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战役，我军为何几次攻打包头不下？贺龙总结经验教训中肯全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第一次取得反对外国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当晚，贺龙参加了中共中央的紧急会议，研究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国民党动向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方针。针对国民党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情况，决定立即将分散游击的八路军集中起来，组成正规的野战兵团，准备反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8月10日至15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八道命令：命令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日军及指挥机关发出通碟，限其在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武装”；“向一切伪军、伪政权发出通碟，限其于日寇投降签字前率部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如敌伪拒绝投降缴械，应予以坚决消灭；”命令“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所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贺龙的主要任务是：统率晋绥军区部队，占领太原，控制山西和绥蒙。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将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分出，并新成立吕梁、雁门、绥蒙3个二级军区，以4个旅组成野战兵团，直属军委。

16日，中央紧急会议一结束，贺龙连家也没有回，就同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组成精干的指挥班子，东渡黄河，直奔晋中，指挥部队接受日伪军投降，向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阎锡山和傅作义部进攻。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争取时间，欺骗国内舆论，一再电邀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愿打内战的和平愿望，争取主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决定同意毛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28日，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蒋介石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重庆。贺龙得知后，深为不安。他深知蒋介石诡计多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对毛主席的人身安全十分担忧，即于29日致电中央军委询问：“毛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望告知。”贺龙的担心，在部队广大指战员中同样存在。为此，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立即联名复电贺龙：“毛主席赴渝和平谈判是完全必要的，蒋介石不敢不保证毛主席的安全。目前在前线上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能在国民党顽固派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的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晋绥方面对于阎锡山与傅作义的进攻，希望组织一、二次胜利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谈判。”

贺龙得到中央复电，立即向部队指战员作战斗动员，说：“中央来电指示，只要我们在前方多打胜仗，我们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就越有利，毛主席在重庆就愈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多打胜仗。”他随即指挥晋绥野战军于30日冒雨进攻文水城，全歼守敌，占领文水。同时，贺龙命令晋绥其他部队向拒绝向八路军投降的日伪军进攻，收复了离石、静乐、神池、平鲁等县城，歼日伪军5000余人，并粉碎了傅作义的南进计划，巩固和发展了晋绥解放区。

蒋介石一面在重庆同毛主席谈判，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准备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进攻。为打破蒋介石的企图，迟滞敌人进攻，巩固解放区，掩护我军部署调整和战略展开，加强我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争取和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平汉、同蒲、平绥、津蒲铁路沿线组织几个战役，打击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

8月30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争取晋察热全境的指示，指出：傅作义、马占山夺取绥远，继续东进，阎锡山占太原后向北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力争太原已不可能，应集中兵力，巩固对张家口的占领。为此，要求晋绥野战军主力从太原附近转移到绥远境内打傅作义。贺龙立即复电军委：亲率晋中地区的5个主力团于9月初先行北上。

9月11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各战略区粉碎蒋介石军队进攻部署”的指示，指出：“傅作义部夺取我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武川、陶林、丰镇、集宁五城，6日又夺兴和，逼近天镇、柴沟堡，有向张家口进攻的模样，企图控制平绥路……我必须立即组织晋、绥战役，必须坚决消灭傅作义主力，解放绥远，恢复归绥……”还特别强调“这一战役对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和争取全国解放和平局面的关系极为重大。”

遵照军委指示，贺龙和聂荣臻统一指挥晋绥军区5个旅、晋察冀军区9个旅共14个旅5.3万余人，发起绥远战役。鉴于晋察冀军区参战兵力较多，贺龙于10月1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绥远战役由聂荣臻统一指挥。中央军委采纳了贺龙的建议。

但是傅作义的兵力有4.7万余人，连同地方杂牌军和阎锡山在大同附近的部队，总兵力达9.7万余人，分布在集宁、丰镇、卓资山、陶林、凉城、新堂、归绥等地区，其中在绥东有5万余人。晋绥和晋察冀两军区的参战兵力对傅作义略占优势，但总兵力则处于劣势。

贺龙率晋绥野战军主力于10月初到达左云地区集结。为了打好这个战役，晋绥野司在左云城广场召开了动员大会，贺龙在会上作战斗动员，教育部队要认识新形势，适应新情况，注意解决新问题。他说：“过去我们同日本鬼子基本上打游击战，现在要大兵团作战，打运动战，两大区部队要协同作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新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他强调指出：“我们部队老战士多，很勇敢，但要防止骄傲情绪。我们这次到绥东去打仗，要尊重依靠地方党，爱护地方部队，这一点要讲清楚。我们的战斗力是多种因素组成的，爱护人民，拥护政府，非常重要，没有这一点不能打仗。”“对晋察冀部队要主动团结，没有友邻部队的配合、支持，怎么能打胜仗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友邻部队，团结友邻部队，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10月18日，绥远战役开始。战役部署是：贺龙指挥晋绥野战军从南向北进攻，在消灭凉城、新堂、天城村敌人后，向丰镇、集宁方向进攻；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由东向西进攻，消灭隆盛庄、张皋镇之敌后，也向丰镇、集宁发起进攻。到22日，晋绥部队进占了凉城、新堂、天城村、陶林；晋察冀部队也攻占了隆盛庄、张皋镇、三水岭、官村、聚乐堡、红砂坝、丰镇，并孤立了大同，切断了傅作义与阎锡山的联系。傅作义害怕因其兵力分散，易被各个击破，命令部队迅速收缩兵力，其中第六十七军军部、特务营和新编第二十六师由集宁、官村撤至卓资山地区，抢修工事，组织防御。

