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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丽风和春昼即长，恰逢五一假期于梅花山访古，其山下寂寥数户，沿石屋后小路而上，至山肩处西行曲径通幽，其间多乱石嶙峋，行百五十步有一巨石。高丈余其上有石刻二通，为民国二十一年剿匪其右侧碑铭曰《滕县县长赵景文暨清乡副主任黄馥棠纪恩碑》左侧为赵长江撰文并题额、黄以元书《后来其苏》碑其碑正体楷书，标准“黄体”。洋洋洒洒200余字，其书写、雕刻均为“中华民国廿一年仲春”，即公元1932年春。     左侧碑铭为“有匪有匪，积廿一年，哀哀居民，无家克完。我来是邦，心实痛焉，整军率众，誓扫凶顽，同德同仇，纪事留言，两次奉令，剿匪同X，进击者为清乡队、民国联庄会：朱传哲、韩仲石、黄以元（以下共21人）等共八百余人。深盼此后，耕战自守，各勤厥职，慎勿以暂安而忘旧日之惨痛也！” 右侧碑铭为“天下之最足以感人心而X之永永不忘者，即由危境而措之安，由死地而致之生是也。彼煦煦之仁，孑孑之义，被之者犹不能淡然漠然，无所动于中，况再造之恩哉？吾邑自民六以来盗贼蠹起东山一带，大军迭往搜剿，其间数十村尽付一炬。而男妇老弱惧祸之及，多相率逃避奔窜，慄慄自危，不敢一归，X乱情亦可悯矣。今春苦旱，僻壤穷乡无所得食，已伏之莽又蠢蠢然XX思起。赵县长景文、清乡副主任黄馥棠心焉忧之，爰于二月深入虎穴，搜其遗孽，抵各村，见向之繁荣X盛者，皆满目荒凉，间有居民，亦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睹兹情状，有不潸然下仁人之涕乎？县长归则谋善后，与黄君曰：召集流亡徒，各复其所，是安之也；急筹赈济，使不至饥饿而死，是生之也。曰：款安出？曰：请求省赈。会揆给之拨之不足，奈何？曰：劝募。于是黄君首捐银三百六十元，以为之倡，而邑绅杨文卿、叶道溪及鼎新公司各捐银壹百元，其他捐者递减。张绅锦湖适自沪上归，慨捐银二千元。省赈会委员黄锡庆又以银二千元至，不旬日而款大集。先是县长本劳来安集之意，使流离者得还故土。至是复同黄君驰至灾区，逐户施放之，务使款不虚冒人获实益。计用赈银五千二百元。一时沐其惠者咸欢欣鼓舞，走向告曰：县长与黄君活我！兹者李君茂东介、陈乡长正寅来言曰：吾侪处危境，陷死地亦已久矣，幸县长格外垂悯，黄君竭力赞助，始得起死回生，转危为安，此再造之恩也，不可不文以纪之。因次序其事，俾刻于梅花山阳，亦以见德之入人，即没世犹有不能忘者在也。抑黄君尝言曰：此次施赈，不过救目前之急耳。吾欲于此修道路以利交通，兴学校以厚风俗，树艺牧畜以辟财源，通商惠工以励实业，如是数年，可使凋敝之区立成庶富，胡剿为？胡赈为？予曰：此根本治法也！书此以观其后。黄君名以元，县城人；县长名长江，寿光县人。时中华民国廿一年四月也。前滕县教育局局长王宜齐撰，清优廪贡生、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乡试挑取誊录周文峰书”。      民国初年，滕东山区旱、蝗、匪灾并发，匪患猖獗。其正如《纪恩碑》中所述：“吾邑自民六（1917年）以来盗贼蠹起东山一带，大军迭往搜剿，其间数十村尽付一炬。而男妇老弱惧祸之及，多相率逃避奔窜，慄慄自危，不敢一归，丧乱情亦可悯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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