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梁启超撰。最早有1923年9月商务印书馆刊印的单行本，后收入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之“专集”第二十二册中。目前通行的读本，是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的《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所收本。《陶渊明》是一部考论评析东晋文学家陶渊明（365?一427）生平事迹和文艺作品的传记著作。据书前民国十二年（1923）梁氏自序与书中第二部分“陶渊明年谱”前的小序，民国十一年秋冬间，梁氏讲学南京，“积劬婴疾”，家居静养，以读陶渊明文集自娱，借此机会，参订有关文献记载，钩稽其作品年月，由是以成《陶渊明》一书。全书由三个体裁不同又各自独立的部分组合而成。书前有梁氏自序，概述撰述缘由、经过及传记内容。第一部分“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以评析为主，着重论述了陶渊明的家世、生活时代及当时社会思潮，陶氏其人的个性和思想渊源，并分析了其集中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第二部分为“陶渊明年谱”。该谱是梁氏在参据前此诸家，如吴仁节、王质、丁晏、陶澍等人编订的年谱或年谱考异的基础之上，考稽谱主的作品，条考编撰而成。谱前有梁氏所撰小序，以下为对旧传旧谱的考订和谱主家世考。正文中每年均出条，其中一些撰者凭己意揣测、证据尚不确实的事条，均标以问号以示存疑。第三部分“陶集考证”，实际上相当于谱主著述版本考。由于陶渊明别集的版本，经著录或传世的都为数不少，篇次难免有所错乱，有的诗文还存在真伪难辨的情况。梁氏按存、佚两类对陶氏别集的版本逐一加以考证，指出各个版本的源流及优劣异同，提出一些有创见的结论。书后有附录一则，题为“陶集私定本”。梁氏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对陶集中部分作品进行整理笺释，推论其创作年代和写作背景。作为一部传记，本书包含的内容较为博杂，既有考证性的文字，也有从宏观上加以分析评论的内容。与传统的年谱类传记相比，形式上显然有所突破，但又不及现代新型作家传记的形式完整。因而对于本书的特点也应分而言之。
第一，撰者能从宏观和整体性的视角对陶渊明其人及其文学作品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评析。这着重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梁氏为陶渊明立传的目的在于“治文学史”，他认为“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因而较为重视考察传主的时代背景与其品性特质，通过对其文学作品和思想情感渊源的对比分析，以期加深对陶氏本人身世经历及文艺思想的理解。例如，撰者在分析陶渊明个性中意气飞扬的一面时，便以几首能体现这一特性的诗作为例进行评析。如举其《杂诗》中“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和《拟古》诗中“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说明陶氏年轻时即有意气风发的一面。又以《咏荆轲》和《读山海经》诸诗为例，指出这些诗中都流露出激昂慷慨之情，表明陶氏性格中始终保持着“带性负气”的一面，他在隐居生活中也仍然渴望有所作为。这些分析颇有见地，使读者既对陶氏性格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对其作品有了更新的认识。
（二）从行文来看，撰者运用了富于感染力、易于理解的语言进行表述，从而凸显出陶渊明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其中谈及陶渊明故乡的一段文字，语言生动，令读者对陶氏的生活环境有了全新的感性认知。
第二，在本书的二、三两部分中，撰者依然采用了传统朴学的撰述方式，对陶氏生平事迹和著述版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索，得出一些信而有征或富于启发性的结论。书中对于陶氏作品的版本和篇目真伪的考论是比较仔细的，特别是他的关于“《五孝传》及《圣贤群辅录》，决为赝品，当删”，以及“《归园田居》第六首、《问来使》、《四时》，皆误编，当删”等论点，确是正确的见解，为后人深入研究陶氏作品的真伪作了开拓性的工作。此外，撰者能将诗史互证，对陶集中的诗文作品加以系年，并做了一定的笺释整理工作。如义熙十三年丁已（417）条下，撰者以“是年太尉刘裕北伐，灭姚秦，修复关中晋宗庙陵寝”之史实来证明陶集中《赠羊长史》一诗作于此年，又认为在“中原沦于戎羯，已逾百年”的背景下，陶氏“睹关洛之光复”，诗中反映出的喜悦情绪及欲往游而因病不果的说辞应为实情，即不为无见。
三
但是，本书也有不足之处。首先，从作家传记发展史的角度看，《陶渊明》应属过渡时期的作品，其中三个组成部分体裁各异，各自独立，前后无紧密连贯的衔接，故从体制上看尚不完备。同时，其对陶氏生平的整体性研究尚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故有些看法也略显粗浅。如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就指出“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联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而梁氏在研究陶氏之文艺及其品格时，稍有“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之嫌。其次，从考证的一面看，也出现了某些疏漏。如其对陶渊明生卒年的考订便存在推算考论上的错误，详情参见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一文。当然，作为一部转型时期的作家传记，本书仍是一部较为优秀的著作，其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综合研究作家生平的角度而言，梁氏以良好的艺术感觉敏锐地把握陶氏特性所在，从宏观角度对作家生平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为新型作家传记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性的框架，指示了综合考论研究的方向，对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传记的逐步成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此外，就陶氏生平、作品的研究而言，本书提出的一些具体结论已为当今学术界公认，对后人的进一步研究颇有启迪 之功。研究《陶渊明》的论著，有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收入《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的相关部分，以及李剑锋《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戴燕《文史殊途——从梁启超、陈寅恪的陶渊明论谈起》（《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二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