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万俊人：科学考察现代性多元生成及发展进路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追求现代性、实现现代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现代性”话题也一直受到学界重视。通过观察西方现代性生成和演进过程的复杂性、内在张力和当代困境，揭示现代性的基本机理和多种可能性进路，亦即“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外一种或多种现代性的可能路径，比如中国现代性及其现实道路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万俊人围绕“现代性的多元镜鉴”这一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西方现代性有其内在限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相适应，西方构建了现代性演化的理论逻辑。西方现代性的生成演进逻辑是怎样的？

万俊人：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开创者和先行者，西方现代性镜像——无论是作为文明史镜像，还是作为思想史镜像，抑或作为人类现代文明镜鉴的坐标参照系，是任何有关“现代性”思考和讨论都必须首先了解的前提性课题。

何谓“西方现代性”？一种初步的理论解答是，它由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理念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科技创新、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世俗化和城市化，以及基于个人权利的民主政治等核心要素所共同构成，表现为一种鲜明的自由个人主义和普遍理性主义精神。其核心价值理念是“自由、平等、博爱（或者宽容）和民主”，而政治民主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后起之秀美国对西方现代性所作出的主要贡献。其基本理论与实践方式是自由主义＋普世主义、世界主义＋殖民主义或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人权民主价值观。其精神内核是西方中心的个人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及其演进逻辑，可以简单概括为，一种孕育于地缘扩展（“地理大发现”）和科技革命（“科技大发明”）的西方现代性，通过市场经济的欧洲勃兴及其持续增强的世界扩张，以及逐渐在欧美国家获得成功的民主政治的加持和世俗化社会运动，最终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或者现代世界历史，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西方现代性”成为人类现代史的代名词。通过这一浩大而又复杂多变的现代历史进程，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现代性确乎积累了成功的值得世界各国学习的现代化经验，凭借“地理大发现”而形成的清晰完整的世界（地球）概念、基于现代科技而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主义、植根于市场经济并经过民主政治不断强化的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之核心价值理念，以及通过持续增强的社会世俗化运动而建立的大众世俗文化，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最基本的文明及文化成就，这也是其最基本的精神财富。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发展证明，西方现代性并不都代表着积极、进步与解放。帝国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映照了西方的“现代性之殇”。

万俊人：是的。西方现代性演进逻辑隐含着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的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地域、资源、资本、财富等占有为目的的权利扩张逻辑。正当合法的权利诉求无可非议，但将权利诉求扩张为权力占有和排斥性、垄断性的霸权，即使是基于所谓“自然法则”的权利诉求也会蜕变为“强权即公理”的权力主义或霸权主义的“强力意志”逻辑，因而无法获得其普遍正当性的辩护。

第二，基于单向权利诉求而非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正义原则，和强权争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达尔文的进化论被简单挪用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证明标准，并同西方基督教的目的论一起催生了现代进步主义观念。将这种生物（生命）进化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文明，便有可能被泛化为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甚或帝国主义的行动法则，争夺高位甚至是争夺“第一”或“优先”便成为某种自然且必然的行为逻辑。一个值得深思的客观事实是，近五百年的西方现代史在某种意义上看，确实更像是一轮接着一轮的新老帝国更替轮换的竞技史、擂台史、战争史。

第三，以无限求利为目的的资本垄断逻辑。资本天然具有其自我无限生殖且追求市场垄断的本性，资本的市场运用却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市场效应和社会效应。这一点在现代国际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直到当下美元霸权与“去美元化”的多种严峻现实，都证明西方现代性的资本逻辑始终沿着某种形式的垄断资本主义路线行进。

第四，将基于上述立场的资源和资本争夺或优先占有意识形态化的自我中心论的利己主义逻辑，或者将精致的或粗陋的、隐秘的或公开的、巧妙装饰的或强制推行的形形色色的行为利己主义意识形态化、价值标签化。

揭示并分析西方现代性的成功经验与内在逻辑或缺陷，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现代性本身，而是为了改进和完善人类社会的多元现代性。

现代性呈现多样化生长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类现代性是否有统一模式？各国如何根据各自国情发展适合自己的现代性及其现代化实践？

万俊人：西方现代化已然领先发展三百多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水准，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先行取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都必须且只能循着西方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步步趋同，即便是初期的模仿和学习，也不等于简单借用，甚至是直接挪用。不同国家和地区必须依据其所处的历史方位、具备的社会条件、可能援用的现代化方式和资源，展开各自不尽相同的现代化进程。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各国的现代化实际情形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亚洲内部，东亚与西亚、南亚国家的现代化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即便是在东亚区域，中、日、韩三国的现代化经验也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和特点。

这一结论至少有三个基本的事实性依据。其一，即便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也并非呈现出同一模式或统一模式，尽管其现代性精神特质大致趋同。在欧洲，不仅西欧诸国的现代化起步有先有后，具体方式也各有差别，而且整个欧洲诸国的现代化结果也非整齐划一。这本身表明，现代性从一开始便蕴含着多种可能性，呈现多样化生长状态。其二，这种多样性在现代化的国际扩展过程中不断凸显，更为鲜明。这种多样性与各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其现代化的初始条件或起点状态、文明和文化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很显然，美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其路径同欧洲先行者们也不同，美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化从一开始就呈现从“零”开始、无中生有的特点。其三，欧美之外其他非西方的前现代国家和地区各自的现代化尝试或实践表明，各国现代化的起始动因、路径选择、展开过程和实际效果都不尽相同：有主动追随的，也有被动应对的；有循序渐进的，也有跨越式的；有另起炉灶的，也有照本宣科的。非西方或前现代国家的现代化经历千差万别，难以归宗如一。

