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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打败中国为目标的扩军备战，和1874年对台湾的进犯，提高了中国的警惕性，增加了危机感。 当时正值中华民族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急需自强求富的关键时刻，衰落的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腐败而又分裂的清政府领导下，去迎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挑战。
慈禧出行 但清政府真正重视国防建设，却是在1874年日军进犯台湾之后。 日本海军已开始拥有铁甲舰，中国水师的木船不敢与之争锋。 中国朝野议论纷起，一致要求筹划海防。 清政府内群臣进言： “日事虽权宜办结，而后患仍实堪虑。” “揣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预之备。” 曾国藩明确指出：中国的防务应以东部海防为主。 李鸿章上奏： “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 “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貌视中国，有窥台湾之举”， “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 奕訢在日本退兵后也上奏说： “今日而始言备，诚其病已迟，今日而不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 提出了练兵、制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策。 从洋务派到各省督抚，都一致认识到加强海防“为今日全局第一要务”。 形势所迫，光绪即位之始，清廷就作出了加强海防的决定，诏曰： “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永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 加强海防的中心任务是整军练兵，经过洋务运动的二十多年的努力，清军的装备开始从过去的土枪、弓箭、刀矛和藤牌，向前膛枪和后膛枪及少量的火炮过渡，新旧武器混杂使用，根本达不到近代新式陆军的水平。 1884年直隶练军方一律改装哈乞开思、毛瑟新式后膛枪，淘汰的前膛枪又调拨给外省的练军使用。 直至1886年，云南的绿营还在使用火绳枪，甲午战争爆发前，湖北的绿营仍使用土枪。
曾国藩 据《中国昨天与今天》一书的资料统计，甲午战争前，清军的兵力有：禁卫军十一万一千多人，八旗兵十四万多，绿营兵四十多万，淮系部队二万一千多人，湘军已所剩无几。 从装备和战斗力来分析，淮军和禁卫军较好，绿营正在向练军转变，装备最新训练最早的直隶练军，也不过四万多人，大部分绿营装备落后。 至于八旗兵，则已丧失了战斗力。 根据以上统计，乡勇除外，共有兵力约六十七万多人。 清军的兵力多而杂，在十九世纪中叶时，每年军费开支约三千万两，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曾国藩有鉴于日本改革军制兵精将强，经验值得学习，多次上奏建议缩减绿营兵额，节省军费，集中力量在全国编练统一的新式陆军，彻底改革中国庞大杂乱的军事制度。 他的具体方案是： 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七省，共编练精兵九万人。 安徽、江西、湖北沿江三省编三万人。 每年约需粮响八百万两。 从统一清军的军事制度入手，节省经费加速改善武器装备，培养军官提高训练质量，增强清军的战斗力。 这是一项值得重视的大胆改革方案。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清军的落后面貌。 但是清皇室对于大刀阔斧的裁减绿营心存疑虑，仍寄希望于变绿营为练军，拒绝改革军事制度，继续在刀矛和洋枪并存的过渡状态中徘徊不前。 1872年曾国藩病死，湘系的影响下降，李鸿章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权势日重。 随着李鸿章的升迁，淮军调驻天津、保定一带，成为保卫京津的主力，也是慈禧的支柱。 清代的军事将领，多出身于皇亲国戚将门望族，养尊处优不知兵法，早已丧失了祖辈们能征善战的传统。 基层军官的选拔，沿用唐朝以来的武科考试制度，用舞刀弄枪骑马射箭考取武举。 多数武举并不从军报国，即便入伍也是一介武夫，缺乏近代军事常识。 