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那场瘟疫

如果人类历史可以假设，我们一定会情不自禁地遐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胜的是雅典和它的提洛同盟，而不是斯巴达和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如此，军国主义的斯巴达不会称霸希腊，伯里克利和他治下的雅典，会为我们培育出更多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托芬、希波克拉底、普罗泰戈拉，让理性的力量和智慧的光芒更早地洒遍世界，早早引领世人摆脱宗教的愚昧和专制的奴役。

 

王朝的兴衰和政权的更迭从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我们无法断定雅典和提洛同盟战败的决定性因素。不过，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史料中略窥一斑，甚至可靠地做出推测——幽灵般看不见摸不着的瘟疫，即使算不上是决定性因素，至少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 战争

公元前431年的仲夏，亚狄迦田地里的麦子已经熟了，阵阵暖风吹起一层又一层金黄的麦浪，仿佛在奏着丰收的乐章。正当雅典人准备迎接他们一年中最幸福的日子时，意外不期而至。虎视眈眈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在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到了亚狄迦的伊诺，他们早就谋划好从这里发起进攻，直入亚狄迦的腹地，然后一举消灭雅典。

 

起初，阿基达马斯料定雅典人不忍心使自己的土地遭到他们的蹂躏，雅典人会在战争开始之前向他提出和解，因此伯罗奔尼撒军队虽然做好了侵略的准备，但并未开战。几十天之后，亚狄迦人都收割完了麦子，可阿基达马斯并没有等来雅典人求和的传令官。

 

阿基达马斯的迟迟其行和趑趄不前招致了伯罗奔尼撒军队的严厉批评和恶感，他个人的名誉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军队的士气也在漫长的等待中开始变得消沉低落，大举进攻势在必行。侵略行动正式打响！他们肆意践踏亚狄迦的土地，破坏埃琉西斯和色利亚的平原，并在赖提击败一个雅典骑兵队之后，沿着伊加拉斯山的西麓到了亚狄迦最大的自治乡镇阿卡奈，那里距离雅典不过6英里。

 

驻扎在阿卡奈的伯罗奔尼撒军队奸淫掳掠、烧杀抢夺。雅典城里的老年人或许在波斯人入侵时经历过这种局面，青年人此前可从未见过如此惨绝人寰的时刻。此时正是雅典的全盛时期，年轻人为他们的城邦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斯巴达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为所欲为，这让他们感受到了人生中最为巨大的屈辱感，也彻底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他们要求立即出战，要把敌人驱逐出自己的家园。雅典人的将军伯里克利不为所动，他拒绝与伯罗奔尼撒军队的正面交锋。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雅典人便开始辱骂他的不作为，并将战争带来的创痛归咎于他。

 

不过，提洛同盟的军队并未闲着。在伯罗奔尼撒人还在亚狄迦的时候，雅典人已经派遣一百条战船去绕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发动袭击，战船上有一千名重装步兵和四百名弓箭手。随后，科西拉人派遣五十条船舰加入了雅典人的舰队，其他同盟国也派战船驰援。不久之后，伯里克利率领全部雅典军队，入侵了麦加里德，出征的雅典海军在归国途中驶到了麦加里德，与伯里克利率领的雅典大军会合。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当时雅典的军队人数至少有一万名重装步兵——未包括在波提狄亚的三千名重装步兵，雅典异邦人参加这次侵略的不下三千名重装步兵，此外还有数目很大的轻装步兵。

斯巴达人有他们引以为傲的陆军，而雅典人拥有一支强悍无敌的舰队。半个世纪前，即公元前480年9月23日的萨拉米海战中，希腊联合舰队——主要是雅典海军——在泰米托克利斯的率领下，给薛西斯的波斯侵略军以致命的打击，几乎全歼了波斯海军，站在岸边山岗上观战的薛西斯灰溜溜地率领着他的大部分陆军返回了亚洲。正是萨拉米大捷，将雅典和它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同胞们从波斯的奴役下解救了出来，这为雅典树立了极大的威信，让雅典逐步成为了海上霸主。