中国现代性有其特殊性和普遍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百多年来，实现现代化始终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中国现代性生成及演进经历了怎样的复杂历程？

万俊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同样也有其特殊的背景、起因，其展开过程亦十分复杂曲折。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现代化经验也是独特的、难以简单复制的。从大约16世纪江南沿海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手工业和商贸“资本主义萌芽”，到20世纪伊始“天朝的崩溃”之后，中国社会很快呈现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相互交织的社会转型。从“器物”到“政制”再到“观念”的三步转进，构成了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三级发动节点或三步递进式。

了解上述背景和历史，是我们认知中国现代性的必要条件，也使我们更能深刻体悟四十余年来改革开放的难能可贵。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现代化进展被举世公认为“世界经济的奇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进入新阶段，即真正开始迈越“前现代社会门槛”并进入全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来临，意味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的中国现代性理论和思想正在破壳而出。因而，探究并理解中国现代性，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时代任务，更是当代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重大挑战性课题。就此而论，厘清并确认中国现代性的真实镜像并使之进入世界现代性图景，不仅正当其时，而且尤为紧迫和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现代性具有怎样的独特面貌和基本特征？

万俊人：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结晶。虽然正处于初生期，但中国现代性的主体要素和基本特征已然清晰可见。

一是不断开放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拓展。一方面，国家经济发展进入全面小康新阶段，消除绝对贫困并开始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终结了近世中国落后挨打的低潮时期。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国，也是当今全球进出口贸易最多的国家，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发展活力。

二是国家政治的高度自主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国际政治融合力不断增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断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模式。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国际平等合作与全球公平正义，赢得越来越高的国际认同。

三是构建快速增长并日趋完备的现代工业制造体系，形成以知识创新与技术改进为鲜明特征的现代生产及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中国以加速超车方式快速完成工业化建设，并基于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大数据、生物工程、新材料新生态等前沿科学技术的充分自觉，寻求从规模数量到内涵品质的科技转化，在各个当代前沿科技领域奋发图强，展现出日益强劲活跃的新发展格局。

四是形成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和日趋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和质量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党和国家把“文化自信”放在同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同等重要的地位，近世百余年来一个长期争议不决的文化难题得到了清晰而科学的解答，这就是如何对待我们自身传统文化的问题。

五是“美丽中国”的生态哲学智慧与“绿色低碳”的全球生态伦理立场。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现代发展五大战略目标之一，同时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和组织全球性生态环境事业，在诸如签署《巴黎协定》等重大国际生态环保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最近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远超预期。今天的中国正朝着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使人民生活在山清水秀、海晏河清的美丽新中国的理想目标迈进。

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及其凝聚的中国现代性精神品格，正受到世界高度关注，表明中国现代性生成与成长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可普遍化的意义。这不仅需要我们从理论与思想上作出充分而有力的回应，更需要借助于一种客观真实而又较为充分完备的互文化比较分析，以彰显中国现代化的成就。

在中西比较中考察现代性进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现代性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现代性途径，您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异同？

万俊人：中西现代性比照，既是一种流行的中国现代性研究思路和方式，也是一种较具典型意义的研究理路。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四个方面展开中西现代性的比较分析。

与西方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中心和资本／利益优先考量的个人自由主义扩张型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中国市场经济是基于兼顾效率与公平、社会权利与社会责任均衡、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开放型市场经济。支持市场经济，反对市场社会，合理有效地发挥“有为政府”的“有形之手”与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之双手合力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主要标识。

同西方国家政治模式不同，中国现代性的政治民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现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基于“人民当家作主”核心理念，是实质的和普遍彻底的人民民主政治。其二，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始终强调并坚守国家政治的独立自主和各主权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原则立场。坚持并完善“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和多极平等的国际民主，反对单极化的国际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方向。

科学技术理性是现代社会文明得以生成并快速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现代性的科学理性主义精神特性。在科技理性这一点上，与其说中西两种现代性的重叠面在不断扩大，差别日益缩小，毋宁说科技理性构成了人类社会现代性最可公度的基础层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现代科技尤其是应用型科技与资本、市场利益日益紧密的勾连，知识产权和高科技领域的国家封锁及区域隔离变得越来越严重，成为科技理性主义普遍化的障碍。不断开放、努力创新、虚心学习，正是我们从先进的现代化国家所学到的有益经验，也是我们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实践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中国现代化经验。

文化是文明的精神内核。在现代性世界语境中，如何料理中西文化、中外文化之间各种可能的遭遇、冲突和兼容，是需要认真面对的重大文化问题。努力实现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时实现与域外多元文化的开放对话和文化共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发展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多元现代性昭示着不同民族可以保持自身特殊性，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建设一个全球共同体。为什么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迄今为止切近人类现代性最具解释力的导向性理念？

万俊人：“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且仍处在开放建构中的现代概念，任何人、任何集团或任何国家都无权垄断“现代性”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相反，每一个文明国家或区域都有权根据自身的现代化实践经验，来充实或者修正“现代性”概念的内涵意义、理解方式和表达方法。尽管如此，“现代性”的目标仍然是也应该是可公度的和可理解的，但实现或界定“现代性”的方式则可能且实际上也只能是差别化和多样性的。允许有多种不同的“现代性”及其实践路径，正是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国际政治多极化、人类文化多元化的必然与自然。任何文明和文化的同质化、一律化主张，都会导致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帝国主义，也难以真正赢得人类社会的普遍认同，更不可持续有效。

经济全球化是实现人类社会“现代性”目标的第一步，也是其必由之路，任何“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主张和行为，都会妨碍甚至中断人类社会通向“现代性”理想目标的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对人类现代性的最新理解，也是我们对建构人类社会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人类共同体的庄严承诺。

编辑：张雨楠