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黄惇与中国书法篆刻史论研究的新拓展（上）

昵称61560146 2022-09-16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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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书法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升为一级学科。中国书法篆刻史论作为“书法学”这一学科的核心，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考察研究书法篆刻史，使我们接轨于书法、篆刻史论研究的学术前沿，无疑具有重大作用。

书法篆刻家、书法教育家黄惇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艺术学）评议组成员、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为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研究方法注重维度考察艺术审美和时代风格、艺术流派与社会思潮相互补充的对立统一关系，并结合诗学、文学、文字学、古文献学等“范围既广，则取舍必严”，不讳正史，而独具正解。著有《中国印论类编》、《中国古代印论史》、《中国历代印风》、《篆刻教程》、《中国书法史·元明卷》、《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等，丰富并拓展了当代中国书法篆刻史论的研究领域。黄惇教授作为当代帖学与书法流派的倡导者，行草萧散灵动。篆刻则从青花瓷押中发现价值，疏野清奇，蜚声艺坛。

江苏省篆刻研究会以雄厚的学术资源为依托，荟萃了中国书协学术委员、艺术学院教授、专家学者及西泠印社社员，秉持着书法篆刻创作、理论研究、教育教学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有鉴于此，特分期推出朱天曙教授的文章，充分凸现黄惇教授在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学术生涯中的研究方法，以期能引起学界的进一步思考，将学术引向纵深。

李路平

黄惇

近四十年的中国书法篆刻创作和研究中，黄惇是绕不过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书法篆刻家和学者。他长期任教于百年艺术名校南京艺术学院，在书法篆刻创作、研究、教学上有突出的成就。在书法创作上，黄惇力倡“帖学”，强调笔法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性，是这一时期“新帖学”兴起的旗帜性书家；在篆刻创作上，他从明清青花瓷碗底押印中获得启示，开创了新的印风，把书法笔意之美和印章的边栏相结合，深化了“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的内涵，是篆刻界最有影响的名家之一。黄惇的书学研究始终和创作实践相结合，注重艺术审美和时代风格的考察，强调艺术流派和社会思潮的关系，把书法篆刻艺术理论和诗学、文学、文字学、文献学紧密结合，以“文人”的视角观照书法史上的种种现象，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现就其研究的主要专题和学术贡献、治学方法和特色，以及其理论思维的启示作初步讨论。

《中国印论类编》

一、书法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和学术贡献

梁启超先生曾说：“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该专门学的素养。”〔1〕黄惇治书法篆刻史论，得益于他在书法篆刻上的长期实践和史学积累。他写过两部断代书法史著作，即《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和《中国书法史·元明卷》。

《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系统讨论了秦汉时期的各种书体演变，对“书同文”“秦书八体”“隶变”、汉代书体演变、笔法嬗变、文人书家技法传承、魏晋玄学、道教、佛教与书法、南朝帝王对书法的影响、“竟陵八友”与“杂体书”等问题的讨论多有新见。如20世纪60年代的“兰亭论辩”中，东晋碑刻问题成为学者关心的重要问题。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以出自工匠之手的铭石书如《王兴之夫妇墓志》等去论证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忽视了文人手书墨迹的艺术价值，而错误地以铭石书来讨论书法演变。黄惇以东晋碑刻为例，强调铭石书在书体演变中的滞后特征，并指出，铭石书从隶书向楷书进化过程中曾出现“隶楷”阶段和“楷隶”阶段，以铭石书论证《兰亭序》的真伪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这部书中，他运用最新考古成果，讨论早期笔法的表现，首次提出江淮汉简与西北汉简对应，首次通过史料整理了北朝文人书法家一览表，以证明北朝并非只有石刻书法的遗存。又提出北朝刻石的三个阶段，以澄清长期以来受清碑学思想影响而产生的错误认识。黄惇在叙史中将考古新发现与整理古文献史料紧密结合，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研究书法史的第一手材料，必须高度重视。

