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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遵义会议，很多人将其视作“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关键”。但实际上，毛主席并不太这么认为，真正挽救党和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应该是毛主席获得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并没有让毛主席真正获得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应该可以说是毛主席重新掌握实权的代表性大会，概括了这一期间发生的众多会议。大事开小会，小会开大事。这才是正常的。遵义会议召开前的1934年12月31日下午，到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在抵达贵州的黔北地区，瓮安县猴场（今草塘）的一户宋姓人家的大宅子里，召开了一场会议。 这是中共6届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博古、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刘少奇、邓发、李德等同志参加，会议现场争论的很激烈。最终以基本宣告结束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为结果。此次会议，改变了李德的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 此次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向红2军团和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并重申黎平会议成果的结果。此次会议，还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实现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变。猴场会议，差不多就是遵义会议的前戏和铺垫。  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进行主报告，不肯承认错误，将问题归咎在敌人太过强大，战略上没错，只在执行上不行。博古的主报告，可以说是完全撇清了责任，把失败悉数归咎在外在，而不言及自身。之后周恩来在副报告，强调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出现极大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还主动揽过了责任。 当时博古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原以为自己做完报告，形成个决议，遵义会议就结束了。周恩来发言结束，不在会议事先安排的张闻天，起身批评博古主报告的错误，找出各种铁证。张闻天的批评，不仅是批评博古，也是批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 博古和李德的心情压抑到极点。而这，只是开始，毛主席、朱德、王稼祥等老革命还没开始发言！遵义会议的主角，可是毛主席啊。遵义会议，是毛主席自宁都会议后，被排挤出领导层以来，4年多的时间，首次这样发言。发言时间长达2个小时，内容相当之精彩，可惜没有文字笔录或视频留证。  此次会议，病重的王稼祥，坚持从躺着的床上站起来，只说了一句简短的话表态：“支持毛泽东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遵义会议是纠错，确立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但是，毛主席依旧没掌握什么实权，更明了点就是没有军事权力。1935年2月3日的“鸡鸣三省”会议，中央集体最高权力平稳转移，中共总负责人变为张闻天，不再是博古。 1935年2月5日，扎西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正式确立，“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4日，鸭溪会议，中央红军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毛主席为政委。 这是继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主席离开指挥红军的领导岗位后，首次拥有正式的军职，重临军事会议，掌握指挥权。此次会议后，中央红军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萧谢两师的部署》命令，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份以朱德、毛泽东名义联合签署的作战命令。  3月10日的苟坝会议，中央红军又要走上错误的方向，毛主席愤怒地表示：“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说完，毛主席就离场，之后的会议，通过举手表决，毛主席刚任职没几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就被表决掉了。 然后，毛主席深夜挑马灯，独自找到周恩来：“军事指挥不应该这样，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民主决策争论不休，这种决策不利于指挥战争，指挥贻误战机，彻底葬送红军。”党内陆位远高过毛主席的周恩来，深以为然，表示以后的军事行动，全听毛主席决断。由此，党内的军事指挥权真正转到毛主席手上。 之后成立新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组成，周恩来任团长，全权指挥军事行动。其实，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由毛主席独自决断（为避免麻烦，暂时保密），周恩来公开发布命令。简而言之，就是毛主席在幕后决断，周恩来在台前发布命令。  所以说，鸭溪谈话，才是真正挽救党和红军的关键大事。而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联手促成的。 在没有决策权之前，中央红军决议打王家烈部（苟坝会议时），唯有毛主席一个人不同意打；最后经过鸭溪谈话后，周恩来全力配合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次日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毛主席也官复原职。后来得知，王家烈部是反动军队故意丢出的诱饵，若是中央红军去打，将陷入敌人的强力合围，遭到灭顶之灾。真是让人后怕不已。  之后的日子里，毛主席常拿出苟坝会议为例，说：真理也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上。鸭溪谈话的后续影响，无一不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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