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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伞兵起义之前，1949年2月，烟台和连云港港口连续三次迎接了从青岛、长山岛和上海起义的国民党舰艇和官兵。 “黄安号”舰艇，是国民党接收的投降日军的，编为青岛海军第22号舰，并增添了设备，重新安装了武器，于1947年命名为“黄安号”。舰上官兵70多人。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舰上官兵厌战情绪非常严重。胶东、渤海军区和东海军分区敌工部门，通过青岛地下党加强了对该舰的策反工作。 舰上副枪炮官王子良的弟弟王子进是中共下党员、青岛扶轮中学学生。1948年春，青岛市委指示王子进对其兄进行策反，王子良早就向往共产党，苦于无人穿针引线，知道弟弟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十分欣喜，立即表示愿同党建立联系。在王子进引见下，胶东军区陈坤全与王子良会面。国民党青岛海军训练团教官刘建胜的堂兄刘建藩在我方工作。1948年10月，中共华东局统战部刘建藩作刘建胜的工作。通过这两条线，我军很快掌握了黄安舰的官兵情况。舰务官鞠庆珍的哥哥鞠庆玺是青岛地下党员，刚被国民党杀害，鞠庆珍害怕被国民党发觉而遭株连；轮机官刘增厚是王子良的连襟，又是枪炮官孙露山要好的朋友。于是王子良先争取了鞠庆珍、刘增厚和孙露山。刘彦纯是国民党葫芦岛海校轮机毕业生，对掌握轮机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子良即利用联姻的办法，争取了刘彦纯。1949年春节前后，长江以北广大城乡基本全部解放，青岛已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驻青岛海军准备南撤，青岛地下党决定黄安舰在南撤前起义。为此成立了海军工作组和秘密行动小组，共同领导黄安舰起义。刘建胜为海军工作组组长；王子良、鞠庆珍、刘增厚、孙露山等为秘密行动小组成员。  黄安号 舰长刘广趋思想反动，无法对其策反，秘密动小组决定将其调开举行起义。1949年2月12日，正值元宵节，刘回岸上家中，秘密行动小组成员以贺元宵为名，去其家饮酒，将其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回舰发动起义。他们分析了起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认为有利条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利因素是十几艘美军巡逻艇聚集于港口，绕过他们的盘查不容易，指挥起跳的副舰长刘振思想极为反动，7名台籍人员急切盼望返回台湾，对这些人策反一时难以奏效。最后决定既要控制要害，关押危险分子，又要运用智慧做好士兵工作，保证起义成功，并作了体分工。鞠庆珍负责总指挥；刘增厚带人逮捕刘振东及其亲信，监控关键人物莫松、莫声明和7名台籍士兵；王子良打开武器库，将枪支分发给起义人员。20时，鞠庆珍、王子良召开全舰官兵会议，宣布起义投奔解放区。官兵一致赞同。21时整，黄安舰满载海军补给站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器材，拔锚起航向连云港开发。他们巧妙地从美舰夹缝中驶出青岛港，在离港二三海里时，美舰询问他们干什么，他们回答“试航”。行至竹岔岛，美舰又询问，他们回答“避风”。美舰发觉他们的企图后，命令黄安舰返航。黄安舰即关闭灯光，进入特级战备，开足马力前进，防止美舰追击。一会后，黄海海面刮起8级大风，波涛翻滚，敌舰敌机不敢起动，而黄安舰却于13日凌晨4时安抵连云港东西连岛附近。 王子良下令靠上码头，并向岸上发出信号。因他们起义，胶东军区未向上级汇报，新海连特区警备司令部不知道，加之驻军缺乏联络知识，认为是敌舰进攻，即开炮射击。王子良命令继续加强联系，将全舰电灯打开，拉汽笛，挂起白旗，但仍不起作用。王子良即带3人乘舰上小汽艇冒险登岸联系。幸亏港口国民党军逃跑时扔下的日本领航员宫地吉之，告知守备司令部他们是来投诚的，部队才停止射击。 他们的起义受到解放区的热烈欢迎。驻新浦中共新海连特委社会部长苏羽和公安局长朱礼泉，代表特委和军管会赶到港口迎接。接着，中共鲁中南第六地委书记兼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和警备区司令员王晓，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来电嘉奖他们的起义壮举。 “黄安号”起义的第三天，国民党海军长山岛巡防处“201号”扫雷艇又起义成功，安抵烟台港。该艇也是国民党接收的日本的。后来拆除了扫雷装置，改造成巡逻艇，但仍称扫雷艇。