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音乐学术期刊中呈现出的通常是音乐学术实践中的文本书写实践，作为专业知识理性的高度体现，也是学术社会的历史基石。从什么角度观察音乐学术期刊？以什么立场阐释音乐学术期刊？这涉及学术社会对如何构建现代学术知识生产系统的反思，也是音乐学现代学术实践在本土的“中国经验”写照与浓缩。 关键词：音乐学术期刊；文本；田野；文本实践 作者简介：李一茜（1978年生），女，南京艺术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13）。 刊载于《音乐艺术》2022年第1期，第90~99页 “文本”和“田野”，是深刻影响并改变20世纪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的两个词语。尤其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本”和“田野”在语义、含义和意义上都超越了“现代性”范畴，基于方法论层面的探索也在不断彰显伸张自身阐释对象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一、田野的“文本”再认识 进入21世纪，学界对“文本”的关注和使用，不再以文章、文献或文字等单一的书面形式的静态材料为考量，而已意识到文本的范畴可以覆盖可供观察和解读的诸多社会表征。[1]“文本”概念因此派生出“文本性”和“文本化”两个向度。现代人类学理解中的田野，不仅是一个目的地，还关涉多样的研究方法和认知场域。[2]学者洛秦认为，“并非对原野、村寨的传统民间音乐活动的考察才是'田野工作’，从学理层面上说，'田野’无处不在，其涵盖了'音乐人事’所涉及场域的各种可能情形……而且这些'田野’无涉于地理、社会、宗教、习俗、文化空间的差异，而完全是音乐内容的本身决定了其'田野’的场域所在与文化属性”[3]。有关“田野”的界定和引申增加了近身和现场的视角，寻找田野已不再是局外人身份对“遥远的异国他乡”的流连；熟视无睹的“家门口”同样具有传统田野考察原旨之一的“反思自我”内涵。“'城市音乐田野’的目的与乡村的'田野’区别在于，后者为的是理解'他者’，即分析它（音乐）对于'他者’（文化）的意义，而前者大多为认识'我者’，认识'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以及对象对于主体的意义，即它（音乐）对于'我者’（个体或群体）的意义。”[4] 这种文本范畴的突破、田野空间的转型，扩展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路径。王明珂提出“在文献中作田野”[5]，从中观照文本与情境及其在“符号、结构、过程”框架中的对应性，“揭露隐藏在文献中的另一些历史景象”[6]。这是因为，“了解遥远过去的人群社会（历史学）与了解遥远空间外的人群社会（人类学），对于反思性研究来说都只是整体研究的一半。另一半的研究则是，基于遥远时间、空间外的'他者’或'异文化’的理解，来重新认识'我们’与我们所存在的现实情境”[7]。 “文本田野”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交汇场域，文本的脉络一头搭载显而易见的史料价值，另一头则通往被选择的历史事实和被遮蔽的社会真实的隐微情境之中。因而，如果说田野考察工作是以民族志写作阐释的呈现为要义，那么“文本田野”则以其独特的双重价值体系为民族志从宏观研究方法到具体写作阐释拓展视野和拓宽思路。有学者以“葛兰言对《诗经》的研究”为例，对如何将民族志研究延伸至文献及文本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述，该学者认为“民族志只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更多地代表着一种微观洞察和深入描写的思路，是在对研究对象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民族志就不能限定在实际生活的现实田野里，而应该扩展到人类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对人类学而言，在民族志多元发展和高度开放的时代，包括史志、档案等官方文献，族谱、地契、宗教科仪书等民间文献和信件、日记等私人文献以及网络日志、帖子等都应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不断拓展民族志研究的新思路和新领域，才能为民族志方法的不断发展提供新的学术动力”[8]。上述思路的启发之处就在于，以文本作为田野时，研究者不仅能够获取文本的史料价值以及其中观点的“为用”，还能够关注到其中所包含的社会事实发生的文本现场和原初语境。 在音乐学研究的范畴中，除具有和文献等义的乐谱、音响、史料文本外，符号性、结构性、语义性的乐人、乐谱、声音、图像、仪式、事件、制度等文化实在亦是文本。它们之所以具有成为文本的可能和必要，是因为“他们被作为观察研究的对象与被解读、诠释的基础（所谓'本’），并因此其隐而未显的一些意义可以被揭露”[9]。由此，文本的性质乃至归属在于被置于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超语言”空间中的分析和阐释。与表征分析相区别的是，“表相”之下“未可见”的部分往往才是文本分析的起点。文本不再是处于语言结构之内有待“阅读”的“产品”，而是溢出语言结构、呈现主体之间矛盾关系的“生产过程”[10]。