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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区制时代结束后，各军交出地盘，军阀财政来源断绝，各部队统归善后督办公署领导，其军费粮饷暂由督办公署按月拨给。1935年2月27日，刘湘电令各军，要求各部队将该部官兵姓名并月支经费数目分别列表据报督署，由督署审查确定后，自3月1日起，按月核发。这一举措使四川军队原来为私有的性质有所改变。各军队失去了军费的来源，不得不服从善后督办公署的领导和刘湘的指挥，这也为川军进一步整编为国家军队创造了条件。 1935年6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川军将领开裁军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求川军“至少要裁去半数以下”。 1936年11月19日国府令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和四川“剿匪”司令部均撤销，另成立川康绥靖公署，特任刘湘为主任。12月8日国民政府任刘湘为第六路军总司令，邓锡侯为副司令，统率四川各军。  1936—1937年的川康整军会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事件，四川与中央之间进行了一场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局势。在中央，“整军即所以抗日”，表明了蒋介石对1937年川康整军的态度。蒋介石力图通过整军,实现对“国防唯一根据地”四川的彻底统一,以加强对日备战。从地方实力派一方来说，川康整军不可避免地要削弱甚至剥夺“四川王”刘湘的军政大权，而军队就是刘湘的“命根子”，是他在十多年四川军阀混战的枪林弹雨中辛苦经营出来的，是他一切既得利益的根本基础。刘湘一度积极和桂系联手抵御中央的压迫。 1937年3月中旬，刘湘忽接蒋介石急电：“嘱即派全权代表到南京，有要事相商！”刘湘对邓汉祥等“智囊”说：“老蒋一定又在打我的主意喽，先派建设厅长卢作孚代表我去一趟，看他想干啥子名堂。”卢作孚到重庆，只同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跑回成都说：“甫公，贺国光一见我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次蒋委员长主要谈军队国家化的大事。你同刘甫澄关系不够，事关重大，请他另派人吧！’”卢作孚不够资格，刘湘只好对“贴心军师”邓汉祥说：“鸣阶，只有你出马了，无论蒋出什么题目，总之是为了夺取对川军的控制权，我们抱定一个'拖’字来应付，拖一天有一天的机会，总以避免和他冲突为上策！”一见面，蒋介石就直截了当地对邓汉祥说：“四川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个省，就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身体多病，却兼管军民两政……我深恐他体力难以支撑，准备派人去任省政府主席，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治安责任。这既便于甫澄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邓汉祥飞回成都，向刘湘作了汇报。刘湘沉思很久，国家利益最终置于首要位置。他抬头低声吩咐：“分别发电至蒋、何，表示拥护整军。” 4月14日，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到成都，与刘湘商川事六方案，刘湘表示“愿将军政军令交还中央，并愿将川军一律国军化”。  1937年7月6日，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礼堂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刘湘、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杨森等整军委员，以及各军、师独立团以上将官，共300余人。会议由何应钦主持并代表蒋介石说明整军的意义，他说：“1935年6月后川康军队第一次整军，曾经呈报中央有案的，川康军队共为8个军，辖26个师、9个独立旅，总计步兵团171个。若以团为单位来比较，竟然有日本全国军队数量的两倍半之多！”“以四川一省来养这支六七十万人庞大的军队，自无怪乎质量之差。故四川军队必须整理！”刘湘接着致词：“甫澄作为革命军人一分子，拥护国民政府的军政统一，拥护军队国家化。”对于整军，川军中各派系人物各有打算，尚有待逐步协调思想。7月7日，卢沟桥事变。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匆忙闭幕。 中央和四川之间围绕川军整编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博弈，几度甚至处于爆发军事冲突的临界点，会议最终还是达成协议。“整军”基本上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对抗战中中央统一指挥全国军队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川康整军取得成就，分析有以下原因： 1、参与者的努力 作为川康整军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应钦几乎参与了整军实施前的全过程：从年初整军计划的构思、历时近4个月的协商调整和整军方案的出台，到7月赴渝主持整军会议。他凭借个人在整军过程中发挥的代表、组织和协调作用，平衡蒋介石与刘湘利益、促使中央与四川在整军问题上达成妥协，为整军的顺利推进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整军会议召开之前，何应钦特别指出：“四川为国防唯一根据地，希望今后中央与地方精诚团结，打成一片，以树复兴民族之基础。” 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说，川康整军会议结果“达成军队国家化，兼及政治中央化，以奠定安川抗战之基础，此亦在历史上最富有价值之会议也”。 2、当时国情使然 由于四川遭遇空前大旱灾,救灾是全国的共识,同时拥护和平统一、一致对外也是全国的主流民意,这些都不容双方贸然发动内战,于是双方最终妥协。 3、外部因素 1937年6月底各方就达成了川军整编的协议。可是就在川康整军会议正式召开的第二天，日本却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因此，整军会议主持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不得不匆匆结束会议，于7月10日紧急飞返南京。客观上，中国统一的进程又一次被日本人打断。可以说,川康整军会议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两国战略对峙中的重要一环,它基本奠定了国民政府安川抗战的基础。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史上著名的抗战总动员令：“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 1937年8月5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家里打电话约邓汉祥去谈话。谈话中，蒋说：“你晓不晓得，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军政不统一，那个国家还有办法么？”邓说：“抗战结束后，全国军政统一，四川自然也不会例外。”蒋说：“四川财政厅长刘航琛，大嫖大赌，不理正事，太不成话了！告知甫澄另推荐一人，把他换下。”邓说：“现在正要出兵，财政上骤然换人，恐有妨害。可否告知刘主席先准备一个适当的人，等出兵告一段落，再行撤换？”蒋说：“鸣阶，你的建议很好，很好，我赞成。” 8月7日，刘湘应召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刘湘在会上发言：“四川竭力支持抗战，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担！” 8月10日，川军整编完成。经过两次整编，川军人数减去了三分之二，部队的编制更加精于合理，许多军官亦接受培训，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川军的整编虽然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是刘湘在国难当头的特殊背景下，顺应时代要求作出正确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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