将帅无能是历次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为此，总理衙门提出了“练兵先练将”的方针。 1876年，李鸿章最先选派淮军军官七人，赴德国学习，三年后学成回国，其中王德胜因成绩优异，被委任统带李鸿章的亲兵营。 1885年，李鸿章上奏光绪批准，首开先例创办了“天津武备学堂”，聘请德国教官，系统学习西式操法、近代兵器、行军布阵、构筑工事、战术指挥等课目，自己培养近代陆军军官。 第一期录取学员一百余人，毕业时李鸿章亲临考试，少数优秀生留在学堂任教习，多数学员回营成为练兵骨干。 后来中国出现的北洋军阀，各派系的首领段祺瑞、冯国璋、曹琨等人，都是第一期毕业生。 继“天津武备学堂”之后，1887年在广州成立了“广州陆师学堂”，1894年在南京成立了“江南陆军学堂”，创办人都是洋务派新的首领人物张之洞。
李鸿章 筹建海防诸事，值得一提的是沿海各要地的防务建设。 开始把重点选在津沽及长江口，因为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是财富之源。 自1871年开始，就先在大沽口、北塘、天津城东北及新城诸地建筑炮台，驻兵防守。 1875年后又扩大防区，先后在烟台、威.海、大连、旅顺口及营口等地构筑炮台。 李鸿章说：“先戍威海，以固庭户，次则大连湾，以蔽陪都，实为永远紧要之计。” 长江口的炮台主要建在吴淞口，控制着长江的航道。 随之，在浙江的镇海和温州，福建的闽江口和厦门，广东珠江口的虎门，以及台湾的基隆和淡水等地，也都修建了炮台。 据不完全统计，沿海炮台群有七十多处，每处炮台配置的大小炮数目不等，仅旅顺口就有大小炮七十八门，威海卫炮台有炮六十二门。 这些海岸大炮，多数是购自外国，其中有德国克虏伯新式远程大炮。 炮台群周围构筑有步兵工事，协助防守。沿海防务大为增强。 在加强陆军的同时，海军的建设进步更快。 中国自康熙、乾隆以来，就设有水师，驾着木质小船，防守海口缉捕海盗，算不得海军之称号。 鸦片战起，林则徐最先认识到近代海军的重要，为应急需，曾购买美国商轮改装成兵船迎敌，以关天培为提督的广东水师，最早参加了对英国入侵者的战争。 清政府为加快海军建设，曾于1862年委托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返国购买七艘中小型军舰，售价八十万两，其它费用二十七万两。 李泰国擅自招募英国水手六百人，聘任英国皇室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官。 1863年舰队来华，向清政府提出“合同”十三条。 中心要害是舰队“事事由阿思本专主”，不肯听命于中国。 朝野舆论哗然，指责李泰国“办事刁诈”。 总理衙门另提“章程”五条，内容是：由中国派遣舰队司令官，阿思本任副司令，舰队行动听中国调遣，中国兵员可上船学习等。 阿思本拒不接受，中国政府也无法让步，只好支付遣散费，把舰队驶回英国变卖处理。 中国白费了九十多万两白银而一无所得。 左宗棠认为，要建设海军，“为目前计，只得购自洋人，为久远计，必须自我制造”。 于是他着手创办了马尾造船厂。 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船厂也被毁。 停产三年又恢复了造船能力。 所造舰船，最大排水量为两千二百吨，最大马力有两千四百匹，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再作贡献。 江南制造总局，也在1868年造成第一艘轮船，增加了中国的造船能力。 但新式的大型战舰，中国仍无力制造。 所以自造和购买并重，是加快海军建设的正确方针。 1875年5月，清政府决定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任命湘系将领两江总督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 每年拨给经费四百万两。 为保证优先建设北洋水师，经费先尽北洋开支。 沈葆桢于1879年病死，督办海军的大权实际上由李鸿章一人独揽。
北洋水师的防区，辖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及其环抱的渤海海域，连接朝鲜面对日本，津沽是首都的屏障，旅顺口和威海卫是南北两翼的门户。 沿海各要地分驻淮军和练军五十余营，岸上有炮台，海口布水雷，防务十分严密。 “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 1877年3月，由李鸿章经办，从福州马尾前、后学堂中，挑选优秀学员、艺徒三十五人，分赴英国和法国学习舰船制造、驾驶技法，火炮射击、布阵战法。 