 

斯巴达人率领的伯罗奔尼撒军队从陆地上进攻，雅典人和他们的提洛同盟军便在海上袭击。战争陷入了僵持局面，多利安人和爱奥尼亚人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实属难料。

 

• 瘟疫

此时，对雅典人和提洛同盟不利的事件突然发生了。第二年夏天，雅典城内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曾经罹患该症、也见过别人患病的的修昔底德在其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烧；眼睛变红，发炎；口内从喉中和舌上出血；不久之后，胸部发痛，接着就是咳嗽。以后就肚子痛，呕吐出医生都有定名的各种胆汁。大部分时间是干呕，产生强烈的抽筋；到了这个阶段，有时抽筋停止了，有时还继续很久。抚摸时，外表上身体热度不高，也没有出现苍白色；皮肤颇带红色和土色，发现小脓包和烂疮。但是身体内部发高热，所以就是穿着最薄的亚麻布，病者也不能忍耐，而要完全裸体。真的，他们大部分人都喜欢跳进冷水中。有许多没人照顾的病人实际上也是这样做了，他们跳进大水桶中，以消除他们不可抑制的干渴；因为他们无论喝多少水，总是一样的。于是他们长期患着失眠症，不能安静下来。当这种疾病达到顶点的时期，病人的身体并没有衰弱，表现有惊人的力量，能够抵抗所有的痛苦，所以在第七天或第八天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力量留着；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多半因为内部高热而死。但是如果病者经过这个危险时期而不死亡，于是病入肠胃，产生强烈的溃烂和不可控制的大泻；因而引起衰弱，后来多半就会死亡了。因为这种疾病首先从头部引起，进而轮流影响到身体的各个部分，纵或病者逃脱了最恶劣的影响，但是在身体的四肢还留下它的痕迹：它影响生殖器、手指和脚趾；许多病后复原的人丧失了这些器官的作用；也有一些人的眼睛变瞎了。也有一些人，当他们开始好转的时候，完全丧失了他们的记忆力，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认识他们的朋友。”

 

据修昔底德记载，瘟疫夺去了许许多多雅典人的生命，有的家庭全家人没一个活下来的。从瘟疫中幸存的死者家属被沉重的灾难击溃了，以至于雅典人都放弃了哀悼死者的通常习俗。半死的人在街上打滚，或者堆积在泉边，而死者的尸体更是躺在地上，塞满了神庙和茅舍。甚至连吃人肉的鸟兽，都不愿意去触碰那些死尸。

 

对瘟疫和死亡的恐惧，让雅典失控了。“人们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对于宗教上或法律上的每条规则都毫不关心……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们决定迅速地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至于神祇，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违反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觉得，对于他们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头上，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这是很自然的。”

 

雅典的远征舰队也未能逃脱瘟疫的追击。430年的夏季，当这支远征军在哈格浓和克利奥彭帕斯的率领下去攻打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和波提狄亚时，军队中也爆发了瘟疫，他们率领的四千名重装步兵，在大约四十天之内就被瘟疫消灭了一千零五十人。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雅典及其提洛同盟的重装步兵有一万三千名，另外有防守各地和参加防守雅典城市工作的人员有一万六千名，骑兵一共有一万二千名，徒步射手一千六百名，雅典的军队总人数大约四万两千六百人。瘟疫夺取了雅典军队四分之一的人的生命。

 

得悉雅典城内闹瘟疫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提前撤退了，他们避免了瘟疫的感染。可雅典人同时要和战争与瘟疫作战，这对他们的士气和信心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雅典人渐渐开始沮丧、恐慌，甚至绝望。他们认为是伯里克利给他们带来了不幸和灾难。雅典人派遣大使去斯巴达求和，在未能成功之后，他们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到伯里克利身上去了。伯里克利为自己辩护说：“在一切事物中，只有这一件（瘟疫）是我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我知道我之所以失掉人心，大部分是由于这一件事。”他通过作为雅典公民现在的和将来的荣耀，去激励雅典人，并企图阻止雅典人对他的愤怒。因为战争和瘟疫而被剥夺了本就寥寥无几的财产和亲人的人民大众，以及丧失了美好的地产和设备优良的房屋的富人们，都对伯里克利心有怨言，而且是普遍的。他们以擅用公款为名，对伯里克利判罚了一笔罚款之后，愤怒的情绪才算平静下来了。