贺龙审时度势，一眼就看穿了傅作义想收拢五指，形成拳头的企图。为不让敌人逃掉，或收缩到归绥，他当机立断，马上改变原来准备攻打丰镇、集宁的计划，命令独立第一旅主力、三五八旅、独立第三旅迅速北上，独立第二旅由商都经陶林南下，围歼卓资山之敌。

23日，三五八旅进至卓资山附近。贺龙率野战司令部随后跟进。24日，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人的炮火到卓资山前线，同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等旅团指挥员一起观察地形和战场形势，部署战斗。他对在场的旅、团指挥员说：“为了不让敌人逃掉，你们要趁敌人立足未稳，出其不意，迅速发起进攻，打它个措手不及。要打得快、打得猛、打得好，速战速决，力争全歼。告诉你们的部队，要英勇顽强，猛冲猛打，活捉何文鼎。”贺龙命令部队在黄昏发起总攻，至25日，只用了一夜一个上午，全歼新编第二十六师4000余人，以小的代价，取得了大的胜利。

聂荣臻闻讯，立即发布命令，号召晋察冀部队向兄弟部队学习。同时，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命令部队向集宁地区傅作义主力第三十五军和第一O一师发起进攻，击溃敌人1团，其主力弃城西逃。24日，晋察冀部队占领集宁。傅作义慑于新编第二十六师全歼，命令部队全线西撤。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2.4万余人狠集归绥，第六十七军等部1.2万余人集包头，加固工事，准备凭险固守。

在绥远战役发起后，中共中央于10月19日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要求晋察冀和晋绥部队“坚持打击国民党军自绥远和可能自北平向张家口的进攻，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占领，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在贺龙指挥卓资山战斗期间，中央军委于22日指示：“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

这时，聂荣臻的指挥部从兴和三水岭前移至隆盛庄。26日，他与贺龙在那里相会。随后，一起到了卓资山，两区部队在这里会师。由于晋察冀部队不少刚由地方县大队、区小队扩编起来，衣着和武器装备比较差，贺龙指示晋绥部队把缴获的一部分服装和武器分送给晋察冀部队。

27日，中央军委指示贺龙、聂荣臻：“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遵此指示，贺龙与聂荣臻经过研究，决定了下一步的作战部署：针对傅军主力6个师撤到归绥，决定先肃清外围，再进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部西逃之路，孤立归绥之敌。这个决定的重点是夺取归绥，西进只是一种配合行动。

贺龙和聂荣臻商定围攻归绥的部署是：晋察冀军区的冀察纵队、冀晋纵队沿大青山麓向西进攻，肃清平绥路以北之敌，从北面包围归绥；冀中纵队从东面保卫归绥。聂荣臻的指挥所设在陶卜齐。晋绥野战军主力在肃清平绥路以南至大黑河以北之敌后，从南面和西面包围归绥。晋绥独立第一旅、骑兵旅和冀察纵队的1个骑兵团组成挺进军，由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指挥西进，负责截断归绥与包头之间的联系，相机夺取包头。

10月底，两区部队完成对归绥的包围。由于城中有傅作义主力6个师，依城防守，以逸待劳，粮食储备充足，傅作义决心固守，并不断伺机出击，给攻城部队干扰和消耗。加之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都刚从游击战争状态收拢起来，没有大兵团作战和攻城的经验，又缺乏大炮等攻城的武器装备，因此在扫清归绥外围之后，便与守敌形成对峙状态。

王尚荣率领的挺进军于11月1日由卓资山地区西进，边走边打，至7日前进了500华里，连克兵亥州、察思齐、陶思浩、沙尔沁，歼敌5个骑兵团1500余人，直抵包头城下。为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第二天就向包头城发起进攻。由于争取了战斗的突然性，把守敌打了个措手不及，一举突人城内，但因兵力不足，再无力发展，也与敌形成对峙。

