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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哭”(外二篇)刘福智

 紫雨轩书院2017 2022-09-07 发布于河南



《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哭”
(外二篇)
刘福智

中国有一句俗话:“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毛宗岗曰:“先王的基业半以哭而得成。”这两句话有一定的道理。
凭借哭,刘备请出了诸葛亮出山帮他运筹帷幄;凭借哭,他最终收了“五虎将”之一的赵云为他冲锋陷阵;凭借哭,他打动了鲁肃,暂时保住了荆州;凭借哭,他临终托孤,放心地撒手人寰……
刘备之“哭”,有时显示出其“仁君”形象,有时则暴露出其“枭雄”面目。下面,拟从四个方面粗浅地探讨一下《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哭”的主要功用。

一、哭——刘备延揽人才的重要手段

刘备三顾茅庐,欲请诸葛亮出山共举大业。可是诸葛亮表示懒于应世,不愿出山。于是刘备用“泪沾袍袖,衣襟尽湿”的哭相,最终打动了对方。诸葛亮经过反复试探,见“其意甚诚”,终于表示“愿效犬马之劳”。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最终赢来“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干出了一番事业。
《三国演义》第七回描写刘备与赵云分别时的一哭:玄德与赵云分别,执手垂泪,不忍相离。云叹曰:“某襄日误认公孙瓒为英雄,今观所为,亦袁绍等辈耳!”玄德曰:“公且屈身事之,相见有日。”洒泪而别。刘备的两番哭别,显然打动了赵云的心,这为后来赵云毅然投到刘备麾下,打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
刘备因哭而使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家两代基业;又因哭而使赵云“两番扶幼主,一念答先皇”,成为蜀国的股肱之臣。这恐怕不能完全排除他的几场哭的功用吧?


二、哭——刘备化险为夷的机巧谋略

刘备前往东吴迎娶孙尚香之时,发现孙权在甘露寺埋伏下刀斧手要对自己下手。于是连忙跪在国太面前“泣而告之”,从而避免了杀身之祸。
当他准备返回西川之时,用“暗暗垂泪”的手段,赢得了夫人的同情;又用“泪如雨下”的手段,坚定了夫人与他同回西川的决心。在孙权调派人马沿江追杀的紧要关头,刘备又“泣告”夫人,揭露了孙权以妹妹为钓饵杀害自己的用心,表述了自己冒死前来成亲的勇气,使孙夫人大为感动,骂退了追兵,二人毫发无损地回到西川。
设想这几次险情,如果哪一次离开了哭,恐怕都会身遭不测的。刘备没有白哭,他用哭作为机巧的谋略,几次转危为安。
以哭作为机巧谋略的,还有赤壁鏖战之后,刘备巧取荆州,鲁肃奉孙权之命前来讨还荆州时的哭。刘备知道鲁肃为人忠厚,于是以眼泪唤起鲁肃的恻隐之心,从而达到长期占据荆州的目的。
以上这几次“哭”,也可能因惊吓和忧虑而哭,但多半有做戏的成分。


三、哭——刘备重情重义的感情表现

哭,也是刘备重感情、讲义气的重要表现。张飞因酒后误事丢了徐州,感到无地自容,便想自杀以谢罪。却被刘备抱住,曰:“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亡!”之后一番大哭,使“关张俱感泣”。
第七十八回,当刘备闻听关公父子遇害,顿时“哭倒于地,众文武急救,半晌方醒……只见关兴号恸而来,玄德见了,大叫一声,又哭绝于地,众官救醒。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义时就盟誓同生共死。三人失散后,一旦得知消息消息,哪怕是过关斩将,也要谋求重新相聚。他们的以义相待,和曹操的那种“宁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不啻天壤之别。
不同于刘备的其他君王,得到天下后,为了自家的社稷,便屠戮功臣。真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刘备当上皇帝之后,刘关张之间依然保持着“桃园结义”时的手足之情,正所谓“恩为君臣,义犹兄弟”。刘备的这种珍惜兄弟情义,不计个人得失的仁义行为,是值得理解和肯定的。这应是刘备的伟大之处。
当然,这种“义”字当头的观念,也让刘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了给关羽报仇,刘备不惜举全国之兵,御驾亲征,讨伐东吴。此时的刘备已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不听孔明和众臣的劝阻,一意孤行,结果,“火烧连营”,大败而归。甚至未曾回到成都,急招诸葛亮,“临终托孤”。刘备此时的哭,恐怕既有真情的流露,也有做戏的成分。但是这一哭以及一番“重话”,使诸葛亮哭拜于地:“臣安敢不尽股肱之力也?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死后,诸葛亮一心辅佐后主刘禅,力保蜀国江山苟延残喘数10年。