荷亭黄惇篆刻

黄惇的《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是江苏教育出版社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中的一部，也是目前元明书法断代史研究体量最大的一部。作为当代书史研究的开拓性著述，全书以时段和书法家两条线索，勾勒出元明书法历史的基本脉落。元明书法发展的社会根源、历史文化背景、各阶段代表书家等各个层面进入他的历史视野。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的架构中，什么样的书家是这一时期影响力最大的？什么样的群体必须载入史册？哪些社会思潮影响了书法的发展？这些都是黄惇高度关注的焦点。元代部分，在突出赵孟頫书法与元初的复古思潮研究外，过去没有人注意的元代篆隶“书法热”和被黄惇称之为“元末的隐士书法群体”，也成为他元代书史的重要板块。同样，他通过史料的综合与分析，第一次提出了明初的台阁体、明中期的吴门书派分期，以及晚明以董其昌为核心的“云间书派”等诸多概念。在书论部分，他还特别钩沉出明中期以降前后七子的书论，强调文学思潮对文人书法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凡此种种，他都尽可能地找到时代思潮与书家、书风丕变、艺术风格之间的必然关系，以还原书法史的真相。

在元明清的文人书法史研究中，黄惇十分重视书家个案的专题研究和积累，其中，他对赵孟頫、董其昌、金农用力尤多。

入耳减半黄惇篆刻

黄惇关于赵孟頫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赵孟頫卷》及其撰写的《从杭州到大都——赵孟頫书法评传》两书和《赵孟頫与〈兰亭十三跋〉》《赵孟頫〈与子渊书〉刻帖略论》《赵孟頫书法研究二题》等相关论文中。他在研究这样一位大书家时，注意到“文化圈”与书法艺术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宋南渡后建都所形成的“杭州文化圈”，因当时南北割据的大势，其影响主要在南方；元初虽南北已统一，但这个文化圈没有遭到破坏，故与之后形成的“大都文化圈”相对照。作为“杭州文化圈”中的精神领袖，赵孟頫身上折射出的文化现象尤为值得关注。在传统的中华文化和元代新政权文化的交互消长之间，以赵孟頫为核心的“杭州文化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元代有强大的生命力。黄惇将这一现象用来研究赵孟頫及元代书法史。在研究中，他钩沉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以成宗召赵孟頫赴京抄大藏经这一事件为节点，并以赵孟頫书学思想、书法实践为线索，揭示了以赵孟頫为领袖的江南文人以文艺致身为现实诉求，以复古为宗旨，向大都输出文化传统、保护中华文化的史实。在他看来，赵孟頫在元代并不是孤立的，其背后是“杭州文化圈”文人艺术家共同实施的文化战略。

对于赵孟頫书风在海外的影响，黄惇通过钩沉出赵孟頫与沈王王璋（即高丽王）的交游关系，以及高丽李齐贤的《益斋乱稿》、李穑的《牧隐集》，朝鲜徐居正的《笔苑杂记》、李匡师的《圆峤书诀》等韩国古文献的记载，揭示了赵孟頫书风在高丽的传播史。他指出，王璋以驸马身份在大都构筑的“万卷堂”是赵孟頫书风传入高丽的主要渠道。王璋禅位后，高丽派遣享有盛名的学士李齐贤赴元侍祐忠宣王，李氏诗、文、书法皆师法赵孟頫。王璋在东归时带回大量古籍书画，其中也包括赵孟頫书法，加上李齐贤的推动，赵孟頫书风在高丽普遍为书家所重。到了朝鲜时代，“松雪体”成为朝鲜书家竞相效仿的对象，朝鲜当时的写经、碑刻、刻版、活字也多用“松雪体”，致使赵孟頫书法的影响长达三百年之久。在韩国留学生的帮助下，黄惇找到了朝鲜初期《匪懈堂刻帖》中的赵书的《留别沈王诗帖》，并成为他上述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关于赵孟頫书风在高丽传播的研究，是中国书法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丁亥旧作黄惇书作