那么，对“生产过程”的考察则会触及作品更深层的社会语境的行为叙事和意义追问。这正如王明珂提出的，“文本除了其表相化的意涵外，还有其隐而不显的指涉内涵；文本分析的主要目的便是揭露这样的内涵，也就是产生此文本的社会情境”。[11] 洛秦《论文人作曲家周文中——以“音乐文本田野工作”的方式思考》[12]是一次围绕“Text”和“Contexts”关系观察的写作实践。将“人”（作曲家）作为文本，视“人”之所经所历、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为文本语境的田野，在“音乐作品、编辑出版、音乐学思考中认识周文中先生”[13]，以“反求诸己”的方式构建一种围绕作曲家本人的叙事生成逻辑，便是“音乐文本田野”工作的内涵和实践。作者强调，“音乐文本田野”是他所提倡的“城市音乐田野”与“历史音乐田野”的一部分，且为田野工作方式的一种，其对象是音乐及其相关材料。因此，“文本田野”包含着有关研究与研究主体关系的两个要点：一是作为“文本”进行研究——将田野研究对象文本化之于研究方法具有可行性；二是针对“文本”进行研究——基于音乐及其相关材料—物的文本性进行田野工作具有可能性。这就如格尔茨注意到的：“对于任何事物——一首诗、一个人、一部历史、一项仪式、一种制度、一个社会——一种好的阐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阐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14]无论是以参与观察为主的异文化田野，还是自我反思的“书斋式田野”，阐释的终极都将形成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描述和学理分析的文本。[15]文本既是结果又是方法，既是目的又是过程。因此，如果视“文本”为一种观念，那么它就提供了“如何以区别于文献的方式看待文本”的认识论转向；如果将“文本”视为一种场域，那么它展开的是 “恢复物的历史及阐释地位”（拉图尔[Bruno Latour]语）[16]的历史实践，文本田野也就具有“把对研究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布迪厄语）[17]的反思性维度。 在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社会中，参与学术历史构建的，除作为研究主体的学术共同体外，还有与之相关的学术机制。最能体现和反馈系统性知识生产过程及生产方式的则是“发表途径”——学术期刊。这里以中文学术期刊之一的音乐学术期刊为例。从其本身的文化功能属性而言，它既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基本特点，又自带专业学刊的领域特色；它既遵循人文社科期刊办刊的普遍规律，又因为专业特殊而自成一脉。并且，尽管这个刊群并不庞大，但它对于中国音乐学的现代学术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学科理论的建构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对它的观察和理解、所持的面向、路径和方式也不是单一和平面的，甚至如何定义和定位音乐学术期刊，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音乐学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是受益还是受制于期刊介质的“物”的属性。 循此研究视野和方法，反观学术期刊本身即是以文本形式和文本性为基本属性，尤其本文涉及的音乐学术期刊，是以文字文本为主体、兼有不同类型的乐谱、图像、图片为辅助的多形式综合文本。那么，循着格尔茨“文本集”的文化意义脉络，把握期刊文本固有的连续性和结构性，我们对学术期刊及其所涵括的学术历史变迁的理解，是否可以沿着将“媒介”作为文本田野的可能性这一角度去切入和深入？如果在“媒介—文本”的框架中讨论中国音乐学学科历史秩序的结构、学术实践及其深层动力机制，我们能否对学术期刊的意义和效用有更为历史性的本质认识，对音乐学的现代学术历程有另一层面的解读？ 因此，和以往对音乐学术期刊研究的文献有所不同，本文并非就某个具体期刊为个案作历时的、微观的考察，而是将音乐学术期刊的“文本田野”意涵作为论述的起点。进而言之，期刊既是期刊历史进程的书写主体，又可被视为考察“文本”与“语境”关系的客体对象。那么，在人类学“田野”的内涵已从“远方”折返至“案头”的当下，如果以“民族志”这种日渐成熟的文本观和书写范式来对“期刊”作文化事象的描述和阐释，那么关于这一现代性文化产物的想象就不是仅限于媒介载体的历时角度，而是进入其文化意义层面的整体观和叙事阐释之中。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来自对“物”的文化深描意味着期刊中既往的文本——包括期刊用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现象文本以及构成其合理性的，经由生产、复制、流通而成的生成文本——都将被“田野化”而纳入描述、分析和阐释之中，因而期刊的“文本田野”预设则兼具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双重意义。 （未完待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