的门槛，足足比原来高了十五公分。这样，走路不大方便，但是，外面的水，再也没有淹过门槛。

一个厨房走出五个知青

搬到逸村的第二年，也就是1965年7月，我们家发生了一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个时候，虽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但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

有一天，铿锵有力的锣鼓声由远及近，向我们家的方向过来。我当时猜想：“不知谁家有了大喜事。”一点没有与自己家联系起来。锣鼓队来到我们家窗门外，敲得更加响亮了，大人小孩聚了一大帮。

居委会的一个女干事，拿了大红喜报。另一个男干事，拿了一朵大红花，叫着五弟的名字走进厨房间。邻居和我们一样，都惊讶地聚到了厨房间。看了喜报才明白：五弟报名参加被批准了。

母亲惊呆了，气得差点昏了过去。

五弟神态坚毅地接过了大红喜报，让那位干事戴上大红花。居委会干部讲了表扬和鼓励五弟的话，并带着大家一通鼓掌。然后，跟着锣鼓队回去了。我们回到屋里，母亲铁青着脸，叫五弟坐下，要问个究竟。

过去，家里大小事情都是父母商量，母亲最后拿主意。这件事，是五弟瞒着父母，拿了户口本，到居委会报了名。父母自然十分生气。他们狠狠地训斥了五弟一顿。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十六岁的小孩，只读到初中二年级，要远离上海，独自去几千里之外的新疆，父母当然会心疼和焦虑。

母亲是一个非常有主见和坚强的人，唠叨过后，开始为五弟准备行装。

五弟出发前一天，母亲烧了几个菜，有一个是我们最爱吃的红烧肉。平时，为了省钱，我们家多是吃槽头肉或猪头肉。这一次，沾五弟的光，吃上了正正规规的红烧肉。

我和五弟是睡一个床的，出发前一天晚上，令我终身难忘：他不停地翻身，动作小心翼翼，极其缓慢。但是我还是感觉得到。轻轻的问他：“你睡不着？”“我心里有点烦。”他压低声音回答。我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但对于新疆的路途遥远，人生地不熟难免会有忐忑。我们俩平时的话就不多，此时也无从劝他。黙默地陪伴着他。到了下半夜，五弟疲倦了，才睡着。

居委会送大红花的三天后，五弟就出发了，父母因为伤感，没有去车站送行。车站送行的场景，和电影里拍的十分像样。

五弟个子不高，也不魁梧，但是聪明，有思想，有能力，是我们三兄弟中的佼佼者。

由于他去了，按照当时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政策，我得以进了上海工厂。

那时候，父母都要上班。六妹成了厨房里“买、汏、烧”的主力军。六妹勤劳和善，老少无欺，喜欢聊天。牛牛家的大人小孩以及启东人家的老二，都喜欢和她聊。只要听到六妹爽朗的笑声，总会有小姑娘聚拢到厨房间来。她们一边干活，一边嘻嘻哈哈地谈山海经。曾是厨房间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大姐老早支内，五弟去了新疆，1968年六妹中学毕业，照理也可留在上海。偏偏来了1968年“一片红”。父母反复商量，反复考虑，最后决定让六妹回老家，投亲落户。

由于我和六妹是做家务的老搭档，平时联系较多，她要走了，心里总想为她做点什么。突然，想到过去在亲戚家吃饭，有一个糖醋鱼片特别好吃。于是决定烧一次糖醋鱼片给六妺吃。我从来没有烧过菜，就凭自己的想法去试试。

那一天，我买了一块青鱼，洗干净，切成片。正在用淀粉、醤油、糖、醋做浇头。这时候，牛牛的大姐贞贞来到厨房，看到我在烧菜，大声喊叫：“快来看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大哥上灶头啦！”这一叫，他们家的四朵金花，齐刷刷地都来看我烧鱼。

我把鱼放在油里炒，她们七嘴八舌地在一旁指导。一个说：“油锅要热一点。”另一个说：“时间要掌握分寸。”还有的说……不一会儿，鱼炒熟了，浇上浇头。热气腾腾的鱼片端上了饭桌。我让六妹先用筷尝尝。然后，其他弟妹七手八脚的吃了起来。虽然烧得有点老，但弟妹们都说味道还不错。

六妹回乡插队，我们心里并没有多大焦虑。这是因为去外公外婆身边，有人照应，路又近，所以并没有像五弟走时那种担心。

1969年七妹毕业时，也是一片红。她去江西插队，有一天，我看到母亲一边为七妹整理衣物，一边用手绢默默地擦着眼泪，父母又担心了好一阵。

同一年，启东人家的二女儿也去农村插队了。过了一年，牛牛的大姐去了安徽插队。

没几年时间，前前后后，我们厨房间有五个青年去了农村务农。厨房间比过去安静不少。有时，站在厨房里回忆过去：人们齐聚一堂，热热闹闹的场景，好怀念，好留恋。

下乡的知青，起先，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调回上海，什么时候能调回上海，于是，回家探亲就成了最向往的日子，最开心的日子。

记得五弟有一次回来，我的儿子已经四岁了，二人见面一点不陌生。只要五弟有点空，儿子就叫他讲故事。开始，五弟讲新疆碰到的奇闻异事，比如：在他们那里，五元钱就能买一头大毛驴；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喜欢切磋摔跤的技艺；翻过巍峨的雪山就到了苏联……儿子听得津津有味。大人们也会坐着一起听。几天后，新疆的趣事讲得差不多了。但是，儿子拉着五弟的衣角，缠着不放。五弟只能编“红玫瑰黑玫瑰”这样的故事，儿子还是听得非常入神。

后来一次回家，五弟带回了年轻、亮丽、聪慧的弟媳妇，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最主要的是父母稍稍放心了。因为，五弟在新疆有一个相互照应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