在赵孟頫研究中，黄惇还注意到很多研究者所忽视的历史细节。如赵孟頫三十八岁前学习东晋杨羲《黄素黄庭内景经》与其小楷表现道家审美趣味的渊源。考订赵氏独孤本《兰亭十三跋》和静心本《兰亭十六跋》的关系，并从赵孟頫《与子渊书》的刻帖中，讨论赵孟頫临《黄庭经》并传授康里子山笔法的史实。

董思翁论书句摘黄惇书作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黄惇即开始从事董其昌研究，这是他较早研究的书家专题，先后出版过《董其昌书论注》《中国书法全集·董其昌卷》等著作，并发表了《董其昌伪本书帖考辨》《明代云间书派与董其昌》《再论“云间书派”》等多篇论文。黄惇关于董其昌的书法研究，主要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关于董其昌书论文献来源的审定；二、董其昌书艺特色和书法史观的解读；三、董其昌提出的“云间书派”概念的界定。黄惇在解析董其昌书风时，从用笔、结字、章法和临仿等角度加以辨析，指出其实践始终围绕于实现自己追求的淡、秀、润、韵的审美取向。他概括董其昌书法风格特征为：用笔虚和而骨力内蕴、章法疏空而气势流宕，用墨淡而神韵反出。在《神会意得——从明代祝允明、文徵明到董其昌的仿书研究》中，黄惇还指出，董其昌的“仿书”，来源于向祝允明、文徵明等吴门书家的学习，然与吴门书家比较，董其昌的“仿书”更加自觉，他通过对临、背临或意临方法，获得个人艺术风格和创造力。在董其昌“以禅喻书”的书论研究中，他以“淡”说，“熟后求生”说及“顿悟”说来概括其书论的个人特色，并且指出董其昌提出的“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第一次以“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的审美取向。至于董其昌提出的“云间书派”，黄惇认为，明初中期所谓的“云间书派”充其量只是一个松散的地域书家的框架，并没有流派的实际意义。在晚明董其昌推出莫如忠、莫是龙父子后，才真正使云间书派成为一个可以与吴门书派抗衡的实体。这一派以莫如忠与莫是龙为先导，而其核心则是董其昌本人。〔2〕他清理出明代云间书派出现的若干史实，进而阐明此流派出现的原因、时间、主要书家、艺术观念等，并强调指出云间书派与吴门书派的不同之处，突出表现在对赵孟頫的态度上。董其昌以超越赵孟頫为目标，是企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云间书派。〔3〕这是书法史研究中第一次清晰地讨论了云间书派和董其昌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农书法研究是黄惇清代碑学研究中的重要专题。在《金农书法评传》中，黄惇突出以“作品”为中心，对金农书风的来源加以甄别，对历来研究金农书法中的一些误见加以澄清和考辨。在此基础上，按各阶段金农书法作品的发展，将其归纳出五类，分别是八分、碑行、写经体楷书、楷隶和变体八分——漆书，并指出金农在师法《西岳华山碑》中的不息创造是他成功的秘诀。对金农书法的梳理和分类，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金农书法的误读。在研究中，黄惇还展开了两个相关问题的讨论：一是康乾时期的扬州书坛、扬州八怪与徽商的关系，关注以金农、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与扬州徽商的互动，指出商业影响、文化环境与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一是清代前期郑簠、金农等书家艺术实践与汉碑的关系，指出清代以前“师碑必师名家”到金农“耻向书家做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师碑观念的变化。他的研究证明阮元提出碑学理论之前，清初的“前碑派”不仅完成了由师法名家至师法无名书家的观念转变，而且涌现出许多如金农那样师碑的书家。这是清代书史研究中全新的结论。黄惇对金农书法的研究，翔实地证明了书法史上“前碑派”的历史存在，金农为代表的师碑及创作历程典型地反映了清代碑派的思想根基和审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