四、哭——刘备爱民忧民的心灵留露

《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当曹操大军压来之时,刘备不忍舍弃百姓而率将士先行逃亡,而是缓慢地携民渡江。刘备泣曰:“举大事者以民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有人认为,刘备此举是在“收买人心”。笔者不敢苟同!设想,在那种自家颈项面对敌人刀锋的危急关头,却不忍舍弃百姓而与之共患难,这正是刘备宽仁厚德的“仁君”形象的表现。刘备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在生命攸关的时刻,他首先想到的,却是“得人心”,而不是“得天下”。这与曹操的屠杀吕伯奢一家和借仓吏之头平息哗变的行径,也有天壤之别。
刘备的皇家血统和“仁君”形象,还有他的“哭”,使他几乎从零开始,请来诸葛亮,召来“五虎将”,在中国西南打出一片天地,造就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以上所谈,应是刘备之哭的主要功用。
毛宗岗认为:“哀欢非人之所得而教,若待教而后哭,便是不能哭。予曰:不然。先主亦尝受人之教也。其对鲁肃之哭,孔明教之也;其对孙夫人之哭,亦孔明教之也。但教之哭而哭,必其人先自会哭,然后能如此教耳。”刘备之哭,有真哭、假哭,诸葛亮两次教他的哭,都是假哭。而其他许多哭,却是真哭。要想假哭,“必其人先自会哭”。刘备就有这种本事,说哭就能哭出来,而且能涕泪俱下地痛哭。在这一点上,他不啻一名高明的演员。而当代一些演员要哭的时候还要往眼里点眼药水,实在太不称职。
由此而想到后主刘禅的“乐不思蜀”,该哭的时候他却“乐”。人们哀叹一个大英雄怎么生出这么一个无能的儿子。其实,此论是大谬不然的!刘禅如果此时哭,那就麻烦啦!他的“乐”,他的傻笑,却是绝顶的聪明。岂不知,后世的李煜,在处于与刘禅相同的境遇时,终日“以泪洗面”,还大量撰写怀念故国的诗词,结果怎样?不是一杯毒酒了结了他的性命吗?


关于“扶不起的阿斗”之异议

三国时期东拼西杀、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枭雄”刘备,其独生子刘禅,乳名阿斗,却被人耻笑了千年。人们怎么也不明白,那么一个大英雄,竟会生出这样一个胆小、懦弱、昏聩、无能、愚笨以至于丧失祖宗家业和个人尊严的懦夫。“扶不起的阿斗”,这是几乎所有的人对刘禅的评价。
阿斗所背负的这种近乎漫画式的难堪辱名,实在是他个人的悲哀,其实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
阿斗的之所谓“扶不起”,人们大致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治国,其二是降魏。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笔者拟以文学作品《三国演义》和史书《三国志》的相关材料为依据,看看阿斗究竟是“扶不起”,还是“扶得起”,还是“不用扶”。