包头是绥远的第二大城市，有10万余人，驻有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军部、1个骑兵团、4个补充团和李守信部等共1.2万余人。建制虽多，但火力强、弹药充足，城墙坚固，并修有钢筋水泥碉堡等防御工事。由于事先情报工作差，在打包头之前，对该城守敌的兵力部署和防御体系等情况没有搞清楚，而是据说只有2000余人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当进攻受挫后，王尚荣才查明包头守敌为自己兵力的近3倍，意识到按挺进军现有的兵力是打不下包头的。于是，他把当面敌情、攻打包头的情况和他们的建议报告了贺龙。贺龙经与聂荣臻协商后，立即命令黄新廷率三五八旅2个团去增援。黄、王两部4个团6000余人，于12日晚再次对包头发起攻击，有4个营突人城中，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歼敌1500余人，因兵力不足，在敌人猛烈反击下，又被逼退出城外，而且宁夏马鸿述1个骑兵师东出临河，向包头逼近。

贺龙接到攻打包头再次失利的消息，十分着急。便与聂荣臻在归绥城西会晤，商量下一步作战部署。聂荣臻认为，我军在归绥、包头对傅军虽略占优势，但不是绝对优势，而且劳师远征，攻城不下，粮食消耗过大，供应将更加困难。严冬将至，对我军将带来很多不利，也难于持久，何况两区再增兵都有很大困难。我军如能拿下包头，再回师归绥，那当然最好，否则不宜在绥远地区与敌人持久对峙，或集中兵力打归绥，或主力东调回根据地。他把这个想法同贺龙交换意见。贺龙也认为不宜在严寒的冬天于绥远同敌人对峙，拼消耗。

他们最后商定：贺龙、李井泉率晋绥部队全部和晋察冀军区的1个旅西进，增援包头，争取一举将包头攻下，并打击向包头增援之敌；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继续围困归绥。如敌出援包头，就在运动中予以歼敌。晋绥部队攻下包头后，主力立即回师与晋察冀部队合力攻取归绥。他们将这个作战部署上报了中央军委。16日军委回电：肯定先取包头的意图是对的，但需集中兵力，命聂荣臻率晋察冀部队与贺龙的晋绥部队一同西进，归绥只留少数部队控制要点，作弹性围攻。如包头不能迅速攻占，晋绥部队则西进消灭马鸿透的援兵，夺取五原、临河、陕坝；晋察冀部队主力控制包头至归绥中间地带，隔断包头、归绥敌人的联系，相机夺取包头，把敌引出，求得野战。晋绥部队完成任务后，留一部兵力控制五原、临河、陕坝，主力回师归绥，与晋察冀部队再攻归绥。

聂荣臻认为，中央军委的方案，是一个置归绥于不顾，全力夺取包头的方案，能否成功表示担心。他于17日致电军委，指出：一、如晋察冀主力西进，围城部队将转为劣势……敌人必然集中力量乘机向我反击，则全部战局有恶化的危险；二、如全部主力西进，夺取五原、临河、陕坝，这样就分成归绥、包头、河套三个战场，彼此相距遥远，兵力分散，三处力量皆弱，难以互相策应；三、绥远地区并非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后方补给线，粮食弹药无法迅速前运，伤员后送也是个大问题。所以，建议先按原有作战部署进行，视情况发展再说。

22日，军委复电：仍主张聂部主力西进，集中力量攻包头。同时又指出：“中央对前方情况不了解，望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实行之。”23日又电示：“如果你们估计短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将部队撤回机动位置，相机再定今后计划。”于是，贺龙和聂荣臻仍按原计划行动。

贺龙按照军委的意图，是准备全力攻下包头的。他在包头东郊沙尔沁对部队动员说：“我们先打下包头，再打五原、临河，抄傅作义的老窝，回过头来再打归绥、大同……”他指挥晋绥部队于12月2日，再次向包头发起进攻。在塞外零下十几度，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恶劣环境中，部队英勇作战，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土工作业，后勤保障等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加之敌人已有了充分的准备，所以进攻又未奏效。当时，贺龙因长期在前线奔波，劳累过度，胆囊炎复发，又患了重感冒，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变化。他审时度势，见进攻再次受挫，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如继续攻城，只能消耗自己更多的有生力量，也没有取胜的把握，这种消耗战不应该打，便断然决定停止攻城，于4日撤出包头。

12月下旬，回到绥东地区休整。贺龙在总结攻打包头失利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时认为：首先，此次战役没有很好体现中央军委关于“如傅顽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将我军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由西向东打”的指示精神；其次，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于决战方面，而是采取添油的办法。如果我们在包围归绥的同时，首先集中兵力去打包头这个弱敌，如果攻打包头兵力使用得当，包头还是可以打下来的。

12日，中央军委同意结束绥远战役。13日，聂荣臻下达了结束绥远战役的命令。14日，晋察冀部队从归绥撤回。此次战役历时50余天，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歼敌1.2万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欲控制平绥路的企图，但是未能实现消灭傅作义部主力，解放绥远，收复归绥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