这些热血青年，“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他求，各怀奋发有为之志，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备国家将来驱策”。 他们都有外语基础，学习很努力，五年即学成归国。 严复、刘步瞻、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和方伯谦等，后来都成了北洋水师的骨干，其他一批学员也都成了造船专家。 西学日新月异精益求精，学无止境。 1881年清政府又选派第二批留学生十名，1885年选派第三批留学生三十五名，再赴英、法学习。 除了海军人才，还培养了一部分外交、实业、采矿冶炼等方面的专家，为洋务运动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 在第一批留学生回国后，李鸿章于1880年在天津创办了北方第一所“水师学堂”。 任命留学英国的严复为总教习，在国内培养海军人才，以适应北洋水师建设的需要。 为了统一领导贯彻“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1885年10月，清政府设立了“海军衙门”，任命光绪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帮办。 海军建设更受重视。
奕譞 同年，向德国订购的七千吨铁甲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驶抵中国。 刘步瞻任“定远”舰管带（即舰长），林泰曾任“镇远”舰管带。 二千三百吨的“济远”号也同时到达，方伯谦任管带。 1887年，德国造的二千九百吨“经远”、“来远”两舰来华，林永升和邱宝仁分任两舰管带。 同年，英国造的两千三百吨的“致远”、“靖远”两舰来华，邓世昌、叶祖硅分任两舰管带。 至1888年，北洋已有德国造、英国造的铁甲主力舰、巡洋舰和炮舰二十五艘，鱼雷艇十三艘，马尾厂自造的舰船十一艘，总吨位将近五万吨，各种口径火炮三百二十三门。 鱼雷发射管六十八枚。 中国的海军建设也有经费不足等困难，但进展速度当时超过日本海军，已具相当规模。 1888年9月，海军衙门决定北洋舰队正式成军。 任命淮系将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设提督署于威海卫刘公岛上。 各舰的管带皆由福州船政局水师学堂和留英、法学员担任，素质较高，多数管带能英勇作战。 1890年后，丁汝昌在威海先后创办了“水师学堂”、“枪炮学堂”和“水雷学堂”，加强培训水师官兵。 在旅顺修建成中国最大的船坞，负责维修舰船。 北洋水师还聘请了少数英国和德国的海军军官任教习，传授驾驶和枪炮技术。 此时的北洋舰队已经是亚洲第一的铁甲舰队了。 与此同时，广东和福建两支水师，也各有舰船十多艘。 江浙两省的南洋水师建设较晚，这时也有中小型舰船二十艘，多为马尾船厂及上海自造，吨位较小。 可惜好景不长，主管海军的醇亲王奕譞在北洋舰队成军后，认为海军“声势已壮”。 为了迎合慈禧的心愿，替她在“归政”后营造颐养天年的住处，企图藉此减少她对朝政的干预，竟然自1888年后停止购买新式战舰，在李鸿章的赞同下，挪用海军经费，营建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据估计，耗费海军经费约一千四百万两左右。 户部提出警告：海防用费已无可筹。 中国的海军由发展转入停滞。 1891年5月，李鸿章乘舰视察旅顺口、威海卫等地，检阅海军，颇有得意之色，他夸口说：“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正在中国大兴土木建筑颐和园，停止增购新舰之时，1892年日本天皇带头献金，数年间添购四千吨级的新式铁甲战舰十多艘，在航速和火力方面都超过了北洋水师。 西洋战舰日新月异，日本海军急起直追，北洋水师舰龄老化已经落后，而又不添购新舰。
丁汝昌 丁汝昌乃根据管带们的建议，提出两项补救方案： 一是舰队进行大修，更换锅炉以提高航速，分十年完工，共需银一百五十万两。 二是在“定远”、“镇远”、“济远”、“经远”、“致远”及“来远”等铁甲船上，装设克虏伯造新式快炮，增强舰船左右舷的火力。共需银六十一万两。 航速快火力强，这是提高海军战斗力的关键所在，两项费用只占修建颐和园工程费的七分之一，但终因经费无着落而被搁置。 1894年5月，李鸿章二次率领官员检阅海军，他已有了不祥之感，各国海军“船式日新月异”，连“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 而北洋水师自成军以后，“迄今未添一舰”，他已“窃虑后难为继”，怀有隐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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