一、阿斗的治国

许多人认为,阿斗根本不治国,一天到晚在后宫与嫔妃玩耍嬉戏,有时还重用小人,给“相父”诸葛亮制造一点小麻烦。其实这个结论并不完全属实。
阿斗之父刘备,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在东汉末年中原逐鹿中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由于征战不息,谋划不暇,刘备对其子刘禅疏于言传身教。阿斗直至长大成人,都显得平庸无奇,没有棱角,没有谋略。后来,刘备临终托孤,把阿斗托付于诸葛亮。但诸葛亮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东讨西伐,南征北战,也无暇顾及阿斗的成长。阿斗的所谓“无所作为”似乎与其成长环境有关。
阿斗从公元223年登基,263年降魏,在位40年,是三国时期所有国君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有人把阿斗安稳地做皇帝完全归因于诸葛亮的扶佐。其实,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其后,阿斗还做了29年皇帝,几乎独自支撑起西蜀这样一个小国,与强大的魏、吴鼎足而立,这就不能说阿斗全凭诸葛亮的辅佐之功。
《三国志》记载,刘备在给阿斗的遗诏中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诸葛亮对阿斗的肯定,刘备自然相信,认为阿斗的“智量”“甚大”,并对阿斗加以勉励。可见阿斗并非愚钝之人。
阿斗对“相父”诸葛亮的倚重和崇敬,是深入骨髓的。刘备父子有了诸葛亮,那是上天对他们的莫大的恩赐。有一次,诸葛亮由于用人失误而败退成都,自贬三级。阿斗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而后及时恢复了诸葛亮的职务。听到诸葛亮病逝五丈原,阿斗悲伤不已而病倒,无法处理国事。当灵柩运回成都时,阿斗带领朝中百官,出城20里迎接,隆重举行国葬。他真诚地把诸葛亮既当作他的“相”,又当作他的“父”。他绝对不是那种没心没肺之人。
诸葛亮之后,阿斗失去靠山,终于独立执政。他恐怕每天都要判断贤愚,辨明是非,而后传达旨意。他又无条件地倚重诸葛亮遗命重臣蒋琬、费祎、董允、姜维等,东连孙吴,北拒曹魏,使“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竟然延续数近30年之久。因此,恐怕很难断言阿斗不治国和不会治国。
他在用人方面并不是一味任用西蜀旧臣,表现出其豁达的胸怀。如他厚待降蜀的魏将夏侯霸,委婉地解释当初刘备进军汉中时蜀将黄忠斩杀其父夏侯渊之事,并命其辅佐姜维,俨然将其与蜀将廖化等人同等看待,显示了一国之君的恢宏大度。诸葛亮自然感到阿斗对自己信重无疑,于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辅佐了刘备父子两代君主;而他为阿斗所托付的蜀中重臣,也都是忠义之士,从未背弃阿斗。
丞相蒋琬死后,阿斗独揽大权。他利用群臣之间的关系使之互相牵制,驭人有方,他还能屈能伸,机变惊人。在陈祇死后,他及时安抚姜维,使之屯田汉中而不生二心。他还有效地减轻了宦官黄皓等人弄权的副作用,显示了圆滑的政治手腕。这些,都足以证明阿斗的政治智慧。
阿斗与同时代的吴国国君孙皓以及其后的晋武帝司马炎相比,也堪称仁德才智之君。然而,人们何以为他冠以那么多的骂名呢?那大概是因为他的降魏。