1948年4月由青岛移防长山，与202、203号扫雷艇共同担负海上巡逻任务。它们经常骚扰我海上运输，抢夺沿海人民财产。 201号扫雷艇性能良好，武器装备先进。长30米，宽6.5米，航速8至10海里。有主机1部300马力，发电机2部，收发报机2部，无线电话2部，探照灯1台，起锚机1台。武器配备，有美、日制单管机关炮4门、英制7.7毫米机枪两挺，三八式步枪六七支，炮弹9000余发，子弹6000余发，官兵三十人。1949年1月初，该艇在塘沽目睹了国民党军逃窜的混乱场面，官兵对国民党普遍失去信心。 艇上轮机兵李云修家系荣成，16岁到烟台粮店当伙计。1945年，其父加入共产党并当上村长，他即回家当民兵，后来担任村青救会长。他的远房堂叔李文秀在青岛国民党军一艘船上当大副。1947年8月，党组即调他到胶东军区东海联络办事处“敌工训练班”培训，并加入共产党。毕业后通过其堂叔打入在青岛的201号扫雷艇，后随艇到长山岛，先作勤务，后转轮机兵。帆缆三等兵王文礼为青岛人，为人仗义，性情刚烈因背后说艇长坏话被打，对艇长耿耿于怀。从天津塘沽搞到《斯大林传略》、《政治经济学》等书偷阅，从中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舵手兵万成岐为平度人，与李云修、王文礼关系较好。1948年底、1949年初，国民党已日暮途穷，与长山岛相邻的烟台、塘沽都已解放，长山岛处于解放区包围之中，扫雷艇比较进步的官兵，都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有些人开了小差。李云修见形势有利，即组织力量，寻机起义。他先与王、万结为把兄弟，并公开了自己的身分，一同发展关系。先后争取了航海军士长慈唯富，电信兵宋元达、台湾籍士兵侯玉辉、黄四旗、刘昆洞、刘谨言、童象等人，商定由慈唯富领导起义，将艇开往烟台解放区。  201号扫雷艇 不久，201号扫雷艇在庙岛执行任务，艇长蒋德等都不在，李云修、王文礼、万成岐建议趁机起义，但慈唯富说再等等看，争取与203号艇一同起义。几天后，舰艇去大钦岛执行任务，蒋德等又上了岸，李等3人再建议慈唯富起义，慈仍不同意。李等担心夜长梦多走漏风声，即不再与慈联络，待有机会时起义。1949年2月16日下午，艇长、副艇长上岸过夜，李、王、万3人决定当晚起义李云修陪枪炮官杨云晓、副轮机长王宝华、帆缆长王绍三喝酒，将他们灌醉；王文礼、万成岐将艇长留在艇上的匣子枪弄到手。然后，李云修进行具体分工，他负责机舱、联络；万成岐掌舵；王文礼、刘谨言负责巡逻帆缆；侯玉辉、黄四旗负责枪炮。他们决定为了不惊动202、203艇，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如被发现，一面反击，一面快速驶向烟台。随后，李云修等将杨云晓等军官的武器收缴，关押起来、全部控制了舰艇。17日凌晨1时，舰艇离开南长山岛鹊嘴港湾，快到芝罘岛时，他们打开报话机侦听长山动静。只听艇长急促呼叫，命他们赶快回去。他们回话，我们已经到了老铁山，和你走的不是一条路了，你要来我们欢迎！拂晓时分胜利抵达烟台港。 登岸后，李云修向警备司令部汇报了起义经过，司令部召开大会欢迎他们走向光明，胶东军区参谋长裴宗澄到烟台接见了起义人员，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来信慰问、表彰他们。整过一段时间整训，李云修担任了副艇长，刘培亮任军代表，慈唯富任艇务长，杨云晓任航海长，万成岐任副航海长，文礼任帆缆长。之后，201号扫雷艇参加了解放青岛、长山岛和舟山群岛的战役。 在三次海军起义中，影响最大的为“重庆号”巡洋舰起义。 “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政府于1948年5月送给国民党用于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原名 Auzoza，，即“震旦号”或“黎明号”。它是英国皇家海军K舰队的旗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建战功，曾先后击沉德国、意大利巡洋舰、驱逐舰等各种舰船42艘，重创敌驱逐舰9艘，其中有的舰比“重庆号”还大。为此，英皇家海军曾授予该舰“功勋巡洋舰”称号。该舰到中国后，成为国民党军中最大的一艘军舰。 该舰“诞生”于1936年，造价126万英镑。舰长153米，宽15米，排水量7500吨。舰上有透平主机4部，锅炉5座，6.4万匹马力，最高航速32节，继航力4000海里，舰员650人。火力配备、无线电通讯、航海设备属世界一流。火力配备，有双联6寸主炮6门，分3座炮塔；双联4寸副炮4门，高、平两用；40mm四联高炮2门；双联20mm高炮3门。主、副炮指挥台均配有雷达炮火指挥仪，可控制火炮对空、对海射击，并能自动装填炮弹。