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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入门者而言，不同学说和领域太复杂了，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家安全战略到区域国别研究、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从高级政治到低级政治、从国家单元分析到体系层次分析、从人性恶到人性善、从全球层次分析到个人层次分析、从战争与和平到大国制度的兴衰、从大战略研究到外交政策研究、从物质变量到观念变量、从空间因素到时间因素等，似乎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难以穷尽。几乎每一个初学者，又会被告知无论对哪一个领域感兴趣，对其他领域也应做到触类旁通，就是实现对所有领域的宏观框架理解，方便从多元视角来透彻分析研究问题。这样的入门路径是很必要的，但有没有贯穿不同领域和学说研究的本质？如能找出本质性的公约概念，那会让学习者对这个学科的理解有一个质的飞越！ 在笔者看来，无疑就是“权力”，任何一个领域的国际关系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发挥权力的效果或增加权力的稳定性，无论这一领域是服务于传统主权国家，还是国际组织或非国家行为体，不管是为了解决战争与危机、还是为了实现气候变化谈判，也不论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首先是要考虑操控和影响行为过程与互动结果，使高明的权力操控能够带来有利于己方或有助于最终目标实现的效果。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研究，目的要么就是解释权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如何限制权力的不利影响和增加其有利影响，要么就是为国家如何获取权力和避免权力损失提供建议。即使是战略历史性质的研究，也主要是为了解释和反思什么样的权力使用方式是有效的，什么样的战略技巧才能防止权力的负面作用。权力之于国际关系的意义相当于货币之于经济学。[1]唯有权力才能成为政治的最佳注解，构成“权力政治”，虽然权力不是国际关系的全部，但如果选出一个词汇能够代表国际关系与政治学，那无疑就是权力。对权力的多维度理解，能够实现对国际关系宏大体系的根本性理解，也能认识到国际关系思想中对权力的阐释很少有“穷兵黩武”“权力即霸权”的狭隘认知，而是普遍都会强调权力平衡、权力的克制与谨慎使用的战略原则。一个真正的权力研究专家，都会秉持一种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动态平衡。 权力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定义是：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2]也有学者认为，权力是一种不对等的支配关系，拥有权力的一方支配没有权力的另一方。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力是一种不对等的支配关系；权力是一种制度化的、相对稳定的支配关系。[3]夏夫利（W.Phillips Shively）认为：权力是一个人通过某种手段促使另一个按照其意愿行动的能力。他将权力分类为隐性权力（implicit power）和显性权力（manifest power）。显性权力基于能能看得见的行动，即A让B做A想做的事情。隐性权力是指B做了A要求做的事情，但A并没有通过语言或行动明确要求B做这件事，而是由于B感觉到A想让B做这件事，或是基于某些原因，B希望做A想做的事。[4]海伍德（(Andrew Heywood）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也就是以非他人选择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的能力。权力可与惩罚和奖励相联系，近于强制或操纵。[5]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对权力的来源作了概括：认为权力来自于暴力或军事力量、财富、社会地位、组织制度、专门知识和社会舆论等多种途径。[6]总之，权力通常会涉及互动双方的比较，也需要参考操控和影响力。 修昔底德的权力观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最先发出的启示，他是“完全权力模式”或“传统”国际关系范式的代表。[7]现实主义、地缘政治、战略学、历史学等都能从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汲取灵感。2400年来有关战略以及国际关系的著作对修昔底德而言都不过是一种注脚，只有他的著作才能真正拆穿世界政治的奥秘。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理论源头，也被称为西方第一部战略经典，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有共同的思想来源。[8]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总结了决策者常犯的错误：（1）把敌方能力估计过高；（2）把自己的选择范围看得太窄；（3）易做一厢情愿的想法（wishful thinking）。[9]修昔底德指出执行外交政策过程中奉行小心与审慎之伦理原则的重要性。[10] 马基雅维利以来的近现代权力政治思想 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基本政治哲学理念是“美德”、“命运”和“必需”。从国家政治层面来讲，美德是指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和爱国主义、命运是决策失误与战略风险、必需意味着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利益诉求。三者的逻辑关系是：必需→美德→命运。必需是国家行为动因的逻辑起点，即国家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应该出于基本的安全需要而非肆意扩张。手段的应用不应超越目标界限，目标的有限性决定了手段选取和使用的克制。着力强调国家战略目标的核心是自保、扩张不能以牺牲自保为前提。尽管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准则要求权力（狮子）和欺骗（狐狸）是行使外交政策的两种基本手段，但他的思想精髓在于危险识别与抓住机遇。[11]他关注目的与手段的适配，谋算和自我约束是有效的统治的关键机制，必须兼顾长远利益的规划。[12]他相对重视军事权力而轻视经济权力，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经济过分繁荣、人民过分讲求福利、社会风气败坏、民族丧失战斗精神，会导致国家衰败。他提出：出于“国家理由”（reason of state）的政策是政治家为了安全目的和世俗化的目标而精心盘算后采取的审慎行动。[13]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主权国家的建立有助于结束所有人反抗所有人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但会形成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实现个人安全与国内安全的同时必然会催生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安全的稀缺。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要低于个人单位的自然状态，霍布斯的现实主义思想为军事权力和国际法都预留了空间，体现了一定的权力克制逻辑。[14]大卫·休谟（David Hume）讨论了“国家理由”和正义原则之间的调和问题，认为商业国家崛起的重点不是通过领土兼并建立庞大帝国，而是通过联盟体系构建和海上交通线的护持，并能实现农业、商业的互补，注重对外与国内权力资源的合理应用而非过度透支。休谟强调要对权力进行平衡和限制，包括舆论的平衡、利益和权力的平衡、劳动和资本的平衡以及贸易的平衡，势力均衡对民族和国家独立很重要，他在国内与国际层面帮助包括摩根索在内的后来的思想家理解了均势。[15]韦伯提出了传统型、法理型和克里斯玛型（超凡魅力型）三种合法性类型。[16]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虽然强调扩张对国家生存维系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扩张的方式随着内外战略环境的差异而有所区别，扩张的渠道可以分为移民、建立贸易文化集散地、战争等，扩张的目标可以表现为利益范围、势力范围、殖民地等。[17]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的陆权心脏地带理论认为：在后哥伦布时代与陆权革命的到来，海岛国无力单独支撑世界帝国,他的思想揭示了地理与技术变革对国家权力限制条件的变化，强调权力的谨慎原则。世界帝国权势的最大威胁来自大陆国家,只有海洋国家之间的联盟才能延续其海洋世界帝国。[18]尼古拉斯·斯拜克曼（Nicholas J.Spykman）认为：均势政策包括如下方式：划分国界、战争赔偿、建立联盟、调整干预战争的程度、逐渐从略微偏离中立走向全面参与，他的权力政治与边缘地带思想带有明显的基于地理条件限制的战略克制倾向。[19] 从卡尔到摩根索的权力观 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认为，国际领域的政治权力分为三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支配舆论的力量。国家为了追求权力，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是会兼而用之的。[20]政治行动的基础必须是道德和权力的协调与平衡。[21]卡尔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学者，他强调理想主义如果离开了现实主义就变成了乌托邦主义，而现实主义如果离开了理想主义就变成了不那么现实的现实主义。