二、阿斗的降魏

魏将邓艾率大军偷度阴平,突然兵临成都城下。阿斗知道大势已去,顽强抵抗也不过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在听取群臣的意见之后,他决定投降。
这一决定是痛苦的,无奈的,他岂不知举起白幡就意味着葬送了其父辈流血流汗打下的基业而留下千古骂名?他岂不知这是关乎到他的名节和人格的问题?而且朝中也不乏反对投降的声音,其子刘谌就激烈反对投降,其妻先触柱而亡,“刘谌自杀其三子,并割妻头,提至昭烈庙中,伏地哭拜”,而后,“眼中流血,自刎而死”。
然而,此时如果抵抗邓艾大军,就意味着葬送蜀国无数的生命,甚至面临着“屠城”,历史上这样的事情还少吗?。为了他自己,为了西蜀百万的生灵,他举起了白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怎么能一味地指责阿斗的这种选择呢?只可惜,阿斗的出降换来的却是后人千百年来的不解、蔑视、嘲讽和唾骂。
这和中国人的某些传统观念有关——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性命事小,失节事大;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活。于是,商朝灭亡之后,其两个大臣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的故事便传为美谈。
西方人虽然也大声疾呼“不自由,毋宁死”,但是,当他们在自由和生命之间进行选择时,却往往选择生命。他们认为生命高于一切。于是他们“不成功”时,也不愿“成仁”。日军进攻香港时,10几万英军不战而降,也基本没有追究谁的责任。在西方,做了俘虏的士兵后来竟当上将军,这并不奇怪。而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那可要成为众矢之的,那可要引起轩然大波的,那可要背负万世骂名的。
阿斗的被人耻笑,还并不仅仅在于他的降魏,更在于他降魏后的表现。阿斗降魏之后,被封为“安乐公”,从表面上看,他确实是既“安”又“乐”。司马昭在大宴蜀国君臣时,特意令人奏起蜀地音乐,以观察阿斗的反映。蜀国旧臣当时无不现出悲戚之容,唯有阿斗不悲反笑,十分开心,活脱脱是一个缺肝少肺、寡情少意的窝囊废。司马昭问阿斗,你还想念蜀国吗?阿斗随口答道:“此间乐,不思蜀。”这便是成语“乐不思蜀”的来历。你以为他真的不“思蜀”吗?他是在装傻。一位文学家说:“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其实,阿斗表面的麻木、愚笨与懦弱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聪明、机智与狡诈。他能把假的装得和真的一样,这就是他的“才情”。反观南唐后主李煜,也做了俘虏,却绝不装傻,一天到晚“以泪洗面”,还大量撰写怀念故国的词章,结果怎样?一杯毒酒不就结束了他的小命吗?看来,在生活中确实不能太认真。
试想,司马昭若想杀阿斗,可谓易如反掌。身为阶下囚的阿斗,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要想保全性命,就必须让司马昭觉得自己少情寡欲、懦弱无能,不足为虑。而“此间乐,不思蜀”一语,正是阿斗释放的一个烟雾弹,给司马昭留下“我无忧矣”的印象,他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的生命。阿斗其实是一位非凡的智者,虽然他一直背负着愚笨、懦弱、不可理喻和“全无心肝”的骂名。
在“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主导文化氛围里,人们不愿接受败者、降者,而只承认最后的胜者。因此,那位以卑鄙伎俩取得吴王夫差的信任而最后战胜吴王的勾践成为英雄,那位战胜了贵族出身的项羽的刘邦,虽然出身于都市小混混儿,做了许多令人不齿的事情,也成了开辟大汉400年基业的大英雄。而同时,夫差和项羽成了人们鞭挞的对象。作为败者和降者的阿斗,自然也不能幸免。
《水浒传》里描写的宋江接受“招安”,类似于阿斗的降魏。人们也习惯性地大骂宋江,包括笔者在内,认为宋江葬送了梁山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但是,转念一想,招安,就比梁山好汉与官军一次次的拼杀,最终而尸堆如山、血流成河更坏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不能一味地大骂招安,一味地大骂宋江。不过,招安之后朝廷令梁山好汉剿灭方腊,使其两败俱伤,那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阿斗之“愚”,其实是大智若愚。他从其父刘备那里继承了“枭雄”的某些基因,他的所谓懦弱和愚笨,他所运用的人生智慧,瞒过了太多的世人,因此“扶不起的阿斗”这种评价也就天长日久而根深蒂固。其实,阿斗是“扶得起”的,甚至是“不用扶”的。如果我们也把生命看作天下最重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能对阿斗求全责备。
今天,应当还阿斗一个真实的形象,给阿斗一个别样的评价,而不能一味地人云亦云。