舰腰两舷设3联21寸鱼雷发射管2座；舰底设有防潜装置，舰尾设深入炸弹发射架2具，可攻击潜艇；舰首设有扫雷器2套，并有磁性水雷防护网。无线电通讯设备，有6部对海对空雷达、1部声呐、61部无线电台可与全球通讯。航海设备，有航海计程仪、深测仪、自动测绘航迹仪；有海水淡化机4台，机动汽艇2艘，4吨起重机1座。 为接收该舰，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海军训练处派遣1000多官兵赴英受训。1948年5月26日，“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领护卫舰“灵甫号”赴英接舰，历时87天，航行万余海里，于8月23日驶进上海吴淞口。当时曾轰动一时。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参谋长周宪章曾邀请各国驻南京武官和国民党军政员登舰参观，大加炫耀。孙科、何应钦、蒋经国、陈诚等还携带他们的太太、小姐参观。但是，赴英受训在外近两年的“重庆号”船员，回国后目睹国民党军事政治腐败，国统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怨沸腾的现实，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有些官兵趁回家度假之际，离舰不归。 在中共地下党员华重远等同志领导下，以“重庆号”爱国士兵王颐桢、武定国等为首的“士兵解放委员会”，争取了舰长邓兆祥对起义的同情和支持，并联合蒋淑德、王继梃等同志，于1949年2月25日1时在吴淞秘密发动了“重庆号”起义。邓舰长年半过百，对海军作战、训练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心，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响应起义，带动了全舰官兵，对“重庆号”起义成功起了重要作用。“士兵解放委员会”在军舰的布告牌上张贴《起义告全体同学书》，上面写道: 我们在一群极端自私的军阀豪门的欺骗压迫之下，度过了多少年悲惨的日子。当着四大家族从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剥削了200万万美元以上的财富之后，国内每年就有2000万左右的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以上海一地而论，每天就有200左右的儿童在饥寒交迫下死亡了。他们想要把4万万人民都置于他们的暴力压迫之下，不惜掀起空前未有的惨绝人寰的内战。今天，每个有爱国心的人都不愿支持这个为豪门保持特权的战争了。 回头再看看我们自己。在船上我们辛辛苦一个月的结果，得到的薪饷还不够上岸一天的费用。我们大家都是20岁以上的青年，家庭的经济需要负担，现在我们只能眼看着家里的亲人，处于饥寒交迫中挣扎。 我们更不能容忍在他们的欺骗、压迫之下，为他们充当炮灰，去反对那些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解放军。今天，该是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了，为了4万万人民的解放，为了促进幸福的新中国的迅速到来，为了下一代子孙的生存，我们必须反对四大家族，用他们交给我们的武器，把他们消灭掉！ 起义了的“重庆号”由邓舰长亲自驾驶，以每小时22海里的中速北开解放区烟台港。天亮后，“重庆号”加强了警戒。当日夜，军舰临近青岛海面，当时胶州湾停泊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二十艘军舰，如果一旦其发现，将要引起麻烦。“重庆号”进入一级战备，密切注视着美舰的动向。青岛千里岩闪亮的灯塔在舰侧消失，“重庆号”闯过危机四伏的青岛海面，绕过山东半岛成山角向渤海湾驶去。历经25个小时，航程520海里，于26日6时胜利抵达烟台，投入共产党和祖国人民怀抱。 起义官兵受到烟台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热情接待。华重远向烟台市领导汇报了起义经过。在烟台山临时指挥部的胶东区司令员贾若瑜，遵照解放军总部指示，派东海军分区政委任克加为驻“重庆号”舰代表；成立了军事联络组，负责该舰与上级的联系工作，武装警护全舰官兵和军舰，要求是“全人全舰”。联络组由6人组成，张英震任组长，马守泮任副组长。 为了配合联络组工作，胶东军区给他们配备了一部电台和一个全部由党员战斗骨干编成的警卫连，由军区作战科长班福臻任连长。贾司令员对联络组强调说:“这是一件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的任务。'