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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1903—1987年），山西平遥人，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一起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编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等。侯外庐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大量开拓性贡献。 注重经典原著 五四运动时期，侯外庐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阅读布哈林有关唯物史观的书籍，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7年，他赴法国求学，精读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等著作，聆听了布格莱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并集中精力翻译《资本论》。最终，《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于1936年在北平出版。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最大收获，就是接受了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论，为开展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20世纪30年代初，侯外庐在郭沫若的影响下走上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道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将自己从研读《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掌握的理论与方法贯彻到具体问题的探究上。他指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他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解释思想发展史、强调社会经济发展与思想史演变的辩证关系等治史原则。侯外庐时常告诫学者要提高“理论修养”，强调必须准确理解理论原意，“从经典著作的原著中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立足丰富史料 学术研究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但不能唯理论是从。侯外庐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虽然给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金钥匙”，但不能生搬硬套。要“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和庸俗化”，应将中国丰富的史料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并借鉴考据学成果，“严格进行对文献的考订与审查”，“实事求是地究明古人用语的实在所指”；要准确解读史料，力求实现在普遍规律指导下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使经典作家关于家族、私有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得到引申和发展”，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研究中，侯外庐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同古希腊、罗马相比，既遵循了诸多普遍的规律，又具有不同的具体路径和特殊性。 在《中国思想通史》撰著过程中，侯外庐阅读了大量原始材料，辨别真伪、确定时代，校正文字上的讹误衍夺，甚至动手辑集已经遗佚的著作，尽可能采用精校过的文本。他认为，“历史科学要求实事求是的研究，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渲染”，力求做到不为古人所役，不为欧美所役，“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展现出他对中国学术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高度自信。 重视阐微决疑 侯外庐强调自己的研究重在阐微决疑，这与今天学术研究贵在创新的观点异曲同工。阐微，一是力图用科学的方法，从古文献中发掘历史的隐秘，从现象中找到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二是尽力发掘不被一般学术界所重视的思想家。决疑，就是关注解决历史的疑难。对于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上许多争论不休的难题，侯外庐都怀有浓厚的探索兴趣。他表示，重视阐微决疑，目的就是使研究工作有所创获。 侯外庐指出，学术研究贵在自得。科学是在不断探索中发展的，如果一个学者不敢言前人之所不言、为前人之所不为，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则不可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他研究中国历史，是在钻研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思考之后得出结论，没有人云亦云。同时，他还强调学术研究要有自我批判的勇气。他清醒地意识到：“不敢自谓我们的研究就没缺点和错误，而是出于学术工作的责任心，不得不对一些突出问题有所指陈。”侯外庐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屈原思想的评价等问题上，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等产生过一些分歧，但这既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也不影响他们对中国历史走向的总体判断和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解。在坚持学术见解的同时，他们相互之间还具有深厚的革命友谊，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崇高学术品格。 坚定韧的追求 侯外庐晚年写作了自叙，叙述自己平生追求的成败和心迹，最初题名为《坎坷的历程》，反映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侯外庐认为，生活除了颠困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精神理想的磨砺。他指出，“我本不过平平一介书生，因为经历着伟大的时代，才确立自己终生不渝的理想和观点。远言之，我爱慕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仰慕马克思达到的科学高峰，近言之，自认最能理解鲁迅先生为民族前途，交织着忧愤和信念的，深沉而激越的，锲而不舍的韧的战斗”。最终，自叙书名定为《韧的追求》，高度概括了侯外庐在革命和科学的道路上，以惊人的毅力、刻苦的奋斗，追求真理、探究历史，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拼搏的一生。 青年时期，侯外庐得知引自己走上革命正途的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杀害，他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法国，靠菲薄的经济支撑，他不谋任何学位，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后来，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为的是解答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侯外庐称自己的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也从不讳言革命和研究的目标是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从1939年到1947年，他一直担任《中苏文化》主编，希望使其成为党外宣传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努力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鼓与呼。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他由中国古代思想史转而研究近代思想史，着力探究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和革命道路问题。1949年后，在坚持学术研究的同时，他还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及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多个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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