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国际政治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他对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影响之大，其他学者难以望其项背。[22]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对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第二、对国际政治实质的研究；第三、对国家权力和对国家权力限制的研究；第四，对实现和平的研究。他的权力政治所谈的核心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23]他的人性现实主义由于强调人性恶、国家的权力欲是直接目标的论断，容易被误读为鼓励不加节制的权力扩张与帝国主义政策，尽管他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对权力进行限制的多重路径，并指出恢复传统精英外交的必要性，但仍有观点将国家实际的权力扩张行为等同于现实主义理论主张。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体现为克制战略取向，他的思想也被称为大陆现实主义，是由于继承了多极权力均势、国家理由、制衡优于追随的梅特涅和俾斯麦的大陆联盟战略传统。[24]摩根索认为，虽然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黎塞留（Richelieu）、汉密尔顿和迪斯累利都将国际政治理解为追求生存和权力的无止境斗争，但他们没有否认道德价值。他认为不考虑道德的科学理性割裂了权力政治与社会人性的有机联系。[25]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辩论焦点并非是原则与权宜之计、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选项，而是前者将抽象构成的普世道德原则视作标准，后者则重视这些原则，对它们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的审慎评估，决定了其相对价值。[26]一方面，道德对权力政治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会折射出权力政治的矛盾和悖论，这基于人性和现实的政治矛盾，无法被完全消除，但政治家需要管控这种张力。[27] 如何应用权力工具来理解和分析国际关系？ 任何的理论或历史知识，初学者的学习主要是为了拿来去理解和应用的，一个不能被应用的概念通常在人脑的记忆中是非常短暂的。因此，只有在国际关系文献阅读和专业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对权力变量的思考，才能增加对它应用价值的了解，也才能有效将看似无关的问题领域建构一座桥梁。笔者认为，权力的基本影响可以分为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或者说是地理与历史。从空间层面讲，权力可以作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影响工具，从A点到B点的投送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体现。从时间层面讲，权力可以通过现在影响行为体对未来的判断，以及通过对未来的预期从过去寻找历史类比，又从对过去的解读影响现在，因此有句话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空间与时间是两个永恒的维度，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坐标系。权力的分析还可以从物质变量与信息变量（观念变量）两个层面出发，物质性变量主要是现实主义内部的概念群，信息变量则是建构主义内部的概念群作为主导，自由主义内部的概念群则是兼具物质变量与信息变量。甚至笔者看来，国际关系的权力本质天然是地缘政治学的近亲，地缘政治在本质上就是权力的空间存在与时间存在，比如衡量海权、陆权、空权、天权、网络权等，都是把特定的空间技术存在来描述特定的权力类型，对一个地区的先占原则作为时间次序上的界定、对领土诉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18世纪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其重要性一定高于21世纪，因为后者的海军重要性有所下降，这种空间权力的重要性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 参考文献 [1] 潘忠岐：《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 孙关宏等主编：《政治学概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4] W. 菲利普斯·夏夫利：《权力与选择：政治科学导论》（孟维瞻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版。 [5]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的思维方式》（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6] 罗杰·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曹大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7] Michael Doyle,“Thucydidean Realism”,Review of Internaitonal Studies 16,July1990,p.223;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Boston:Little,Brown,1977）. [8] R.C.Kent and G.P.Nielsson ed.,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France Pinter,1980）. [9] 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治·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吴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2] Jonathan Haslam,No Virtue Like Necessity:Realis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Machiavelli,(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利奥·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13] [美]肯尼斯·W.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治·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吴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5] David Hume,Political Essays,edited by Knud Haakonsse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xxii.[美]肯尼斯·W.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17] Charles B.Hagan,“Geopolitics”,The Journal of Politics,Nov.,1942,Vol.4,No.4. [18] 强世功.地缘政治战略与世界帝国的兴衰——从“壮年麦金德”到“老年麦金德”[J].中国政治学,2018(02)。 [19]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王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0]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21]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22]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 [23] 许嘉：《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 [24]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华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Michael Joseph Smith,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 [25] 汉斯·摩根索：《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杨吉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 [26] 汉斯·摩根索：《德性与权力——摩根索论文集》（董成龙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27] 王梓元：《道德与声望:摩根索的权力政治学说再探讨》，《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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