重庆号’舰上聚集了一批以舰长邓兆祥为代表的旧中国海军人才的精华，这是一批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今后将成为新中国海军的一支重要技术力量。你们上舰后，要坚持’爱国一家，同舟共济’的宗旨，紧紧依靠起义骨干，把全舰官兵团结在你们周围。联络组登舰后，受“士兵解放委员会”和600多名官兵的欢迎。联络组向起义官兵广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欢迎“重庆号”巡洋舰光荣起义告全体官兵书》。宣布了“爱国一家，同舟共济”宗旨，对所有官兵一视同仁，不咎既往，一切以拥护起义为标准，对他们在国民党军中的反动组织和特殊关系概不追究。舰上有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亲属20多人，对他们也都严格奉行不歧视、不调离的原则，既不进行调查登记，也不搞坦白揭发，从而赢得了起义官兵对党的政策的信任。电台和警卫连同志还与起义官兵谈心、交朋友，向他们宣传产党的政策，赞扬他们起义的革命行动。与此同时，在“士兵解放委员会”协助下，警卫连接管了钥匙、武器和岗哨，研究了警护方案。当时，烟台港港小水浅，“重庆号”吃水深，靠不上码头，只好锚泊于港外烟台山西北方向海面上，人员上下、生活物资运输，由在长山岛起义的201扫雷艇往返接送。夜晚，这座巨大的舰船躺在黑黝黝的海面上，灯光透过一排排舷窗，清楚地映出庞大的舰体轮廓，司令台、信号塔和舰桥两侧点缀着许多彩灯，俨然一座繁华的海上城市。 “重庆号”抵达烟台的第二天，蒋介石得到该舰叛投共军”的报告。他大骂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娘希皮”。桂永清通过电台与“重庆号”对话。他声泪俱下，诱骗“重庆号”返航。这自然是白费心机，“重庆号”已是“一朝打出樊笼去，摇头摆尾再不来”。诱骗不成，即在上海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策动讨伐“重庆号”。可与会的国民党海军舰长个个鸦雀无声。他们都知道“重庆号”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不好惹，没有一人敢答应。最后桂永清乞求美国舰队帮忙，并要求空军轰炸。国民党空军在美国海空力量支持下，从1949年2月28日至3月3日对“重庆号”轮翻轰炸，遭到“重庆号”炮火猛烈还击，敌人没捞到便宜。可是由于“重庆号”驶不进烟台港我地面防空火力无法掩护；烟台刚刚解放，我军尚无专门防空部队，“重庆号”处境十危险，舰上人员思想动荡。 联络组和“士兵解放委员会”决定建议上级，将“重庆号”撤离烟台，向北方解放区深水港转移，具体位置请上级确定。同时，警卫连加强警戒，“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深入官兵中统一思想，安定人心。贾若瑜和军代表任克加在烟台听取张英震汇报后，贾司令员当即立断说:“目前只有去葫芦岛。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开船！我立即报告解放军总部。”他又对任克加和张英震说:“这样一来，形势更复杂，你们的任务也更艰巨了。青岛、上海和长山列岛还没有解放，旅顺口也不在我军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预料不到的情况，一定要机智灵活的处理。任克加同志随舰行动，联络组、警卫连统一由任代表领导，途中有情况及时向我报告。”一个小时后，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复电:同意“重庆号”开往葫芦岛，到达后，由辽西省军区司令朱军领导。3月3日黄昏，“重庆号”巨大的铁锚绞离水面，随着低沉而宏亮的汽笛声军舰拖着巨大的浪谷，向葫芦岛前进。起锚不久，任代表在张英震陪同下拜会了邓舰长。任代表向他介绍了毛主席关于向葫芦岛开船的决定，并请他亲自驾驶军舰进港。邓舰长慨然应允。入夜，“重庆号”航行在茫茫的渤海湾，就要通过老铁山水道。张英震不敢睡觉，在警卫连部驻所门旁沙发上假寐，战士们分成两排，躺在暗绿色地上睡得正香。朦胧中，一个幽灵飘忽入舱，一边俯视熟睡的战士，一边摸到堆放机枪、冲锋枪的墙角。就在这幽灵伸手取枪的刹那间，张英震一个猛虎捕羊上前将其擒住。此人是舰上秘书曾道明。联络组一登舰，他就提出抗议，并装疯作颠，自称“精神失常”。虽然对抗起义，甚至图谋暴乱，但张英震仍想慢慢争取他，即令战士将他押回房间。天明后，张英震、武定国推开他的房间一看，人已从舷船投海了。这一夜，另一名反抗起义的坏分子也投了海。事后，“士兵解放委员会”向全体官兵作了解释，舰上未出现思想波动。 “重庆号”抵达葫芦岛，受到辽西省军区司员朱军和锦西县县长杨平等人的热烈欢迎。东北军区首长非常重视军舰的安全，确定了“提高警惕，加强伪装，坚持就地对空作战”的指导原则，抽调两个高炮团严加护卫军舰，还部署一个陆军师，专门加强葫芦岛和附近沿海警备。