《诸葛亮必败》必败
——简评剑歌论著《诸葛亮必败》

学术研究应是一项严肃的科学事业。它容不得任何偏激、极端和制造噱头的行为。而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剑歌《诸葛亮必败》一书的毛病,正是出在这里。
该书第15页有一段对诸葛亮的评价:“北伐中原完全忽略了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纯粹是为了实现个人虚荣而进行的穷兵黩武。可以说,诸葛亮不是一个长线投资者,而是一个热衷于炒短线的投机分子。”这一段话就过于武断。且不说诸葛亮发动的北伐战争能不能同投资的“长线”和“短线”相提并论,只说作者认为诸葛亮“完全忽略了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这就不是事实。刘备的西蜀是一个地偏人稀的小国,诸葛亮岂能不知。正是出于对这种“敌强我弱”基本态势的把握,在拥军10万的情况下,他自然知道后方没有多少青壮年从事农业生产,于是他部署军队“屯田”。几乎所有的军队都是平时种地,战时打仗。以此解决生产和战争的矛盾。这正如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诸葛亮并未忽略当时的基本战略态势。
至于说诸葛亮“纯粹是为了实现个人虚荣而进行的穷兵黩武”,实在是武断而偏激。诸葛亮在出山之前的“隆中对”中,就为刘备制定了收取西蜀,联合东吴,北伐中原,统一中国的战略决策。这是他们二人和整个蜀国的政治理想。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继续高举着理想的旗帜而奋斗。可以说,能否实现这一理想关乎诸葛亮的荣辱。不过,如果说“纯粹是为了实现个人虚荣”,这就有些胡言乱语了。说诸葛亮“穷兵黩武”这倒是事实。从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到他的继任人姜维的“九伐中原”,都是以区区小国攻击一个巍巍大国。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这是一种为了政治理想而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的精神。如果因为敌强我弱,便抱残守缺,偏安西南,坐等灭亡,那就是一个所谓“长线投资者”吗?再之,敌强我弱也并不意味着必败无疑,也并不意味着不能发动进攻。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并不少见吧?红军长征之后只有区区3万人马,按照剑歌先生的观点,不如散伙。
剑歌先生为了达到贬低以至于否定诸葛亮的目的,有时甚至到了头脑发热、不讲道理的程度。例如该书第39页写道:“第五次北伐,诸葛亮派伏兵射死前来追赶的魏将张颌,但班师回汉中后,诸葛亮手下大将关兴也告病亡。诸葛亮的北伐依然功不抵过。”这听起来简直有点滑稽。什么叫“功不抵过”?如果说射死张颌是诸葛亮的功的话,那么关兴病亡就能称作诸葛亮的过吗?这种不讲道理的人,还配著书立说,大言不惭地谈论某某必败吗?
剑歌先生的确敢想敢说,还有着强烈的反潮流精神。为了丑化以至于推翻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只是他不懂得小说和信史有着不同的写法。例如该书第77页写道:“王朗……可以说是一个清正廉洁、才华横溢的好官。只不过到了《三国演义》里,王朗成为陪衬诸葛亮的牺牲品。”这里,剑歌先生显然对《三国演义》的作者大为不满。一个似乎查有所据的好官怎么就被诸葛亮一顿痛骂就坠马倒地而亡呢?这不禁使剑歌先生忿忿不平。然而先生应该知道,小说《三国演义》和史书《三国志》是不同的,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是不同的。小说家可以将现实中的人物作为原型进行虚构和加工,从而塑造出不同于现实的人物形象。这应当是文学常识。而剑歌先生却把小说和信史混为一谈,把文学和现实混为一谈,这不是有点无知吗?这种无知的人,还配著书立说,大言不惭地谈论某某必败吗?
当年鲁迅为秦始皇翻案,并未否认其暴君的形象;后来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也并未否认其奸雄的形象。这是将历史人物从坏处往好处翻,但并没有从一无是处翻到一无坏处。剑歌先生似乎深知翻案的功效,这能立马吸引人的眼球,引起轰动效应,于是也来翻案。不过,鲁郭二位的翻案,是在严密而科学的考证基础上得出结论。而剑歌先生似乎先就否认了诸葛亮,而后再找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怎么能把诸葛亮往坏处说就怎么来。这种一意孤行、全盘否定的行为,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应当具备的吗?
《诸葛亮必败》一书的作者,给人的印象是天真幼稚,急功近利,以至于偏激张狂,蛮横无理。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剑歌的《诸葛亮必败》必败!

刘福智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杂文联谊会会员、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杂文学会常务理事、河南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郑州大学诗词学会副会长。长期担任诗歌写作、杂文写作、诗词写作、文学写作、诗词鉴赏、中国文化、大学语文等7门课程教学工作,尤其擅长诗歌、诗词、杂文、论文的写作和歌曲的撰词和谱曲,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诗歌艺术论》、《杂文艺术论》、《科学美与艺术美》、《美学发展大趋势》、《文章写作学》等学术著作10部;出版《邓亚萍》、《中国的泼皮士》、《齐鲁诗选》、《齐鲁诗词》、《齐鲁文选》、《宅家避疫诗文选》等文学著作6部。在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杂文、随笔、歌曲、诗词、曲艺、学术论文、纪实文学、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著述颇丰,撰写、发表作品、著作总字数达1000余万字。在诗歌、散文、杂文、歌曲、诗词、剧本、纪实文学等文学艺术领域获奖数10项。长篇纪实文学《邓亚萍》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多部论著曾获中国文章学研究会研究成果一等奖,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郑州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10余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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