• 死亡 

但是，瘟疫对雅典人最惨重最长远的打击，是他们英明的领袖伯里克利在瘟疫中丧身了。公元前429年，当雅典人民的私人痛楚得到时间的抚慰之后，他们再次选举伯里克利担任将军，因为伯里克利是他们所有人中间最有才能的人，正是在他主政期间，雅典进入了全盛时期，成了希腊诸城邦之中最灿烂、最辉煌、最强大的城邦，成为希腊文明和精神的象征。但是，在伯里克利再次当选将军不久之后，他自己就患上了瘟疫，没多久之后就去世了。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初，伯里克利曾预言，如果雅典等待时机，在战争时期不再扩张帝国领土，不使雅典城市本身发生危险的话，雅典就将很容易地获得胜利。“我所怕的不是敌人的战略，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但当伯里克利在瘟疫之中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所做的，正好和伯里克利的指示相反，他们在私人野心和利益的驱动下，为了追求个人的名誉和权利，采取了一系列对雅典和提洛同盟都不利的政策。雅典的将领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他们发动了西西里远征。在叙拉古附近的海上战争中，雅典强大的海军中了敌人的计谋，对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雅典海军打得溃不成军，四处逃散。修昔底德为他们写下了墓志铭：“做了人能做的事，受了人该受的苦。”

 

如果伯里克利活着，他不会发动对西西里的远征，雅典海军的实力也将得以保存，而伯罗奔尼撒人也就未必能够击败提洛同盟。瘟疫带走了雅典人的英雄，也将战争的失败留给了雅典人，从此，黑暗和绝望的邪恶种子再次洒满了人间。

 

• 黑暗

对于后来的世界而言，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具破坏性的长期性影响是，提洛同盟的战败毁掉了雅典的价值观。希罗多德曾经说过，当雅典面临高尚和卑劣的选择的时候，它总是把高尚作为自己的选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人已经将邪恶当成了美德。伊迪丝·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一书中如是描写：“欺骗被奉为精明，鲁莽被当作勇敢，而忠诚、谦虚、大度却被认为是软弱的代名词。”

 

在一个朝不保夕的时代，勤俭节约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尔虞我诈的时代，恪守信用是没有价值的；在一个巧取豪夺的时代，遵纪守法是只有最愚蠢的傻瓜才会去干的事情。对于从战争和瘟疫中幸存的人而言，恐惧大于绝望。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是自信的，是乐观的，是朝气蓬勃的。而此后，这种局面渐渐消失了，以至于到了亚历山大时代，和更后期的奥古斯都时代，整个地中海地区都陷入了死气沉沉之中，人们只追求自身的安全和眼下的苟且，诗与远方从人们的心里消失了。他们不再愿意冒险，整个社会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成了犬儒的世界，成了斯多葛的世界，并进一步堕落为宗教和神棍的世界。最终，基督教代替了哲学，矇昧代替了智慧，人类历史的列车按下了倒车键，彻底陷入了冬日的暗夜般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

 

伯特兰·罗素指出：“自从伯里克利时代以后，有文化的君子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而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再是君子，同时也丧失了文化。”斯巴达人带给希腊的是军国主义、高压政治和专制统治，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胜意味着希腊人失去了政治自由，以及因为政治自由油然而生的自信，也彻底失去了因自由而产生的创造性思想。毋庸置疑，那些死于瘟疫中的人中有很多人本来能够使这个世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这些人——尤其是伯里克利——没有死去，公元前五世纪在雅典燃烧的熊熊烈火，本来应该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光明。是这场瘟疫，将人类文明的进程耽搁了将近两千年，直到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人类的思绪再次插上翅膀，开始了自由的翱翔，让人们重见光明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