省军区司令部海防科也移驻葫芦岛，协助朱司令员统一指挥陆海军。从3月10日到17日，国民党和美军飞机每天出动多架轰炸机，对“重庆号”轮番轰炸，舰上官兵和岸上防空部队齐心协力，顽强反击，保护了军舰。18日早晨，一阵尖利的防空警报划破码头宁静的海空。接着，空中出现了一队美军超级空中堡垒B29重型轰炸机。舰上官兵的心都“格登”一下子提了起来。原来，“重庆号”装备的防空武器可与国民党军任何飞机抗衡，唯独对美军B-29重型轰炸机束手无策。它是“重庆号”的克星。敌机伴随着沉重的发动机声向军舰上空靠近，我陆海高炮炮弹呼啸直上，在空中构成一道绵密的火网，但是射高不够。敌机在炮弹炸点烟团之上，疯狂地向下倾泻炸弹，一组组炸弹在高炮阵地、军舰四周爆炸。我高炮虽对敌机构不成严重威胁，但敌机飞得高，弹着点不准，只好于16时停止轰炸返航。官兵连续作战8个小时，累得全身酸软无力，正要休息，突然一阵剧的震动，灯灭机停，军舰起火。原来，一架美军掉队飞机乘我军战斗结束毫无戒备之际突然临空投弹，一枚炸弹在紧贴右舷的海中爆炸，将右后侧官员舱12指挥仪计算室炸两个洞，有6人牺牲，22人受伤。正在总报务室休息的张英震和警卫员小刘被烈火包围，通往的舱门均已封闭。就在他们走投无路之时，有人打开密闭门，将他俩救出。官们全力抢修，很快将军舰修复。 美军直接参战使军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军一无空军支援，二无回旋余地，三无油弹补给，照此下去，“重庆号”难以保证“全人全舰”。在此紧急关头，胶东军区报请毛泽东主席批准，“留人不留舰”，沉舰保人。1949年3月19日，美机又来轰炸，有3枚炸弹穿透后甲板，引爆了右舷副炮弹药库，引起滚浓烟和剧烈的爆炸。下午，官兵们拆下雷达等仪器和贵重物品后，洒着眼泪撤离军舰。“重庆号”海底门打开，小山似的舰体徐徐倾倒于码头东侧海中。沉船后，起义官兵痛不欲生，任克加和联络组人员也感到对不起起义官兵，对不起党和人民。 就在这时，贺龙代表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和毛主席到葫芦岛看望大家。他接见了“重庆号”全体官兵，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热情地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并肯定、解释了沉船的决定。他还就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建设新中国海军问题发表了讲话。此后，起义官兵全部投入到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伟大洪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1年6月将“重庆号”打捞上来，使这艘沉睡两年巡洋舰重见天日，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行列。起义官兵中的大多数人加入了人民海军，成为海军建设的坚强骨干。邓兆祥舰长后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重庆号巡洋舰 在国民党大厦将倾的时刻，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军舰起义，在南京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国民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纷纷向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提出质问。其监察委员会还成立了“重庆号”专案组，调查出走原因。结果，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当了替罪羊，被撤职。但是蒋介石仍压不住沸沸扬扬的舆论，最后竟自欺欺人地宣布说，“重庆号”在开往旅顺口途中，被派出的B-29重型轰炸机群炸沉。 国民党技术兵种纷纷起义，投向光明，不仅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加速了国民党军的覆灭，而且扩大了解放军队伍，加速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充分说明了蒋介石众叛亲离，前景暗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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